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隨著我們在工作上要在更多的自由或較低的安全感之間做出選擇，我們搬家的次數更多了。每年差不多有4 000多萬美國人選擇搬家，其中超過1/3的人遷移到了其他的縣或州。每個美國人一生平均要搬遷14次，而這只是其中的一次。人們搬家的時候，絕大多數會選擇生活在與自己有著相同愛好的人中間，他們喜歡同樣的咖啡館、書店、節日和政見。當比爾畢曉普繼續想對整個美國發生的這種現象繪制出一張趨勢圖時，他的數據表明：人們這種選擇與類似的其他人生活在一起的偏好對于這個國家的政治地圖明顯產生了影響。在1976年，只有26%的美國人居住在大選時出現壓倒性勝利的縣，而到了2000年，這個人口數就增加到了45.3%。這非常有助于對近年來困擾著美國政治運動的尖銳和兩極分化現象做出解釋。但這種現象並不是美國所特有的。

　　“我們在倫敦所住社區的鄰里關係處得很愉快。”麗貝卡說，“鄰居們挺快樂，在我們家對面的保羅（Paul）和朱麗葉（Juliet）一家和我們一樣，35歲左右，有兩個男孩。雖然他們的孩子更小一點，但確實是同齡人。朱麗葉不工作，我也只是做兼職。這條街上住的都是像我們這樣的人，每家的人簡直就是在復印機上復印出來的同一類人。”

　　在他們購置房子的時候，麗貝卡回想起他們受到了價格、上下班的遠近和學校的選擇這些因素的驅使。她的所有鄰居也在參考同樣的標準，所以他們最後能聚到一起也許不是什麼讓人驚奇的事。

　　“我猜你就會說這個。”麗貝卡承認道，“不過其他地方也適合我們的要求。但是當我們來到這里的時候，可不僅僅是從使用功能上來考慮的。我們喜歡這里，現在仍然喜歡這里。我們感覺找對了地方。” 

　　畢曉普認為，我們更願意接受不會對我們形成挑戰的生活安排。即便是娛樂消遣這樣的事情，我們也要尋求周圍的人的認可和確認。康涅狄格州的衛斯理大學通過為學生提供28種不同風格的宿舍，以迎合這種渴望，這些宿舍圍繞著不同的主題進行安排，其中包括為信奉“折中主義”的學生設計的宿舍（顯然，甚至不喜歡某些主題也算是一個主題）。設在紐約的科爾蓋特大學（Colgate University）有一個宿舍是專門為愛看外國電影的學生安排的。

　　生活在倫敦也沒有什麼不同。我過去常住在斯托克韋爾，這個地方曾經被當時的地產公司稱為“混合區”，表示這是一個種族混雜居住區，早期維多利亞式的連排別墅和20世紀60年代地方當局營造的簡易住宅交叉錯落地分布著。但是，在這兩種建築物之間你看不到有什麼交往，鄰里之間借杯糖的事也不是很多。老師、教授、商人和電視制片人住在粉刷過的、漂亮的房子里，十幾歲的未婚青少年和父母則住在他們的對面。至少我們能夠相互看到，可是我們非常疏遠。

　　後來，我們搬到波士頓，選擇住在北角區（North End），這是富有特色的意大利人聚居的城區。我們來自歐洲，選擇這里是因為與其他的城區相比，這里幾乎不會讓我們感覺到自己是外國人。我們習慣了也喜歡在街上聽到意大利口音，我們也喜歡在晚間聞到飄來的大蒜香味。不過，我們沒有任何的意大利朋友，只有一位意大利裔的碼頭裝卸工做鄰居，但是，我們知道路易斯（Louis）只會說意大利語的“ciao”打打招呼，不是“你好”就是“再見”。那麼，我們和什麼人一起消磨時間呢？跟我們一樣的人：受過教育的、有小孩子的白人專業人土。

