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是很難，非常難。當我在某個地方政府做社會服務工作者的時候，父母總是為此而鬥爭。難以讓父母認識到他們自己的行為可能會造成麻煩。他們愛自己的孩子，希望這就足夠了。難度大還有一個原因，那就是如果他們在NSPCC給我們提供信息，表明孩子真的有危險，我們有義務聯係兒童服務局。所以，他們不想知道發生了什麼事，他們害怕啟動整個程序。”

　　“而這並不是說他們沒有發覺，”艾蓮娜吉爾（Eliana Gil）說，“而是他們不能，或者說不願意面對所發生的一切。”

　　吉爾博士在美國其中一個最大的兒童福利服務機構“救助兒童”組織（Childhelp）工作。她有著多年的經驗，親眼看到家庭成員所經歷的痛苦轉變，從一開始的毫不察覺，到最終看到他們非常不願意看到的一切。她說，事情的敗露遵循著一個模式。

　　“這個方式我想是這樣的：就像是某人受邀去參加什麼聚會，他們抵達，門被打開，他們看到原來是為他們準備的一個驚喜生日派對。在驚詫的瞬間，他們突然明白了：為什麼早上在床上看到了絲帶，為什麼哥哥取消了今晚的晚餐，為什麼簡（Jane）的行為如此地奇怪。原來儲存在記憶中的信息碎片毫無意義，現在它們突然被聯想起來，具有了全新的含義。

　　“這是我從媽媽們那里得到的經驗。當有人說你的孩子被父親虐待的時候，她們突然會想起：為什麼我發現她晚上在屋子里轉悠，為什麼她的衣服在我的臥室里……所有這些記憶當中毫無意義的細節突然獲得了意義。”

　　吉爾博士主要的服務對象是受到虐待的兒童和他們的母親。她說，對于在自己家中所發生的事情，有些母親已經發覺，而有些母親卻還是一無所知，這種情況都很常見。

　　“看見和看不見，這種反應很好地解釋了為什麼有些虐待持續了很長的時間。當然，它無法解釋最初為什麼會發生虐待，但它確實解釋了虐待如何在家庭內部持續了如此長的時間。如果你繼續存有幻想，你就不必做出艱難的選擇。只不過是讓這種生活繼續。但如果你接受現實，那麼就要被迫做出重大決定，許多人都想逃避現實。”

　　根據吉爾博士的說法，常常是幾種擔心暗中發揮作用，阻止人們不去思考不想知道的東西。如果施虐的父親是養家糊口的頂梁柱，害怕失去經濟支持和收入可能壓制住對真相的了解。害怕羞恥和社會的排斥也是一股強有力的力量。但是，在所有這些威脅的背後是一個更為現實的擔憂，存在于她們的意識之中，那就是知道了虐待的事實會摧毀現有的一切。

　　“了解這種想法太危險了，這是任何人最不願意想象的。母親們感覺僅僅是提出疑問就等于在質疑她們的現實生活。而來自于不幸家庭的母親們尤其如此。她們太理想主義了，以至于她們想要保護孩子。心存幻想和保護幻想形成了合力，她們無法突破屏障，去探究有些事情出錯了的可能性。”

　　幸福的家庭和快樂的孩子對于一個母親的身份和價值來說如此地重要，以至于她必須要克制住自己的懷疑之心。

　　“對于我試圖影響過的許多媽媽來說，她們的個性與做一個好母親或好妻子的角色如此緊密地捆綁在一起，以至于她們很少感覺到自己的存在。將‘個性’當作一件外套穿在身上，對她們來說非常地重要。她們不能把這件外套脫下來，否則就會讓她們變得非常容易受到傷害。似乎她們已經全身心地投入到這個角色之中，簡直承受不起再向這個幻想發起挑戰。它就是一個這樣被投入的過程。因此，當事實證明它只不過是一個幻想的時候，她們常常感覺自己絕對是一無所有了。”

　　對于一個為如此痛苦的問題做指導的人來說，吉爾博士非常地自信，她非常肯定地認為，這種家庭的災難中可以產生有益的收獲，但是，只能通過認清已經發生的事實才能實現。她熱切地相信，如果故意視而不見使得虐待得以長期存在，那麼只有面對現實才能讓它停止。

　　“我曾經為一位有4個孩子的母親提供過援助，她的丈夫因為在他的電腦中存放有大量兒童色情作品而被捕，由此我開始與這位母親以及她的孩子打交道，因為當這一切發生時，她們驚呆了，身心受到了重創。起初，除了她們被父親以非同尋常的姿勢拍過照片外，孩子們似乎沒什麼事。

