沒有通過選舉就當了總統的人

　　1973年的10月，對于尼克松而言，是多事之秋。“水門事件”並沒有結束的意思，反而不斷深入，法官們已經把白宮作為調查的目標。而副總統阿格鈕則進入了法官們的視線，檢方指控斯皮羅阿格紐在擔任馬里蘭州州長期間納賄。阿格鈕在擔任州長期間，曾經接受一些承包公司的“上貢”，雖然數目並不是很多，但是已經犯下了大忌，用手中的政治權力來“變現”，乃是重罪。

　　阿格紐本來理直氣壯地喊冤，並且在尼克松面前言之鑿鑿地說自己無罪，但是隨著檢方和媒體將越來越多的證據呈現出來，阿格紐糾結于接受審判還是辭職，最後，他選擇了辭職。當阿格紐宣布辭職的時候，第四次中東戰爭爆發了，尼克松一邊應對中東的戰局，一方面得選擇副總統人選。此時的尼克松真是焦頭爛額，要當個稱職的總統看來也不是那麼容易。

　　在國內外局勢非常敏感的時刻，要選擇一個副總統人選是一件非常棘手的事情。當時的美國社會用“一團亂麻”來形容都是不為過的。首先，副總統因為政治醜聞已經下臺，人們已經不再信任白宮，而是等待更大的醜聞出現。副總統雖然是個閒差，但卻也是白宮的臉面，阿格鈕的醜聞及其下臺對尼克松的影響是很大的。其次，尼克松已經是第二任期了，如果副總統足夠優秀，他可以贏得1976年的大選，這對于在野的民主黨是一個打擊，所以民主黨也不會允許一個強勢有為的副總統出現。

　　身在困局中的尼克松定了一個副總統人選的標準：有擔任總統的條件；與總統在思想上相近；忠誠；有可能得到國會的確認。尼克松手中有四個人可以選擇：約翰康納利、洛克菲勒、里根和福特，而福特排名最靠後。最後，尼克松選擇了福特，原因很簡單，因為前三位都太強大了，要麼會引起共和黨內的分裂，要麼會引起民主黨的反對。溫和中庸的福特可能會贏得兩黨的認可，在政治的博弈中，強勢人物未必會笑到最後，反而是比較柔弱的一方會成為各方妥協而不得不接受的選擇。

　　尼克松賣了個關子，他請福特來到橢圓辦公室商談一下事情，卻對副總統人選的事情守口如瓶。後來福特突然接到白宮辦公室主任黑格將軍的電話，告知他將成為副總統人選。福特終于等到期待已久的消息了，他希望白宮能撥另外一部電話，原因是，在那部電話里他的妻子貝蒂也能聽到！

　　當副總統已經讓福特欣喜若狂了，沒想到好事兒還在後頭。“水門事件”導致尼克松辭職了，福特依照憲法規定成為了總統。1974年8月8日，也就是尼克松離開白宮的前一天，他和福特有一次長談，也算是交接工作。尼克松向福特傳授了一下外交經驗，希望白宮的班子能夠盡量保持原樣，尤其是亨利基辛格要留任。尼克松承諾要給世界各國政要打電報，告訴他們福特將會延續前任的外交政策。尼克松強調：“我們一定不能讓一些國家的領導人利用我辭職這個創痛的事件，在越南或世界上其他地方對美國進行考驗。我們不能讓人錯誤地認為，我們的行政權威已經被‘水門事件’削弱到這樣的程度，不論哪里發生侵略，我們都不會起來應付了。”

　　尼克松所言不虛，在七十年代的美蘇對峙中，美國處于下風，當然不僅是因為“水門事件”，更多的是因為一場錯誤的戰爭。越南戰爭與“水門事件”同時發生，可謂禍不單行，美國社會的反戰運動顯示了社會的分裂，尤其是對政府的不信任。福特幸運地沒有經過激烈的選戰就當上了總統，但不幸的是，他面對的是一個爛攤子。

　　1974年8月9日，傑拉爾德福特送走尼克松之後發表了就職演說，其中有一句非常有意思：我的同胞們，長期困擾我們國家的噩夢結束了。福特覺得這句話對尼克松太不公平了，不能做過河拆遷的事情，但是就職演說的起草人卻堅持要把這句放進去，因為這彰顯了福特的誠實。的確，福特在就職演說中表現得非常忠厚老實，他坦言：“我非常清楚，我並非是大家投票選舉出來的總統，因此我請你們用祈禱來確認我作為你們的總統。同時我也希望這樣的祈禱同樣能成為先例。我既沒有競選過總統也沒有競選過副總統。我從未歸屬過任何黨派的陣營。在我開始這項非常艱巨的工作時，我不欠任何人的，除了一位女性——我親愛的妻子。”

　　福特希望美國人能夠接納他這位非民選總統，希望美國社會可以醫治“水門事件”帶來的創傷。他講道：“當我們包扎好‘水門事件’這一比對外戰爭更痛苦、毒害更深的內部傷口之後，讓我們恢復我們政治進程的良好秩序，讓兄弟般的友愛清除我們心中的質疑和憎恨。”

　　福特的就職演說更像一次談心，希望美國人能夠恢復對憲政，對白宮的信任。但是美國面臨的問題絕不是三兩句溫情脈脈的話就能解決的。此時國內經濟開始陷入滯脹，從羅斯福時期起大行其道的凱恩斯主義帶來了大量的債務，政府機構膨脹，經濟活力衰退。福特顯然沒有做好應對經濟衰退的充分準備，在短短的三年半的總統任期中，他否決了66項法案，而尼克松一共才否決了44項，由此，福特獲得了“否決先生”的雅號。

　　在外交政策方面，福特總統也顯得捉襟見肘，幸虧尼克松總統為他留下了一位外交高手——亨利基辛格。尼克松和基辛格堪稱外交舞臺的俞伯牙與鐘子期，尼克松為基辛格提供了一個表演的舞臺，而基辛格則長袖善舞，不負所托。尼克松決定辭職的時候，基辛格表示共進退，尼克松則說：“對美國來說，對我們為建立一個更加和平的世界所提出的一切倡議來說，最壞的事情，莫過于你在我辭職之後也辭職。在我們國家，壓根兒就沒有一個人夠得上替你擦皮鞋，更不用說能穿你的皮鞋了。”尼克松說的是實話，但是只有在尼克松提供的舞臺上，基辛格的才能才得以發揮。事實證明，福特上任之後，基辛格發揮的空間就小得多了。

　　在福特任期內，美國完成了從越南撤軍，但是這個過程絕非完美。美國駐西貢（即今胡志明市）大使館的人員是在美國海軍陸戰隊的保護下，乘坐直升機從大使館屋頂起飛的。越南戰爭就這樣在倉皇逃跑中徹底畫上了句號，絕不是史泰龍在《第一滴血》里面演繹得那般勇猛。

　　1976年的大選中，福特敗給了卡特，而這一結果，早在辭職之前尼克松就已經預見到。他在日記中寫道：“我的估計是，民主黨已下決心將我趕下臺，把福特弄上臺，然後再把他搞掉，以獲取1976年大選的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