　　現在我們住在英國的薩默塞特（Somerset），這里城鄉之間的兩極分化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的鄉下鄰居們很少去倫敦旅行，但當他們作為遊客去倫敦的時候，不僅吹毛求疵，還多少有點害怕。不過這也是互有利弊。一位受人尊敬的英國劇作家皺著鼻子，對我講述了她在多賽特郡旅居的故事。雖然她喜歡那里的風景，但是因為在周末來探望她的城市朋友不多，她就縮短了在那里逗留的時間。她所渴望的是倫敦那樣的生活，但也想讓門前開滿玫瑰。她想居住在鄉村，卻不能融入其中。隨著更多的倫敦人搬到鄉下去住，每年我都能發現他們在尋找同樣逃離城市的人，這樣的人更容易成為朋友。

　　在學術圈子里情況也是一樣。芝加哥大學很有名並不是因為它產生了各種各樣的經濟理論，而是以清一色的貨幣主義學說而知名。同樣，當我參加一位劍橋大學知名心理學家的退休歡送會時，讓我非常吃驚的是，一整天的學術論文交流完全沒有其他學科的身影出現在房間里。我們正在談論人類大腦和社會行為，但神經係統科學家、社會學家和人類學家在哪里？整個活動室的一致性讓人感到不安。

　　憑借著本能，我們聚居在志趣相投之人組成的社區里，減少與不同的人、不同的價值觀和經驗的接觸。我們慢慢地但確定無疑地將目光鎖定在自己已知的事物上，再也看不到其他的一切。我們可能比從前擁有了更多的選擇，但我們狹隘的偏好得到了很好的保護。 

　　傳媒企業完全理解這一點。他們知道，當人們購買報紙或是雜志時，並不是想找人打架。天空新聞臺（Sky News）的忠實粉絲並不是一個定期閱讀《衛報》（Guardian）的讀者。我們是在故意地選擇媒體，排斥那些與我們意見不一致的節目、報紙和電視臺，因為陳陳相因讓我們感覺很舒服。對于熟悉和舒適事物的搜尋構成了我們媒體消費習慣的基礎，這和讓我們想念媽媽做的面包、奶油布丁的習慣是一樣的。

　　這種習慣出于本性，但卻不是中性的。卡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在他所謂的“群體極化效應”中發現，當志同道合的人組成的群體聚在一起時，他們彼此不會懷疑，並且使得相互的觀點變得更加極端。（值得一提的是，桑斯坦是哈佛大學的教授，他與另一位哈佛大學教授薩曼莎鮑威爾〔Samantha Power〕結婚，現在兩人都在假期為奧巴馬政府服務。）就像潘多拉網絡電臺會讓你的欣賞口味變得狹隘一樣，志趣相投的人對輿論也會產生同樣的影響。

　　2005年，桑斯坦和他的幾位同事將兩組志趣相投的人聚在一起，一組來自科羅拉多州博爾德的自由主義者，另一組來自科羅拉多州斯普林斯的保守主義者。在他們各自的組內，每個人按照要求思考三個問題：民事伴侶關係（civil partnerships）、平權運動和氣候變化。但在探討開始之前，每一個受試者要把自己對每個主題的意見記錄下來，然後，將兩組人打亂，混編在一起，鼓勵他們就各自的觀點展開討論。

　　分組審議繼續是禮貌地進行，投入而且獨立，但當他們完成討論時，幾乎每一個成員最終所表現出來的立場比他們剛開始時更加極端。在氣候變化條約問題上，來自科羅拉多州斯普林斯的保守主義者原先是保持中立的，現在開始反對它。在民事伴侶關係問題上，博爾德市的自由主義者原先只是多少有點讚成，現在則堅決地肯定了他們的成就。桑斯坦說，在討論開始時每個小組在意見上的小分歧被“震懾住”，而它們之間的差異則逐步增大。 