　　“隨著我開始與這位母親的相處，幫助她學會在缺少丈夫的情況下如何生活，其他事情開始浮現出來。這對夫婦已經兩年沒有過性生活了，她覺得有些奇怪，不過當時她認為這可能是因為他們年齡大了吧，可能這也算不上什麼大問題。後來，她意識到他與他們10歲大的小女兒有一種特殊的關係。她還有一點點為孩子們高興，他對孩子們有著如此強烈的依戀，但她也開始感到疑惑。‘我很想知道，我是否應該擔心，’她就是這麼說的，‘我很想知道，我是否應該擔心。’”

　　在與這位母親和她的孩子們相處了大約9個月後，吉爾博士開始擔心那個10歲的女兒，她的行為表現得與一個受過虐待的孩子一樣。于是她就此詢問女孩的母親。

　　“她說：‘好吧，我猜測有一次我走進臥室，他們在床上摟在一起，我能夠看出他勃起了。’于是，我問她是否與他談過此事。她所說的全部內容就是：‘我提及此事，他否認，因此我想我一定眼花了。’”

　　對于她所有的經歷，甚至吉爾博士都感到驚訝，這麼多的事情怎麼會發生，而且還沒有被看到。在接下來的幾個月里，這位母親漸漸地樹立起勇氣，將她記憶中的圖片拼在一起，這給吉爾博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逐漸地，事情在她的思維中變得更加清晰，但當時它們太可怕了，以至于不能細想。現在她的眼睛變得明亮多了，倣佛對自己有了新的感覺。然而在那時，她不能與她的自我意識妥協，因為她看不到自己的希望。而她的女兒為此付出了代價，因為她的母親不敢正視擺在她面前的事實。”

　　這就是視而不見所付出的真正代價：只要是感到這樣做比較安全，並且什麼也不說，只要是保持心平氣和感覺更有好處，虐待就會繼續。我們維護自尊的渴望往往會使別人付出高昂的代價。

　　新興的腦科學為浪漫和母愛的犧牲品所經歷的情緒波動提供了一個物理證據。倫敦大學的一組神經係統科學家花了數年時間對浪漫的配偶和母親們的大腦活動進行了研究。他們知道愛本身擁有一種進化優勢，我們相愛、相伴，並且照顧我們的孩子，因為這就是種族繁衍的方式。但是，神經係統科學家想知道大腦的哪些區域會對愛做出積極的反應，哪些區域又與此無關。

　　他們發現，愛激活了那些與獎賞有關的大腦區域，對食物、飲料、金錢或可卡因有反應的腦細胞也會對愛做出反應，這一結果並不令人非常驚訝。這也就是愛和被愛為什麼會讓人感覺很好的原因。此外，有些證據表明愛甚至可以減少我們對死亡的恐懼。得出我們沉溺于愛的結論可能不太準確，真實情況是我們需要愛。

　　受到抑制的大腦區域比被愛激活的大腦區域更能說明問題。在自願受試者躺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掃描儀中，想念他們的孩子或是伴侶時，大腦的兩個特定區域不活躍。第一個是負責注意、記憶和負面情緒的區域，第二個區域與負面情緒、社會判斷和辨別他人感情和意圖的能力有關。換言之，被愛激勵的大腦的化學作用會讓我們喪失對所愛之人進行大量批判性思考的能力。因為大腦從不對幻想提出挑戰，我們的幻想得以持續。就像許多神經科學一樣，這為詩人們已經知道的那句話提供了一個具體而現實的證明：愛不做評判。

　　神經科學是一個有益的提醒，提醒我們盲目的愛並不等于愚昧或者無知，它是那種對富人、窮人、受過教育的人或其他什麼人不會區別對待的物理存在。我們會對所愛的人產生幻想，並且會保護這個幻想，因為我們感覺我們的生活依賴于它。然而，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當那些受到虐待和不幸婚姻關係折磨的男男女女成功地克服了自己的視而不見，並且堅持面對真相時，他們便克服了非常真實的、非常令人畏懼的障礙。

　　當這樣的障礙受到制度、社會和政治背景的強化時，尤其難以克服。這也是為什麼兒童虐待醜聞會在英國、愛爾蘭、加拿大、奧地利、澳大利亞和美國的教堂里屢屢發生的原因。對教堂的崇敬、對父母的愛戴和對傳統的尊重全都在暗地里促使整個社區的人對他們以某種方式總能知道的事實不聞不問。

　　“長久以來，每個人都假裝這樣的事情不會發生。太悲哀了，太可笑了。如果我們知道這些事，我們會處理它們。可是多年來，每個人都知道，可是又沒有人知道。你還能再說什麼呢。”

