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我就挂了電話,把談話講給林德賽聽,她看著我說:‘不對,不是她吃的食物的事,她是心臟病正在發作。’當然她是對的!所以我馬上把電話打了回去。”
迪克講述這個故事時啼笑皆非,他竟然把如此簡單的問題搞得錯得如此離譜。當然了,這就是醫生不應該給自己的家人治病的原因,因為愛讓他們看不到病情的真實情況。令人遺憾的是,這並沒有阻止家人向他們尋求建議,甚至有時還會要求免費的家庭看護。事實證明,專業的組織也沒有辦法禁止醫生治療自己的家人。這種危險是雙重的:不是傾向于將病情輕描淡寫(我愛你,不能接受你生病的事實),就是傾向于小病大治(我不能承受失去你的痛苦,最小的病也要治)。我所遇到的每個醫生都經歷過其中一種的反應,他們知道自己無法對家人做出正確的診斷,他們也知道這並非自己醫術不精的體現。
我們的特性非常依賴于我們所愛的人,家庭生活的核心作用是保護我們對彼此的幻想,這就是組建家庭的意義所在。在電視劇中,因為對家人的愛而變得盲目的典型人物一定是卡梅拉瑟普拉諾(Carmela Soprano) ,她的丈夫是殘忍、淫亂的惡棍,而她則徘徊在知情和不知情之間。她將如何獲知真相呢?這會摧毀她所愛的一切:她的家庭、她的住宅、她的孩子,以及她認為自己還是一個好人的感覺。對她的孩子麥東(Meadow)和小安東尼(Anthony Jr)而言,面對這個事實更為容易,他們不能選擇父親,也不覺得他們的身份完全依賴于他。但是,卡梅拉選擇了托尼(Tony),所以,對于她來說,面對她已經寬恕的一切要付出很高的代價:不僅是天主教徒的罪惡,她還要對難以想象的“可怕行為”負責。她非常希望托尼能成為一個好父親,讓她的家庭成為一個典型的美國幸福之家,她的身心能量的大部分都用來維護讓她的生活值得一過這個幻想之上。她對托尼的犯罪行為視而不見,因為她不得不這樣做。
卡梅拉的困境是極端的,但也是與每個人都有關的,這正是這部電視劇受歡迎的原因。許多夫婦發現自己陷入這樣一種境地,他們擔心糟糕的事情會發生,因而寧願假裝不知道。就像卡梅拉一樣,人們更容易睜一只眼閉一只眼,並且一舉一動就像是一切正常。在這方面,虛構的文學作品與現實並不一致。與卡梅拉極力表現得富有魅力而又生活闊綽大相徑庭的是,據大家所說,普瑞羅斯希普曼(Primrose Shipman)顯然拒不承認她的丈夫哈羅德(Harold)是英國犯罪史上最殘忍的連環殺手。盡管有大量的證據可以證明他罪行累累,她依然堅決主張她的丈夫是清白的。在她的丈夫被定罪之後的調查中,她回答“我不知道”的次數已然過百。但是,沒有人認為她是虛偽的。主持調查的珍妮特史密斯(Janet Smith)女士對普瑞羅斯的描述是“誠實而直截了當”。在希普曼的3個病人死亡時她到了現場,或者說在他們死亡之後她馬上就出現了,並且站在其中一個病人艾琳查普曼(Irene Chapman)的身邊,而她的丈夫去看另外一個病人。然而,所有的跡象表明,她沒有看到事情的來龍去脈。
盡管鄰居們對她的忠誠感到吃驚,並且很是反感,而其他的觀察者並不這樣認為。唯一與哈羅德希普曼會談過的精神病醫生理查德貝德庫克(Richard Badcock)描述了他對于控制的可怕欲望,並發現妻子是一個可以利用的理想掩體。普瑞羅斯希普曼畢竟要完全依賴她的丈夫。當她在17歲懷上哈羅德希普曼的孩子時,父母就與她斷絕了聯係,在她草草舉行的婚禮上,她最後一次見到父親,母親甚至沒有出席。她識字很少,只能靠當保育員和經營一家三明治店賺取微薄的收入,但是,因為她有4個孩子需要照顧,這使得她在情感上和經濟上都要依賴于丈夫。沒有任何跡象表明她有親密的朋友,或是其他能夠給她帶來角色和地位感的社會關係,雖然她的婚姻是屈辱的,但她是有婚姻的,這些社會關係本應由她的婚姻來提供。在她的人生中,顯然沒有這樣的時刻,讓她有力量或者具備自立的能力去看清在她眼前發生的一切。