　　即使當面對大量的數據和爭論時，桑斯坦關于群體的研究表明，當個人在閱讀時，他會關注那些支持他當前觀點的信息，而對那些與自己觀點相左的信息則很少注意。總體而言，相比尋找與自己觀點相悖的信息，人們可能會投入大約兩倍的精力去尋找支持自己觀點的信息。討論過程本身並沒有讓人們增長見識，反而導致他們對其他可能的選擇視而不見。正如羅伯特不再與阿爾巴尼亞女性外出約會一樣，我們也不再正視那些看來讓我們感覺非常不舒服、非常紛亂的地方、工作、信息或人，因為我們內心深處有自己堅持的信仰。我們可能認為我們可以接受挑戰，但我們真的做不到。和我們有形的家一樣，我們在心智上的家也是我們自己選擇的，是專屬和排外的。

　　從理論上講，因特網將要改變這一切。能夠訪問到世界知識寶庫應該讓我們免受認識之人和所屬制度的限制。畢竟，通過因特網的鏈接你能夠結識任何地方的任何人。然而，盡管我們大家現在能夠接觸的信息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要多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我們卻多半不加以利用。就像看報紙一樣，我們只閱讀那些與自己意見一致的博客，但是，我們實際上踏進了一個無限的回聲室，85%的博客都會鏈接到其他具有相同政治傾向的博客。網絡從電腦到手機的轉移更加速了這種趨勢。對手機應用程序的依賴表明，我們消費的信息比從前受到了更多的篩選，或許跟網絡變成大眾傳媒之前的時代一樣地受到限制。 

　　實際上，網絡的力量之強大在于它具有發展和聯係同好群體的能力。它不僅僅可以把一些茶黨成員與另一些茶黨成員聯係起來，或者是讓伊斯蘭聖戰士找到另外的伊斯蘭聖戰士。不管你住在什麼地方，無論你年齡有多大，是否喜歡蘭花、合氣道或觀念學，你都可以發現志趣相投的狂熱支持者，並與他們建立聯係。為什麼人們想要這樣做呢？因為這樣做等于你走上了一條捷徑：從你類似的人那里得到的信息，你認為是可以信賴的。如果你不懂得蘭花如何起苗和分盆，蘭花愛好者社團會讓你節省很多錢，也不再那麼地憂心。不管是離線還是在線，聚集在由共同愛好的人組成的界限分明的社群中會有什麼好處呢？你相信鄰居給你的建議或者推薦。如果他們喜歡一個學校、飯店或是某個電影，那麼你也有可能會喜歡，你不必將它們逐一嘗試，或者閱讀全部的評論。我們抱成一團，乃是因為它讓我們感覺舒服和安全，更是因為這樣做效率很高。我們沒有必要親自去了解所有的事情，那是一種費勁的、緩慢的方法。

　　在捷徑把我們引入歧途之前，捷徑使得我們更聰明，效率更高，而且能從很多方面獲得收益。這正是伯納德麥道夫（Bernie Madoff）接觸到一個投資者社群時所發生的事，所有這些人都非常相似，並且熱心地傳遞他們了解到的市場信息。

　　歐文史泰博（Irvin Stalbe）說：“我的賬戶是從父親那里繼承的。”

　　我們是在史泰博位于佛羅里達州龐帕諾比奇（Pompano Beach）的簡樸公寓里交談的。他55歲時在那里退休，然後繼續在一家銀行里做兼職，僅僅是為了有人陪伴。他從麥道夫基金賬戶里掙到的錢用在了額外的假期和購買少量的彩票，並用于支付孫子們的學費。

　　“我對這個賬戶知道得不多，我是在父母去世時得到了它。他們並不富裕，只是每年存上那麼一點。我也試過自己投資，不過我不擅此道，我只是想它是穩定的，而且奏效。

　　“當我把文件帶給我的會計時，他看到了收益數，他說他想往里面添加點錢。于是我們商量出一個辦法，那就是向任何一個想向里投錢的人發表一個聲明。最後，我有40個朋友和親戚投資了這個賬戶。”