　　科爾姆奧格爾曼（Colm O'Gorman）管理著愛爾蘭的大赦國際（Amnesty International）組織。他在愛爾蘭是一個強勢人物，眾人皆知，組織性很強，而且效率很高和敢作敢為。但是，他也不是總是如此。20世紀70年代，奧格爾曼在韋克斯福德（Wexford）度過了童年，他曾被當地一個叫做肖恩福瓊（Sean Fortune）的牧師虐待了兩年半。奧格爾曼被他對父親的愛、對母親的愛和他們對基督教會的愛逼入了困境，進退兩難。當時，他不過是一個孩子，他的自我意識非常脆弱。當福瓊威脅他要把所發生的事告知他的父親時，奧格爾曼知道的唯一事情就是不能允許它發生。

　　“恐慌籠罩了我的全身，我開始感到天旋地轉。我想要逃離，想從汽車上跳下，想做任何讓我擺脫那個可怕時刻的事情。只要能阻止他做他說過要做的事情，讓他做什麼事情都行。我父親……知道我做了什麼，知道我是什麼人，他會殺了我的。他會羞死的……如果每個人都知道了，尤其是我父親知道了，我就活不下去了。”

　　奧格爾曼認為，如果人們知道了對他所做的事，他的生命所依托的一切將會毀于一旦。所以，在虐待繼續進行，而且此後又維持了數年的情況下，他一直保持沉默。他的經歷雖然悲慘，但遠非個例。2005年的弗恩斯調查（Ferns Inquiry）發現，單在奧格爾曼所在的主教管區，就有針對21名牧師的100項指控。一年以後，墨菲報告（Murphy Report）審查了46名牧師的履歷，他們是從指控已經被提交的102個案例中挑選出來的。僅僅是對這46名牧師的質詢就獲得了320多名兒童有待證實的指控。“有一名牧師承認他對100多名兒童進行過性虐待。另一名牧師則認可，在長達超過25年的任職時間里，他每兩個星期就會進行一次虐待。”該報告稱，“僅僅是檔案中記錄在案的針對這兩名牧師的投訴就超過了70次。”2009年的報告發現，對受害者來說，“保護隱私、避免醜聞、保護教會的聲譽以及保護教會的財產”比公平正義更重要。報告總結說：絕大多數的牧師對虐待一事“睜一只眼閉一只眼”，並且對愛爾蘭警方提出強烈的批評，因為警方認為牧師沒有被納入它的管轄范圍之內。教會和警方的關係被認為是“不適當的”。這只是發生在愛爾蘭首都都柏林的情況。

　　到了這一地步，已經是什麼紙也包不住火了。奧格爾曼說，它成了人人皆知的醜聞，但是沒有人願意承認。在他所在的村子里，人們談到牧師的時候，會說單獨一個人時要躲得牧師遠遠的，他們是一夥你不應跟著一起走向墓地的人。同樣，愛爾蘭警察也在非正式的場合提醒人們，或許不要讓某個牧師與你的孩子待在一起太久。廣為人知卻又普遍被人視而不見，兩種情況同時存在。正如奧格爾曼所說：“他們告訴你，卻又沒有告訴你。”每個人都知道，可是又都不知道。

　　最後，奧格爾曼離開了家鄉，四處漂泊，經常失業，無家可歸，遊走在都柏林和倫敦的大街小巷，成了一個無立錐之地的流浪者。很多年以後，他才有了需要知道對他做了些什麼的自信。當他最終向父母吐露了這個秘密時，他們沒有把他趕出家門，他的生活得以重新開始。他起訴了肖恩福瓊，並且為兒童虐待的受害者設立了一個求助咨詢熱線電話。

　　“出于對家庭破裂的擔心讓兒童們噤若寒蟬。”奧格爾曼說，“家庭是孩子所知的愛和安全的唯一來源。他們如何敢傷害他既愛又怕的父母呢？那他會怎麼辦呢？我不能阻止發生在我身上的事，又無法逃避，于是我就只能拒絕承認它的真實性。我會只盯著看天花板上的一個地方，讓自己的思緒與正在發生的事情分離開來。在那種地方，拒絕承認讓我精神健全，不至于發瘋。發現牆上的斑點表示我沒有在房間里。”

　　實際情況是奧格爾曼的遭遇不是獨立的個案，虐待兒童的事件很普遍，表明並不只是奧格爾曼一家受到了威脅。當時的愛爾蘭充斥著高度的神權文化。教會管理著多數重要的機構，而政府大都是聽之任之。因此，對教會的任何攻擊就是對其權威的挑戰，威脅著它在國家社會生活和政治生活中的角色。敢于質疑這個國家最具權勢的機構的道德權威可能會讓任何一個人猶豫不決。

