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把自己當成希特勒的兒子，”塞雷尼說，“所有他的運氣，所有他的機會都是經由希特勒獲得的。他喜歡希特勒，他愛希特勒，這也是一種報答。希特勒的確欣賞施佩爾，而施佩爾逐漸愛上了希特勒。”

　　對于施佩爾來說，施佩爾對希特勒的感恩戴德和圍繞在德國獨裁者身邊的政治氣候形成了一個致命組合。由于自己的身份如此完全地依賴希特勒，因此，在施佩爾的意識里不允許有任何對元首的批評。他曾在他的某個建築工地附近看到過一攤一攤的血。納粹在德國全境突襲猶太人的“水晶之夜”過後，有一名實習的建築師辭職了。但是，施佩爾說：“我心里裝著其他的事情。”當1941年開始從柏林驅逐猶太人時，施佩爾寫下了“一種不安的感覺，一種邪惡事件的預兆”，但是，塞雷尼對他提出了質疑，認為這只不過是施佩爾的推諉之詞。她驚訝的是，如果施佩爾什麼都不知道，他怎麼會感到不安呢？

　　“到了那個時候，”塞雷尼寫道，“我對施佩爾在感覺難以置信時從濃重眉毛下射出的突然尖銳的目光非常熟悉。不但他的表情變得機警和謹慎，連他一向輕聲細語的嗓音也突然發生了變化。‘我選擇了看不見，’他冷淡地說，‘但我不是無知。’”

　　1942年，施佩爾被任命為軍備與戰爭生產部部長，他想繼續保持視而不見和一無所知就變得越來越難了。施佩爾不再為有千年歷史的德意志帝國設計集會和紀念儀式，現在他負責德國的軍需生產和確保戰爭機器所需的勞動力。由于任命他擔任此職務，希特勒挖掘出了施佩爾的真正天賦，當然不是作為一個建築師，而是作為一個經營管理者和行政管理者的才能。但是，就在施佩爾發現了自己真本事在哪里的時候，他們讓他卷入了種種暴行之中。現在他要花更多的時間與希特勒的核心集團聚在一起，參與到涉及猶太人的會談中。

　　“也就是在這時候，我才開始意識到正在發生的事情，”施佩爾說，“這就是問題所在，我現在認為，當時如果我想要知道的話，我肯定能發現一些線索。”

　　塞雷尼曾經問過施佩爾：如果他知道了屠殺猶太人的“最終解決方案”，他會做什麼。

　　“難道你不知道這個問題我已經無數次地問過自己，而且不斷地希望我能給自己一個可以接受的答案嗎？”施佩爾把頭枕在他的手上，“我給自己的答案總是一樣的，”施佩爾說，聲音陰鬱，略帶嘶啞，“我會想辦法繼續幫助那個人贏得戰爭。”

　　塞雷尼說，施佩爾的道德墮落“根源在于他對希特勒的情感依戀，他把它比作是浮士德與惡魔靡菲斯特的交易。多年以來，施佩爾的成就和成功深深地根植于此，他生活在一個日益增強的需要和依賴的惡性循環之中，幾乎到了上癮的程度”。

　　施佩爾小心謹慎地避免視察任何的勞改營或集中營，他唯一的一次參觀集中營去的是毛特豪森，當時他和其他的視察員受到了嚴密的保護，不讓他們看到任何感到震驚的事情。但是，施佩爾的新角色使得他離他這個部長犯下的罪行越來越近。1943年8月，他視察了位于哈茨山脈深處的多拉勞改營，這是一個地下工廠，沃納馮布勞恩（Wernher von Braun）的V-2型火箭正在這里生產。在勞改營里，奴隸般的工人每天赤手空拳地工作18個小時，睡在他們挖出的隧道里，1 000多名戰俘睡在4層的大通鋪上，長度達到了100碼。這里沒有暖氣和通風設施，也沒有飲用水或是洗漱用水，寒冷、污穢和痢疾導致30 000人死于非命。

　　“我毫無準備，”施佩爾告訴塞雷尼，“這是我所見過的最惡劣的地方……我看到了死人……他們無法掩蓋這一事實。那些活著的勞工不過是行屍走肉罷了。”