　　讓我感到驚奇的是，在他們聯合投資之前，那個會計或者任何人就沒有做過調查嗎？

　　“沒有，確實沒有。我們這個賬戶已經25年了，在我之前，我的父母就已經用了20年了。多年以來，我們將朋友和孫子們吸收進來，全都是在我的名下。很多年了，它非常棒。當然，現在我搞明白了，我本來應該記住這個黃金法則的：永遠不要把你所有的錢放在一個地方。可是在當時，我是說，每個人都在里面。我們沒必要擔心。”

　　麥道夫騙局 是一種親緣式犯罪，詐騙的都是一些類似的人，欺騙的都是不會提出質疑的人，因為他們彼此之間感到非常舒適以至于他們覺得沒有必要做任何調查，他們在抄近路。如果與史泰博及其家人坐在他們佛羅里達的客廳里，你就會覺得他們並不是貪婪之人，他們只是想得到一個可靠回報的安全感，而且他們發現他們處在同一個投資產品中可以相互驗證。盡管我們之中很少有人為此付出高昂的代價，但這就是我們每天都在走的捷徑。

　　“我沒事，”史泰博說，“我還有一些收入，我在我兒子的外賣餐館打工，擦桌子，在後臺幫忙。我喜歡和別人聊天。可是我的妹妹被毀了，她現在一無所有。我嫂子也是一樣的情況：她的錢有90%放在了賬戶里。都怪我。”

　　那些日子里，最困擾史泰博的並不是他自己的財產損失，而是他把很多其他的人拉了進來。他很生自己的氣，因為他的自信造成了他們的自信。每一個人彼此感覺非常舒服，他們都有很多共同點，以至于從未有人提出什麼異議。也正是這種親緣關係才使得麥道夫詐騙達到了天文數字。每個人都在把其他人的確信當作捷徑，以此進一步地確定他們的投資策略。 

　　捷徑是很實用的，不過當你選擇走這條道路時，一路之上你會失去很多  ：這就是捷徑之所以為捷徑的原因。和與我們相似的人一起生活、工作和做出決策，不僅讓我們感覺舒適和有效率，而且它也會大大地限制我們的思考方式，讓我們的視野狹隘很多。我們的關注點越集中，我們忽視的東西就會越多。

　　這樣的盲點也真實地存在于大腦之中。羅伯特伯頓（Robert Burton）過去曾是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醫院錫安山醫學中心（Mount Zion-UCSF Hospital）的神經內科主任，他不斷地在思考，一直在尋找理解和挑戰“偏見導致我們確信”的方法。他知道得非常清楚，在無休無止尋求匹配的過程中，我們的大腦會拒絕那些可能會讓我們開闊視野和睜大眼睛的信息，或者拒絕那些讓我們有點不太確定的信息。

　　伯頓說：“神經網絡不會給你一條直達路線，比如，從光的閃爍直接變成你的意識。沿途投票的委員各種各樣，不管閃光是否直接變成了你的意識，如果獲得了足夠的‘讚成’票，那麼肯定你會看到它。如果支持票數不夠，那你就看不到它。

　　“事情就是這樣 ：你的大腦喜歡什麼？什麼可以得到它的‘讚成’票呢？大腦喜歡它已經認可的資料，它喜歡熟悉的東西。所以你會立即看到熟悉的資料，其他的資料可能會花更長的時間大腦才會注意到，或者它就從來不會讓你感覺到。”

　　在加利福尼亞州索薩利托（Sausalito）的一個美麗清晨，我們在談話時俯瞰著海港。時間還早，周圍還沒有很多的人，只有寥寥幾個人。在喝第一杯咖啡之前，伯頓已經開始熱切地掃視著遠處的地平線。

　　“我意識到人們開始四處活動，鎮子開始醒來。”伯頓繼續說道，“但是背景不清楚，不會引起我太多的注意。但是如果一個我認識的人走過大街，我馬上就會看到他。嗖，直接進入我的意識，從頭到尾全是讚成票，一個完美的匹配。”