　　“如果一個人感覺與教會緊密地聯係在一起，那麼這種質疑的破壞性是恐怖的，”奧格爾曼說，“確實無法想象，不能想象。它是安全感的喪失，它讓你懷疑任何安全感的真實性。猛然之間，危機四伏。我被教會和上帝接受是因為我接受了對它的信仰。如果我指控所有的人，譴責這一切，我不就失去了與上帝的聯係了嗎？更不用說教會的權勢了……”

　　教會的徹底不妥協甚至讓一些最虔誠的信徒都目瞪口呆。教皇派到愛爾蘭的使者拒絕在愛爾蘭的立法者面前作證，沒有揭發那些有戀童癖的牧師的主教一個也沒有被除名。奧格爾曼同樣被震驚了。

　　“愛爾蘭是一個拒絕接受現實的國家，”奧格爾曼說，“如果整個社會都拒絕接受現實，你就真麻煩了，因為你相信你的生存取決于你要對真相閉上眼睛。所以，我們最擔心的事情是：就整個社會而言，我們的自我意識從天堂跌落到了地面，而這種擔心又被證明是有確鑿的事實做根據的。

　　“不過，我們當時沒有質疑的是這種視而不見是否為一件好事情。我們認為自己生活在一個純潔美好的天主教社會里，善意善行存在，神職人員都戴著硬白領。但是，當我們最終明白了這種幻想的代價時，我們必須要放棄它。代價如此之高，傷害如此之巨。”

　　虐待奧格爾曼的肖恩福瓊在審訊結束前畏罪自殺了。其他的牧師和主教退休的退休，消失的消失。當教會了解到虐待事件的規模後，沒有採取任何措施保護受害者，反而迅速行動保護自己的財產，辦理保險手續，以防備未來訴訟費用的所需。但是，某些牧師對他們自己的等級制度大失所望，因為教會的這種等級制度讓他們無從知曉，也沒有經驗來處理這些案件。

　　“我知道虐待兒童的事情確實存在，不過對累犯和對受害者生活的長期影響知道得不多。”一位牧師向我吐露了心聲。　

　　毫不奇怪，他堅持要求不能透露他的姓名。多年以前，當坐在優雅的都柏林酒店的大廳里時，他可能是眾人關注的中心，握有實權，習慣了別人的敬意。而現在，我們的談話要壓低聲音，他出現的時候沒有了那種排場，幾乎是偷偷摸摸。他向我形容道，謠言如何傳到他的耳中，可他對如何應對並不十分清楚。

　　“讓我十分驚訝和幾乎不能相信的是，我發現20年後，在我請教過無數次的法律、醫療和咨詢專家中，沒有一個人建議我：向警察揭發犯罪，或是把他撤職。”這位牧師說，“我了解到這個問題在美國已經出現，無數的美國主教正在著手處理，但是他們採用的方法對這一問題的解決沒有多大的助益。事實上，他們似乎正在重蹈我們10年之後在愛爾蘭將要犯的所有錯誤。在愛爾蘭，我們顯然不願意談論這個問題，我想，人們是希望：如果我們閉口不談，它就會消失。”

　　如果我們不談論它，它就會消失，這個幻想持續存在了幾十年。是教會和警察合力促成的這種局面。最終，教會沒有行動，而是像奧格爾曼這樣的受害者鼓起勇氣，把牧師們告上了法庭，將他們的醜行公之于眾。當時許多牧師畏罪潛逃了。如果醜聞不消失，他們就消失。

　　此外，教會繼續保護施虐牧師的身份，這就意味著他們不能和不會被審判。這樣的事情在世界各地一再重演。倣佛已經非常明確，視而不見的教會希望繼續保持盲目，並且希望教徒們也這樣做。對奧格爾曼而言，這是教會的失策：真相早晚會大白于天下，而他們沒有站在真理的一邊。　

　　“出于對自身罪惡的恐懼，我們所做的，或者跟我們親近的人所做的，或者機構所做的，就是否認，而這就是我們的應對之策，”奧格爾曼說，“通過假裝不知，我們讓自己變得軟弱無力。”