　　3個月後，納粹黨的地方領導人和準軍事部隊成員聚集在波茲南（Posen），了解“最終解決方案”的有關情況，以便他們參與其中。有一個爭論懸而未決，仍然激烈，那就是施佩爾是否還在那里聽取了希姆萊（Himmler）關于滅絕猶太人的講話。施佩爾認為他在希姆萊講話前就離開了，但是塞雷尼和施佩爾本人都對他的記憶表示懷疑。可是，不管施佩爾是否真的出席了希姆萊的演講，毫無疑問，他對講話的內容是知情的。

　　1944年1月，施佩爾在與其他希特勒核心圈子成員的權力角逐中敗下陣來。他現在也不可避免地知曉了希特勒的種族滅絕計劃，他知道得太多了。他的身份所依賴的一切逐漸坍塌。施佩爾對希特勒的愛以及對希特勒塑造的施佩爾的愛再也維持不下去了。故意忘記不再奏效，施佩爾崩潰了。他們之間的結合突然斷裂了。當他3個月後重新返回工作時，一切都已經變了。

　　“再次見到希特勒讓我震驚。當他走進房間時，我站了起來，他伸出手，快步走向我。但當我也伸出手時，我有了一種特別陌生的感覺。當然，我已經差不多有10周沒有見他了，但這不是原因。這就是他的臉？我看著它並且想道：‘天哪，我怎麼沒發現他如此醜惡？蒜頭鼻子，皮膚灰黃，這個人是誰？’” 

　　魔咒被打破了。施佩爾發現希特勒所犯累累罪行的證據無處不在，他開始背地里無視他的命令，暗中破壞命令，並抵制希特勒的焦土政策。當他被捕和接受審訊時，施佩爾承認負有“共同責任”，但不承認犯罪。在羈押期間和被釋放之後，施佩爾進行了激烈的自我鬥爭，不想承認自己是一個惡人，但他並不愚蠢。倣佛一個情侶大夢初醒一般，對于所發生之事，或者他變成了什麼樣的人，他並不十分了解。

　　“他曾經愛過希特勒，他認為希特勒愛德國，這就足夠了，”塞雷尼告訴我，“但是當他發現自己的雄心壯志錯了的時候，他並沒有感到希特勒同樣錯了，德國錯了，自己也錯了。施佩爾的悲劇在于，經過波茲南和多拉之行後，他真的想到了死。但是他求生的欲望很強，因此，實際上他是在用自己的余生掙扎著努力變成一個完全不同的人。”

　　塞雷尼對戰後施佩爾生活的記述描寫了圍繞著施佩爾知道的事和必定知道的事之間的巨大鬥爭。爭論一直持續到現在，一些歷史學家仍然對他們把施佩爾看成是姦詐之人表示懷疑。雖然塞雷尼的確喜歡施佩爾，卻不是替他辯解的人。給她留下深刻印象的並不是施佩爾的所作所為，而是他為了看清真相最終準備要做的事有多麼地艱巨。她受到吸引，加入到了他的戰鬥之中，因為它極富人性。

　　“不知道，那沒關係。裝糊涂也容易。知情可能就困難了，但至少它是真實的。最壞的情況是你不想知道，因為那樣的話，它就一定是很壞的事。否則，你就不會那麼不想知道真相了。”

　　從某種程度上講，施佩爾在戰後尋求真相的奮鬥也是德國人的奮鬥：不希望知道真相，又意識到面對真相是構建一個富有意義的未來的唯一途徑，兩種想法交織在一起。然而，施佩爾仍然對希特勒打造的自己的形象情有獨鐘，他無法變成另外一個人，恰如當德國人仍然沉溺在對過去的熱愛之中時，德國就無法變成另外一個國家一樣。我們每個人都會經歷這種掙扎所帶來的痛苦，尤其是當我們產生了愛，並且不願知曉真相的時候，痛苦就會產生。並不是說你一定是個戰爭罪犯才會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國家、機構和個人全都可能會因為愛、因為相信自己是美好的、有價值的和受人尊重的這些幻想而受到蒙蔽。如果我們認為自己並非如此，我們簡直就不能生存下去。可是，當我們對缺點和我們所愛之人或物的短處視而不見的話，我們就不是實事求是了，而是在自欺欺人。正如科爾姆奧格爾曼所說：當我們假裝不知道的時候，我們就讓自己失去了力量。這正是故意視而不見的悖論所在：恰恰在它將我們置于危險境地的時候，我們正以為它會讓我們安然無恙。