　　伯頓非常清楚人們對匹配的喜愛和對確定性的渴望。這正好與作為一個科學家的探索精神相抵觸，因而多數情況下他對此表示懷疑，因為他認為這阻止了我們看到更多的東西。他把在我們大腦中的神經網絡的開發比作河床的形成。

　　“想象一下河床的逐漸形成。最初的水流可能是完全隨意的，開始時沒有哪條線路更可取。但一旦小溪形成，水沿著這條新生成的、阻礙最小的渠道流淌的可能性會加大。隨著河水繼續奔流，溪水變深，一條河流產生了。”

　　這是一個美妙的隱喻，也是一個有用的隱喻。我們生活得越久，積累的相似的經驗、朋友和想法也就越多，水流動得就會更快、更容易。阻力越來越小。阻力的減少讓我們覺得容易、舒適和確定。然而，與此同時，河的兩岸也在長得更高。當我們追隨志趣相投的人，加入志同道合的社團，在同質的企業文化里做著相似的工作時，河床下降，越來越深，而兩岸卻在上升，越來越高。感覺很好，水流高速流動，暢通無阻。只是什麼東西你都看不到了。

　　這就是故意視而不見如何開始的，“失明”並非有意識的、審慎的選擇，而是一連串的決定造成的，這些決定雖然緩慢，但無疑限制了我們的視野。我們沒有感覺到我們的洞察力正在被封閉，盡管多數人的意願是讓視野保持開闊和豐富。但是，我們的盲目正在從我們做的小的日常決策中生長起來，深深地扎根在我們確立的思想和價值里，我們感到更加溫暖而舒適。而這一過程最讓人感到驚恐不安的是，隨著我們的視野越來越窄，我們感覺更舒服，有了更大的確定性。即便是風景在縮減，我們卻認為我們看到了更多。 

　　第2章    愛情讓人盲目

　　愛情常會對缺陷視而不見，

　　永遠以歡樂為念。

　　——威廉布萊克（William Blake）

　　1970年，風疹疫苗首次被接種，但是，在此之前若幹年，懷孕時患上風疹對于母親和胎兒來說都是很危險的。邁克爾（Michael）的母親知道這一點，她的家庭成員中有許多位醫生，但是，她卻無能為力。因此，邁克爾在1948年出生時，患有先天性心臟缺陷。

　　長大以後，他身體虛弱，不能從事體育活動。但是，倣佛他知道他的未來必須依靠頭腦而不是發達的肌肉一樣，邁克爾非常聰明。所有他的耶穌會的老師都知道他是一個需要愛護的學生，他肯定能取得好的考試成績，進入一流大學，有可能將來做一名牧師。“牧師”的願望沒有成真，但其他期望都實現了。邁克爾成長為一個聰明得讓人震驚的人，幾乎是第一眼你就能看得出來。他也非常幽默，這成為他的一個不可或缺的補償缺點的優點。

　　大學畢業後他進入了廣播行業，開始是在廣播電臺，之後轉入電視臺。電視工作非常緊張，他在電視臺的工作時間與他第一次心臟瓣膜置換手術的時間相衝突。通常，他會勇敢地正視現實，以掩飾內心的恐懼。對絕大多數人來說，心臟手術不是在他們二十幾歲時需要考慮的事情。後來，在公共遊泳池中，當孩子們對他胸口上從上而下厚厚的紅色傷疤感到驚訝時，他會解釋說自己是一個倣生人，只是利用一小片發出滴答聲的塑料來維持生命，這給孩子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過多少有點嚇著他們。