　　就在奧格爾曼和我討論這些醜聞對整個愛爾蘭社會和政治生活帶來的深遠影響時，我被他的憐憫和論證的廣博震驚了。他似乎認為，雖然對孩子們的最大傷害是由牧師造成的，但進一步的傷害仍然是由教會在道德上不能為受害者提供支持造成的。外界的批評給教會及其牧師提供了一個機會，從內心的深處加以反省，尋找自身的美德，可是他們既缺乏這樣的眼光，也沒有這樣的勇氣，最終錯失良機。目前，有1/3的愛爾蘭人“完全”不信任教會，警方、超市和媒體享受著更高的公共信任。我把和奧格爾曼的談話與之前和那位牧師的談話進行了對比，我發現，盡管奧格爾曼受盡了折磨、惶惑、貧困，又被人身中傷，但是他的生活更富有意義。那位牧師生活安逸，受人尊重，但他現在仍然陷一場戰鬥之中，只不過鬥爭存在于他自己和真理之間，他在設法決定誰會佔上風。

　　有些批評者可能會對這種解釋不以為然，稱那位牧師並不是在表示關心，他的道歉和解釋只是一種簡單的方法，為的是確保自己重新過上一直以來的生活，不想有什麼改變。許多人所說的阿爾伯特施佩爾（Albert Speer）就是這樣的人，他曾經是希特勒的總建築師，在1942年以後他成了納粹德國的二把手。他是紐倫堡審判之後沒有被判處絞刑的少數幾個納粹精英分子之一，阿爾伯特施佩爾對希特勒政權的罪行直言不諱，作為希特勒政府的一個成員，他願意為自己的所作所為承擔責任。在某種程度上，這也是施佩爾最簡單的選擇，他信仰集體責任、但是，施佩爾難以看到的是他要為什麼承擔責任。　

　　“施佩爾看不到他不想看的東西，” 施佩爾的傳記作者姬達塞雷尼（Gitta Sereny）說，“我認為他很想擁有那樣的能力，但是他做不到。事實上施佩爾是一個非常有天賦的人，絕頂聰明，而故意健忘是他的自我防禦。這種自保方式的存在是因為他知道有些事情是錯誤的。”

　　塞雷尼在紐倫堡看到過施佩爾，只是到了1978年開始與他對話時，才對他有所了解，這次談話幾乎就是一次訊問，一直持續到1981年施佩爾死于心臟病發作。在她的書《施佩爾：他與真理的戰鬥》（Albert Speer: His Battle with Truth）里，她事無巨細地記錄下了施佩爾那種自欺欺人的自我爭辯，以及隨後與她進行的騙人的狡辯，正如他設法看清，又設法逃避看清他作為一個納粹所做的所有可怕的事情一樣。塞雷尼是一個老道的對抗大師，她對細節糾纏不放，對施佩爾講述的事實提出質疑，不斷地將他在倫理上洗脫自己罪責的逃跑路線一一封堵住。他們之間的鬥爭非常具有戲劇性，原因在于施佩爾甚至比塞雷尼更迫不及待地想知道真相，塞雷尼想要知道真相，而施佩爾需要知道真相。這兩個人相互較勁的一個障礙是施佩爾堅持了一生的自我克制和視而不見。按照塞雷尼的說法，施佩爾的盲目深受他對希特勒的愛的影響。

　　“在最初的幾年里，施佩爾對希特勒非常關心，是以一種非常個人化的方式，”塞雷尼說，“它與政治相去甚遠，更多的是一種父子般的感情。施佩爾發現自己無法自拔，他依賴這種情感。他需要它，這樣才能感到完整。”

　　確實，當施佩爾向塞雷尼描述他在1933年第一次會見希特勒時，他的講述一反常態，已經與浪漫主義文學作品中華麗的辭藻很是接近。

　　“你能想象到嗎，”施佩爾說，“那時我年輕，不為人知，一點也不重要，而他是個大人物，引起他的注意，就算是瞥你一眼，就堪比我們擁有了整個世界，當他對我說‘來吃午飯吧’，我想我暈了。”　

　　因為建築師施佩爾在與希特勒會面之前參觀了一個建築工地，他的上衣滿是灰塵，希特勒就把自己的一件上衣借給他穿。

　　“你能理解我的感受嗎？”施佩爾再次問道，“當時我28歲，在我自己的眼里就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小人物，緊挨著他坐著吃午飯，穿著他的衣服，事實上被選為和他單獨交談的對象，至少那天是這樣的。我都激動得昏頭昏腦了。”

　　其實是希特勒的權力讓施佩爾頭暈目眩的。希特勒很看重這個年輕的普通建築師，雖然施佩爾覺得自己只不過是一個凡人。他被賦予新的第三帝國的巨大任務，顯然希特勒相信施佩爾是一個富有才能、重要的和有藝術家氣質的人，所有這些特點是施佩爾一直渴望被人認可，而他的父母顯然沒有從他身上看出來的。正如施佩爾後來說的那樣，希特勒成為他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