我們中的絕大多數人從來就不必應對拒絕相信的普瑞羅斯希普曼生存下去所要面臨的苦惱。我們更有可能揭露的秘密是婚外情。眾所周知,雖然存在外遇的夫婦有多大的比例難以確定(理由顯而易見),估計佔到婚姻的比例介于30%∼60%之間。在離婚期間,有24%的離婚要引證外遇卻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艾米麗布朗(Emily Brown)說:“在夫婦中間,當有人出現外遇時,沒有人真的想知道。”艾米麗布朗是一位婚姻治療師,對婚姻不忠的深刻認識和研究似乎並沒有毀掉她的樂觀態度。她55歲左右,依然穿著色彩濃烈而鮮亮的服裝。在她的一間辦公室里堆滿了書籍和藝術品,只有一個陶罐,上面貼著一個標簽“認知超載”,暗示有時知識也會成為一種負擔。
在她執業的實踐中,艾米麗布朗的工作就是幫助婚姻受到外遇威脅的夫婦或個人。在客戶來找她之前,婚外情通常已經被發現,她所看到的部分表現是受到背叛的配偶感到沒有留意到事情的進展而感到的憤怒。
“他們可能已經懷疑了,”布朗說,“但即使是在一方有疑心的婚姻中,你如何才能要求並且讓婚姻完好如初呢?如果對方沒有外遇,那你就是憑空懷疑的挑釁行為。如果對方有外遇但拒不承認,那麼就會被揭穿。如果對方有外遇並且承認了,那麼一切將會土崩瓦解。所以,沒有任何一種方式可以讓婚姻關係完好如初。”
處于知道又不知道的狀態非常痛苦,它可能會持續幾個月,或者好幾年。日常生活的一成不變讓人們更容易視而不見,不那麼戲劇性,也不易受到傷害。
“所以,我知道人們的想法 :我應該問,但我不會問。這是一種自我保護。我的許多客戶都是在從來沒有人談論危險話題的家庭中長大,大量的談話是彬彬有禮,卻沒有什麼意義,因此,他們不知道如何開始進行這些對話。但另一方面,他們會想:如果我們談論它,就意味著它確實存在。因此,通過對任何事都閉口不談,他們試圖使其消失不見。”
根據布朗的經驗,夫妻雙方都會視而不見:不忠的配偶對于被發現的可能性視而不見,拒不考慮可能導致的後果,更喜歡保持沒有人會受到傷害的幻想。這可不是愚笨,他們真正渴望的是外遇和家庭能夠和平共存,家里紅旗不倒,外面彩旗飄飄。另一方面,遭到背叛的一方絕對會拒絕理清頭緒,因為只要懷疑還是不連續的點,那就什麼也沒有發生,什麼也不用改變,愛情如故,濤聲依舊。
“我有一個案例,”布朗回憶道,“丈夫有外遇,但是妻子沒有猜忌。妻子得了性病,為此去看醫生。當她告訴丈夫時,他盡量掩飾,輕描淡寫地說:‘你一定是在和孩子們露營時感染上的。’于是,她就沒有多想。
“10年之後,妻子去理發店里美發,在那里她閱讀了一篇有關性病的雜志文章,她這才恍然大悟!直到那時,她才去找她老公當面對質。在這個案例中,雙方都視而不見:他對被逮住一事視而不見,而她則對正在發生的事熟視無睹。”
根據布朗的看法,許多人憑直覺就能發現事情不對頭。這些婚姻難以修復的一個原因在于受到背叛的一方感到非常憤怒,不僅是惱怒對方,更是生自己的氣。“我怎麼會不知道呢?”每次發問都感覺自己如此愚蠢、如此幼稚。突然之間,他們覺得自己是在觀看一場拼圖遊戲的自我組裝:所有的拼圖塊咬合在一起,產生了一幅誰也不想看到的極其醜陋的畫面。被維持愛情的幻想所滋養的寶貴的自我價值,也就是自尊,隨著真相的暴露而被摧毀了。
我們會奮力拼搏來保護自尊,這是一種普遍現象。這與人們是富有還是貧窮沒有關係。人們全都需要感覺他們是完美的人,甚至或者尤其是當他們其實處境糟糕的時候更需要如此。