　　就像19世紀的結核病人一樣，瀕臨死亡讓邁克爾比其他人更加想要活下去。每一次的經歷都是那麼地生動，每一次的遭遇都是如此地致命。當心臟中的塑料瓣膜開始失效，需要再做一次心臟手術時，他不是特別擔心，因為他知道慣常的程序。對朋友們來說，在醫院里坐在他的病床前，被那位手指修長的、喜歡保時捷汽車的心臟外科醫生馬格迪雅克布（Magdi Yacoub）的故事逗得開心快樂，這是小鎮上再好不過的社交場景之一了。但是，有一點越來越清晰，一旦涉及婚姻和家庭的問題，邁克爾可就不是令人滿意的家夥了。無論女士們發現他有多麼地魅力超凡、體貼周到，並且見解深刻，他都不是一個好的結婚對象。在第三次手術前，與他相處了9年的女友萊斯利（Leslie）下決心是時候要離開他了。萊斯利約他喝茶，跟他解釋說，盡管她非常愛他，但她還有一段很長的人生之路需要她認真考慮。談話結束之後走著返回辦公室時，他想到了幾種心臟可能會停跳的方式。

　　不過幾年之後，邁克爾重新回到了廣播電臺，他與一位同事相愛並且結了婚，有一段時間，他擁有了自己曾經夢想的一切：美滿的婚姻，可以為他贏得尊重的令人興奮的工作，可以讓他與作家、藝術家、音樂家們聚會，他們都非常欣賞他的勇氣和智慧。邁克爾開始打算生第一個孩子，但之後他再次病倒。這一次他需要做心臟移植手術，但在手術安排好之前，他離開了人世，當時他38歲。

　　當我嫁給邁克爾時，我是故意視而不見嗎？當然，我是的。我了解他的心臟狀況，每個人都知道。但是我與他墜入愛河，我認為這沒有關係。我們要永遠生活在一起，想辦法唄。現在我知道了一些實際情況，我們有相同的姓名首字母，都是外國移民，上過同一所大學，同樣的中等身材，這些事實讓我們之間的關係變得相當堅決。但是，我應該早做研究就好了，發現他的壽命會很短，或者與心理學家談論悲傷的痛苦，或者讀一些講述孀居憂傷生活的書。但是這些事我一樣也沒有做。我不去看這些讓人傷心卻又確定無疑要發生的事情，假裝它們不存在。

　　愛情是盲目的，並非神話中描寫的那樣因為丘比特的箭是隨機射出的，而是因為一旦被這些箭射中，我們就變成了睜眼瞎。當我們愛上某個人的時候，我們會把他們看得比在別人的眼里還要聰明、機智、漂亮和強壯。對于我們來說，心愛的父母、配偶或孩子有著無限的才能、潛力和美德，僅僅是個陌生人是不能夠識別出這麼多優點的。當我們出生時，是愛讓我們得以存活。如果母親失去對孩子的愛，任何一位剛生完孩子的母親如何能夠悉心照料孩子呢？任何一個孩子又怎麼能夠存活下來呢？如果我們在愛的懷抱里成長，我們會確信其他人信任我們，可以維護和保護我們。因為我們受到愛護，因此我們可愛，這種自信是構成我們的個性和自信心的基本材料。我們相信自己，至少部分相信自己，因為別人信任我們，而我們對他們的信任又非常地依賴。

　　作為人類，有很大的動力驅使我們去尋找和保護讓我們自我感覺良好和讓我們感到安全的人際關係。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要與和我們相似的人結婚，跟與我們相似的人比鄰而居，並且要和與我們相似的人一起工作的原因：那些從他們身上可以看到我們自己的每一個人都是對自我價值的一種肯定。愛情也在做同樣的事，只是它蘊含著無限多的熱情和動力。我們之所以讚賞自己，是因為我們得到了別人的愛，為了保護我們的尊重所依賴的重要，我們會激烈地戰鬥。縱然我們的愛是建立在幻想的基礎上，它看起來也像是真的一樣。的確，似乎有些證據表明，不僅是所有的愛基于幻想，而且愛也積極地要求幻想，為的是讓愛得以持續。

