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愛麗絲斯圖爾特（Alice Stewart）醫生來到牛津，擔任拉德克利夫醫院住院內科醫師，她是大家公認的優秀醫生，也是當時加入英國皇家內科醫師學會（The Royal College of Physicians，RCP）的最年輕的女性。同事們都認為她是一位優秀的教師，也是一位出色的診斷專家，她精力充沛，渴望應對重大挑戰和攻克疑難雜症。在戰爭期間，醫生奇缺，但是愛麗絲斯圖爾特是兩個小孩子的媽媽，因此不能被徵召服兵役，這讓她更顯得物以稀為貴，而她又經歷了一樁失敗的婚姻，這意味著她能夠去需要她的任何地方，只要她願意。

　　在牛津期間，愛麗絲不但治病救人，還領導了一批科研項目，專門研究讓人費解的疑難疾病形態，其中一個項目是要弄清楚用TNT炸藥填充彈殼的彈藥工人為什麼容易患上黃疸病和貧血症。戰爭期間，軍工廠招收的工人都是“社會底層民眾”，這就提出了一個問題：他們是因為體質虛弱容易患病才得病的，還是因為TNT炸藥是罪魁禍首呢？最初這個作為實驗室研究的課題很快就變成了現場調研。通過說服她健康的醫學生到工廠做工，模倣工人們的生活，她得以證明：該疾病不是由于工人們虛弱的健康狀況的緣故，而是因為他們接觸TNT炸藥（三硝基甲苯）造成的。後來她還進行了一些科研項目，如利用四氯化碳研究較高的工人流失率，以及調查患肺病的礦工等，愛麗絲發現自己從事的是社會醫學和流行病學領域的研究，不過這並非是她有意為之。這是一門新興學科，許多難題有待解決。 

　　隨著對疾病高發率和社會地位低下之間聯係的日益關注，牛津大學社會醫學研究所（Oxford’s Institute of Social Medicine）在1942年應運而生。為什麼較為貧窮的人在嬰兒死亡率、耳疾和乳突炎、呼吸道疾病、潰瘍和心臟病的發病率要高出接近兩倍呢？貧困和疾病之間有什麼關係？從即將構建的英國國民保健體係的角度，對此會有什麼作為呢？流行病學的奠基人之一約翰賴爾（John Ryle）將愛麗絲招聘到了該研究院，于是，她滿腔熱忱地投身到工作之中，她就是這樣一個潛心研究的人。

　　“對這些重大問題問都不問就行醫，無異于隔著櫃臺賣雜貨，”愛麗絲說，“你得了一種病，來看醫生，而醫生賣給你藥丸。還有什麼事情比它的責任更大的。沒有人站出來問：‘誰因為病得太重了而無法前來就醫？為什麼這麼多人得這種病，而很少有人得那種病呢？’”但是，在1950年賴爾去世後，愛麗絲的研究停頓下來。賴爾的研究所被降級為“社會醫學研究室”，愛麗絲失去了導師，也失去了身份地位。

　　被牛津大學的研究所棄用，只剩下了微薄的薪水，沒有研究用房，沒有科研基金，沒有研究項目，研究領域又很少受人關注或得到稱讚，愛麗絲能夠做出業績來的唯一出路只能是通過識別難題，並且攻克它。當時熱門的研究課題如肺癌、心血管疾病和脊髓灰質炎已經是人才濟濟了，這種情況下，就只剩下了一種病：白血病。白血病的發生正在逐年增加，發生率之高使得它像是一種流行病，但是，患此病的人數還是較少，因此，這一研究領域難以利用統計數字進行研究，而統計數字是流行病學研究的傳統工具。白血病的兩個異常特徵引起了愛麗絲斯圖爾特的注意。白血病正在侵襲2∼4歲的兒童，這一點很奇怪，因為通常來說這個年齡段的孩子都很健康，他們剛安全地度過嬰幼兒期，還沒有開始上學。而死于白血病的兒童也不是貧困家庭的孩子，事實上，他們生于有較好的醫療條件和較低的整體死亡率的國家。怎麼可能有這種事呢？愛麗絲決定拜訪一位白血病患兒的母親，看看能否在她們的生活中發現可能導致這種疾病類型發生的因素。她不知道自己要找的具體是什麼，因此先從懷孕開始問起。 