“我明白我的所作所為是錯誤的,但是,我給自己解脫說:這不能用常理來解釋。我認為,不管我想做什麼都可以僥幸成功。”當涉及自己的婚姻時,甚至是老虎伍茲(Tiger Woods)也會視而不見。
“成功自會帶來其盲目,”布朗說,“成功的人相信他們能夠擺脫它。我曾經與一小組40歲前成為百萬富翁並且有外遇的男人交談,他們甚至看不到危險!這不是一種對風險的愛好。他們覺得妻子永遠不會知道,所以哪里還會有傷害呢?他們生活中的其他所有事情都已經解決,所以他們認為自己擁有某種魔力,他們的成功意味著他們能夠得到想要的一切,而且他們是無懈可擊的。他們完全看不到自己已經造成的傷害。他們只是無法想象,作為一個好男人,他們做的卻是壞事。”
跟布朗交談時,她感覺好像是一名戰鬥經驗豐富的老兵,她的咨詢室就是妻子和丈夫們為了保護自尊而發起宏大規模戰鬥的戰場。她說,視而不見在幫他們戰鬥。如果有孩子被卷了進來,不忠的配偶尤其是睜眼瞎。他們讓自己相信,不管什麼年齡的孩子都一無所知,什麼都不關注,就因為他們是孩子,他們對成年人的生活無法理解。這是一種令人感到欣慰的謬論,卻常常被孩子們的表現所加強;孩子沉默不語,因為他們努力想維係家庭的完整。每個人都在合力進行集體幻想:家庭依然完好。
“有一對夫婦,我曾經跟他們共事,他們處于半分居狀態,”布朗回憶說,“他們在孩子面前發生過多次爭執,丈夫搬到外面一個公寓里住,就在車庫上面。因為一個孩子過生日,他們又聚到了一起。夫婦雙方都說他們認為孩子們不會懷疑家里的變故。咳,他們的孩子一個13歲,另一個10歲,而且爸爸不再住在家里了……”
通過跟布朗交談可知,很明顯這種視而不見是司空見慣的,以至于已經不能讓她感到吃驚了。但是,她也認為伴隨著外遇的視而不見常常在很早之前就開始了。居住在周邊的鄰居常常是跟我們相似的人,這樣的社區里有許多缺點,其中之一就是我們很少經歷衝突。這意味著我們沒有培養出需要管理衝突的方法,而且對于我們是否有能力解決衝突也缺乏信心。我們說服自己,相信不存在衝突同樣也是一種幸福,但是相機抉擇讓我們不可思議地變得虛弱無力。
“在很多情況下,外遇的開始是由于人們想回避衝突,或者對熟悉產生了厭煩。人們對需要處理的事情敬而遠之,他們認為他們無須說出任何消極的話,他們不知道如何用一種非攻擊的方式清楚地表達批評或質疑。于是,當他們最終通過外遇表達他們的不滿時,結果它就真成了一種攻擊,而且激起了更多的攻擊。很多時候這都是產生于沒有處理好思想情緒,沒有理解自己的內心感受。與處理不舒服的感情相比,視而不見更容易做到。”
貫穿在布朗的談話和她從實踐中所獲經驗中的是這樣一個判斷:因為我們對可能看到的或可能感覺到的事情非常害怕,我們才變成了睜眼瞎。我們的個性和自我價值感取決于我們所愛的人,已經到了即使他們傷害我們、我們也依戀他們的程度了。
路易絲米勒(Louise Miller)回憶說:“我們希望父母愛我們,而要做到這一點,方法就是他們期望我們成為什麼人,我們就會成為什麼人。”
路易絲是布朗的一個客戶,在經歷了多年屈辱的婚姻之後,她找到布朗尋求建議和治療,她很努力地讓自己不去注意婚姻中那些紛紛擾擾的事情。路易絲說,她十分渴望取悅于自己所愛的人,從不敢真的提出任何質疑。
“我是在20歲出頭時結的婚,我真的不想結,但是我想那是我該做的。我約會了,我已經到了談婚論嫁的年齡了,我結婚了。之後,30多歲的時候,我有了幾個孩子,我想我要擁有父母認為的那種完美人生。我有了漂亮的大房子,帶有一個大花園,周圍的鄰居也很好。我想:現在我擁有了美滿的生活。直到40歲的時候我才了解了自己。這些年來,我一直在努力做我父母期望我做的事,做我丈夫希望我做的事。我認為,如果他們快樂,我就會快樂。可是我單單沒有看到自己!”