　　當心理學家對約會中的青年未婚男女進行研究時，他們分析了一方對愛侶的看法，然後將它與愛侶一方自己的看法加以比較。他們發現兩人的看法相去甚遠，因為情侶把她的愛人看得比愛人自己認為的要好，而且在這種對伴侶的理想化發生時他們的關係更有可能得以繼續保持。當人們在伴侶的身上看到了他們的伴侶自己都沒有看到的優點時，他們就會對他們的關係更加滿意。換句話說，對所愛之人理想化有助于關係的持久。

　　這些積極幻想的有益作用遠不止于此。當你愛上一個人時，他們就會開始適合你對他們的幻想。因此，這是一個良性循環：你對愛侶的想象越好，愛侶就會開始不辜負你的幻想，你也就會更愛他們。這聽起來有一點像神話故事，但是，親吻青蛙會讓他們感覺真的是在扮演王子或公主。這確實有一種魔力：幻想變成了現實。我們不是因為他們是什麼樣的人才愛他們，而是因為我們認為他們是什麼樣的人才愛他們，或者需要他們成為我們認為的那種人而愛他們。

　　所以我嫁給了一個我不認為是病殘的人，而我們在一起很快樂還有一個原因，那就是我們就像他什麼毛病也沒有那樣地生活。這是一種有益健康的視而不見，缺少了它，我們的關係就沒有了希望。即便是無關生死，這也是每個人都要做的：忽視缺點，不顧慮失望，關注那些積極的方面。彼此的愛讓我們看到彼此最美好的一面，甚至是強迫我們去看。

　　這並不表示說我們就沒有疑惑，我們當然會有懷疑。但是，這樣的疑惑傾向于在我們已經對關係投入了很多之後才會浮出表面。盡管這樣說會讓人聽起來非常冷酷無情，但是它和我們其他的投資是一樣的，正如行為經濟學家卡尼曼（Kahneman）和特沃斯基（Tversky）的發現：損失隱約可見，而且遠大于相應的收益。當你把這一發現應用到愛情生活時（而不是股市）時，它就意味著：當一個親屬關係開始讓人不開心時，失去它的恐懼對我們來說可能要遠遠地超過對自由的珍惜和對解脫的希望。如果交往中出現了毛病，我們會把它擱置一邊，努力適應，或者我們嘗試著弱化我們的擔憂。我們會尋找借口（他今天倒霉透了，或者他的童年很慘），我們會編織替代性的解釋（她其實並不是這個意思，我肯定是誤會了），或者我們可能只是削弱失望情緒（這並不是一個重要的生日）。我們會挖空心思來維持幻想，對麻煩或痛苦的事實視而不見。我們用幻想來保護我們的生活。

　　因為我們的個性和安全感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我們所愛的人，因此，我們不希望看到他們受到任何威脅。因此，在嫁給邁克爾以後的絕大多數日子里，我都不去想他的虛弱，或者是他的心臟。我們繼續徒步旅行，還經常遊泳。我可能是這樣進行合理地解釋的，通過讓他保持身材，我就能讓他保持健康，或許我也會保持健康。但是，我也是在做戲，似乎我的丈夫跟我的同齡人一樣地強壯和健康。我只能相信這一點。

　　我的情況也許是一個愛情蒙蔽了所有物理現實的極端案例。但是，當涉及愛情的時候，理性的理解產生的影響是如此的微乎其微，就算是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人和最理性的人也會對此大為吃驚。

　　一天晚上，迪克（Dick）告訴我：“我記得母親打電話給我，向我訴說她的手臂和胃部正在疼痛，已經持續了差不多20多分鐘了。”迪克是一名內科大夫，經驗豐富，頭腦冷靜，而他說話做事喜歡一針見血，從不留余地。像許多醫生一樣，他喜歡診斷所帶來的智力挑戰，不可能做事後諸葛亮。“她對我說可能是她吃的東西的事。我立刻回答，是的，肯定是你吃的什麼東西造成的。我就挂斷了電話。”

　　當他講述這個故事的時候，迪克的妻子林德賽（Lindsey）看著他，一臉的茫然。她也是一名醫生，但我們正在談論的不是她的父母那邊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