　　“這是一件大海撈針的工作。”蓋爾格林（Gayle Greene）說，1992年，她第一次見到了愛麗絲斯圖爾特。即便已經是86歲的高齡，愛麗絲的風採仍然讓人讚嘆，受此激勵，格林決定為她寫傳記。

　　“愛麗絲不知道她正在找什麼，因此她就問了所有的事：接觸傳染源了嗎，是否接種，接觸過貓、狗和母雞嗎，吃過商店出售的炸魚和土豆片嗎，喝過顏色很深的飲料嗎，吃過彩色糖果嗎，以及是否做過X光檢查？”

　　愛麗絲計劃訪談在1953-1955年期間所有死于白血病和其他癌症的兒童的母親。但是她得不到主流基金對她工作的支持，只從塔塔夫人紀念基金給了1 000英鎊的白血病研究資助，用于支付愛麗絲的前期研究費用。她必須有所創新才能利用好這筆最低限度的財力。因此，她設計了調查問卷，帶著它們親自拜訪了整個國家203個縣級衛生部門的所有衛生官員。由于她的不屈不撓，她說服這些官員讓她使用他們的工作人員以及當地的醫療檔案，來回答她所有的調查問題。當她在全國各地跑來跑去的時候，攜帶著沉甸甸的復寫紙和牛皮公文袋，她把少得可憐的撥款都花在了往返的火車票上。 

　　“當美國人想要做跟我們同樣的研究時，”愛麗絲後來回憶道，“因為花費太大，他們放棄了。而我們花錢就非常少，因為我們利用的是現存的醫療檔案。”

　　愛麗絲將500個白血病死亡病例外加500個死于其他癌症的病例與1000個相同年齡、相同性別和來自同一地區的活著的兒童進行了比較研究。當調查問卷開始回收之後，真相逐漸大白。罪魁禍首不是有人工色素的甜點，不是寵物，甚至也不是炸魚和薯條。

　　對于“你是否做過X光產前檢查”這一問題，每個死亡兒童的調查問卷中，選擇“是”的答案出現的次數是每一個活著的兒童調查問卷中出現次數的3倍。“是”的答案為3：1，這是一個驚人的比例，它們就像是兩個難兄難弟，不是生就是死。除了在這一個百分數上有差別外，在其他方面全都相同。放射劑量非常小，照射時間很短，只做一次診斷式X光檢查，只有很少部分的人體接受輻射照射，這被認為是安全的。但這足以導致早期癌症死亡的風險成倍增加。

　　“做過X光檢查的孕婦會極大地增加兒童癌症的患病率”這一認識是流行病學家夢寐以求的那種發現：有一個難題，具有良好的數據，並可以得出一個清晰的解釋。但是，作為一名純粹的科學家，當愛麗絲的激動逐漸冷靜下來，她一次又一次地質疑她的結論，並且請求同事們在她發表之前認真加以檢查核對。當她的文章《研究動態：兒童惡性疾病和子宮的診斷性輻射》發表在1956年的醫學雜志《柳葉刀》（Lancet）時，引起了轟動。她獲得了諾貝爾獎提名，並受邀在蘇格蘭重做她的調查。在接下來的18個月里，愛麗絲和她的研究團隊繼續收集數據。在3年的時間內，她們對英國1953-1955年間因癌症而死的全部兒童病例的80%進行了跟蹤調查，提交了一份完整的報告，並發表在1958年的《英國醫學雜志》（British Medical Journal）上，至此，他們可以明確地得出結論：接受X光照射的胎兒在接下來的10年內罹患癌症的可能性是那些沒有接受過X光照射的胎兒的兩倍。

　　“我們料想，每周將會有1名兒童死于這種做法。我們認為，醫生即便懷疑我們的正確性，也會停止使用X光檢查，而且我們感覺必須加快進度，要把在接下來的10年里發生的所有病例全部加以研究，因為一旦他們停用了X光檢查，也就沒有更多的病例了。”

　　愛麗絲的擔心是沒有事實依據的，因為在接下來的25年里，醫生們一直在使用X光為孕婦檢查身體。直到1980年，大多數美國的醫療機構才最終建議這種做法應當被拋棄。用X光為孕婦檢查持續時間最長的地方是英國。