路易絲竭盡全力想要獲得父母和丈夫的認可和愛,她對“幸福和家庭生活應該是什麼樣”的理解是千篇一律的俗套,她從不敢對身邊發生的事情提出嚴肅的問題。
“在我小的時候,家里從沒有見過酒,甚至做飯也不用。因此當我遇到現在的丈夫時,全然不知他是一個酒鬼。我與他是在大學相識的,當時他有一些粗野,我僅僅認為那是聚會時才有的行為,他以後會改掉的。但是他從未改變。我抱怨過,但他無法戒掉。後來有一天他父親對我說:‘你知道你嫁給了一個酒鬼嗎?’那時我都40多歲了!我怎麼會和一個酒鬼生活在一起,卻渾然不知呢?”
路易絲用一種近乎絕望的嘗試打破了其他所有人對她的期望,她和一位工作上的同事談起了不正當的戀愛。
“我從沒有想過有什麼事會發生。我變得沮喪和內疚,一天晚上,我將這一切告訴了丈夫。我認為,一旦我對他坦白,我們就會和好如初,再次墜入愛河!這個時候我去咨詢艾米麗。我真希望她能夠看到故事的結局,是否一切都會好起來。我用了很長的時間才明白,原來我也有選擇。那是我的人生。”
當路易絲給我講述她的故事時,感覺層層的迷障倣佛正在消除,她對父母的愛,她對丈夫的愛,她對孩子們的愛,一個一個地在她眼前移開。她曾經苦苦掙扎,為的是堅守這些愛,因為多年以來,她簡單地相信沒有了對他們的愛,她就什麼也不是了。艾米麗說,她對路易絲的思想變化之大感到吃驚。但是,路易絲要走的路還很長,如果不能正視她自己和她的婚姻,她就永遠無法實現自己的想法。
婚姻中這種視而不見的故事太多了,劇本是高雅的正劇,卻被演成了低俗的喜劇。從奧賽羅(Othello)到《戰爭與和平》中的皮埃爾別祖霍夫(Pierre Bezukhov),再到《廣告狂人》(Mad Men)中的貝蒂德雷珀(Betty Draper),我們能夠與這些看不到真相的角色產生共鳴,因為他們讓我們感受到了自己內心最深的恐懼,那就是我們可能相互看錯,或者不能正確看清我們自己。我們釋然一笑,因為這些角色不是我們;我們流淚哭泣,因為這些很容易就會發生在我們身上。
沒有什麼比在被虐待兒童摧毀的家庭里上演的“戲劇”更激烈或更可怕的了。雖然我們都能清楚地認識到“陌生人的危險”,並且盡一切所能確保我們的孩子遠遠地離開任何不認識的人或可疑之人,但是,一直以來,大多數虐待兒童的事件卻是發生在家庭里面,或者是被孩子們所熟知的作惡者所為。根據英國全國防止虐待兒童協會(NSPCC)的統計,在滿16周歲之前經歷過性虐待的兒童達到了16%。看到這樣的數據,你會情不自禁地懷疑:在像家庭這麼小的單元里,怎麼能夠存在如此的虐待而沒有引起人們的注意呢?
“在大多數虐待兒童的案例中,施虐者通常是家庭成員或是朋友。”英國全國防止虐待兒童協會的兒童保護意識部部長克里斯克洛克(Chris Cloke)說,“這種行為通常很難看出,因為經常是出于對家庭和孩子的深深的愛讓人們不想知道正在發生的事。很多人甚至壓根兒就不願意承認存在虐待兒童這檔子事。他們更願意關心來自陌生人的危險,而不是考慮多數虐待來自家庭這一事實。”
費利西蒂威爾金森(Felicity Wilkinson)是英國全國防止虐待兒童協會許多工作在一線的人員之一,他負責接聽慈善求助咨詢熱線。“你經常會發現,一位媽媽與一位虐待她孩子的男人交往。這個男人是她的戀愛對象,最讓她想不到的事是他們會做出那種事情。即便是證據確鑿,它也需要很長時間才能被充分理解。
“一個案例閃過我的腦海,某位女士說她知道了她的老公曾經因為性虐待而被定過罪。她努力說服自己現在這已經沒有什麼關係了,因為所有的事情都發生在很久以前,因此他一定改過自新了。她確實打熱線尋求確認,她抱著一線希望,想聽我告訴她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她不必擔心。她愛上了這個男人,他為她做了很多事情,還幫她照顧孩子。她只是不願意去設想她的孩子處于危險之中。”
我問費利西蒂,讓父母了解在他們自己的家庭里可能存在危險是不是很難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