　　第3章    你的思考不會違背你的信念

　　思想體係是一個概念框架，它是人們處理現實問題的方法。

　　每個人都有一個。你也一定有。

　　為了生存，你需要有一個思想體係。

　　——艾倫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2008年10月23日

　　愛上一個思想就像愛上一個人一樣容易。“大思維”尤其讓人著迷，它們給世界帶來秩序，讓生活充滿意義。當我們加入政黨、教會或政府時，我們會找到具有同樣的世界觀、價值觀的靈魂伴侶，並且感覺生活變得完整。我們甚至會說與思想“結婚”了。我們的很多個性是被我們的信仰和我們積極地尋求對這些信仰的認可所界定的。實際上，我們甚至更進一步：我們的大腦會區別對待任何可能挑戰我們堅守的信仰的信息。

　　2004年，一個由認知神經係統科學家組成的研究小組開始探究這個過程實際是什麼樣的。埃默里大學的德魯威斯頓（Drew Westen）對心理學家稱為“動機性推理”和弗洛伊德稱為“防禦機制”的概念——人們調整他們的已知來避免焦慮和內疚等不良情緒產生的過程——產生了興趣。威斯頓建立了自己的理論，他認為大腦的神經網絡會設法滿足兩種約束條件：認知約束條件，即人們會按照感覺合理的方式將信息匯集起來；以及情感約束條件，即人們會對吸收的信息感覺良好。 

　　為了驗證他的理論，威斯頓和他的研究小組招募了15名堅定的民主黨人和15名堅定的共和黨人，在他們讀政治材料時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儀掃描他們的大腦。當他們躺在掃描儀中時，要閱讀兩個人寫的文字，一份是布什總統的言論，一份是總統競選人約翰克里（John Kerry）的言論。而且在每一對引文中，一個陳述完全符合候選人的身份，而另一個陳述則正好相反。威斯頓想要弄清的是：大腦會像處理不喜歡的候選人的矛盾言論那樣處理中意的候選人的矛盾言論嗎？

　　實驗發現，與候選人是同一個黨的受試者對他們反對的候選人的矛盾言論表現出更強烈的不滿。

　　“他們毫不費力就能看出自己反對的候選人的矛盾之詞，”威斯頓寫道，“但是，當面對另一個人令人不安的政治信息時，神經元網絡開始活躍，產生焦慮。大腦不但會通過錯誤的推理設法關閉焦慮，而且是迅速地做。充滿情緒狀態指令的神經回路似乎會為消除焦慮和衝突的信仰補充能量。”

　　威斯頓說，大腦不會停止消除這些讓人不舒服的矛盾之詞。它會超時工作以“感覺舒服，激活給黨羽所偏愛的‘理由’以少量正向強化的獎賞回路”。

　　在威斯頓的實驗中，大腦正在使用的獎賞回路與當吸毒者注射一次毒品時所激活的是同一回路。換句話說，當我們發現與我們一致的想法，或是能夠消除讓我們不安的想法時，我們就會感受到與一個癮君子再次享受他的首選毒品時同一類型的幸福感，並且重拾信心，這種感受和吸毒者得到毒品時的感覺一樣：世界一切美好。至少有片刻如此。

　　大腦不喜歡衝突，它會拼命解決它。當我們與一群志同道合的人聚在一起時，我們更容易找到一致之處，而不是找到分歧之點：毫不誇張地說，感覺好極了。但是，即使當大腦並不理性時，它也會感覺到理性。這意味著：當我們竭盡全力維護自己的核心信念時，我們就是在冒險，即對那些能告訴我們做錯了的證據視而不見，讓我們身處險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