　　為什麼要用這麼長的時間才停止呢？全世界這麼多的醫生怎麼會如此視而不見呢？愛麗絲的研究結果非常清楚，她獲得的數據非常豐富，而且最初她也廣受讚譽。無論是對于現在的我們，還是對于當時的愛麗絲，對孕婦進行X光檢查這種做法應該停止，這似乎是顯而易見的。發生了什麼事呢？

　　很多人願意將它歸罪于她與同時代的流行病學家理查德多爾（Richard Doll）的個性衝突。

　　“多爾的影響力確實很大，他任職于醫學研究理事會（Medical Research Council），並且他真的不想讓愛麗絲出人頭地，”愛麗絲的自傳作者蓋爾格林認為，“我想，他知道她是一個比他強的科學家，而且我認為她有他不具備的信念，因為這，他不能饒了她。”

　　多爾草草撰寫了一篇論文來批駁愛麗絲的論文。他寫道，這只是一個很小的草草研究，“質量不是很高”，而且他後來評述其結果是“不可靠的”。但是，多爾在英國的醫學研究所是個佔主導地位的權威人物，他的話影響深遠。愛麗絲斯圖爾特的女兒安妮馬歇爾（Anne Marshall）仍然記得多爾的抵制對她母親產生的影響。 

　　“我不知道母親是否因為多爾讓她心煩意亂，但是他確實讓她想了又想。然後，她平靜了下來，專心研究，她知道自己是正確的。她不喜歡與人爭鬥，但是，如果某件事讓她受刺激的話，她也非常堅持。”

　　愛麗絲是一個打破常規的科學家，這不會帶給她什麼幫助。她是一個離了婚的單身媽媽，帶著兩個孩子，當時，從事科學研究的女性非常少，當了媽媽的女性則更少，而離了婚的媽媽更不會受到完全的尊重。獨自照顧孩子使得愛麗絲沒有很多的時間去建立關係網、結交盟友，或者尋求其他人的支持。

　　“她不是一個有政治頭腦的人，”蓋爾格林說，“她只是做她的研究，養家糊口，這些事就恨不能讓她一天要幹兩天的活！相比之下，多爾則是一個健談之人，是那種政治動物。非常圓滑！當我與他相遇時，我想這個家夥已經做了大量的公關活動了！但當你遇見愛麗絲，你就不會有這樣的感覺。她真實、坦率，是一個不會讓人產生戒心的人，我的意思是說大家都喜歡她，但是她不會耍手段。”

　　多爾是最大的障礙。但是，單從性格這個因素無法解釋為什麼用X光檢查未出生胎兒的做法在世界范圍內仍然繼續存在。在哈佛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布賴恩麥克馬洪（Brian MacMahon）也開始反駁愛麗絲的結論，但是，他的發現實際上與愛麗絲的發現一致：在其母親做過X光檢查的兒童中間，癌症死亡率要高出40％。在20世紀60年代早期，其中一項最大的輻射研究調查了紐約、馬里蘭和明尼蘇達的600萬個X光檢查的案例，它也同樣證實了愛麗絲的結論。新的統計方法和計算機的問世共同助力，使得收集和分析數據變得更加容易和更加準確，但是，他們所做的一切一次又一次地證明愛麗絲用問卷和復寫紙調查得到的結論自始至終是正確的。那麼，為什麼一個被接二連三的研究證明是非常危險的做法，醫生們還繼續使用它呢？他們怎麼可能會對所有的數據視而不見呢？

　　在某種程度上，X射線的趣味性也應受到指責。自從1895年被人們發現之後，X射線就顯示出了一種統治力和神秘的光環。在19世紀90年代，X射線被用作一種精致而昂貴的人像攝影方式，甚至實在沒有辦法時還用來尋找誤放入烘烤蛋糕里的戒指。鞋店也誇口X射線儀能夠確保你選到完全合腳的鞋子：“售貨員、買鞋的人甚至是買鞋人的參謀朋友能夠形象化地準確地看到鞋子有多麼地合腳，在匆忙之中或者在其他情況下都一樣。”鞋店還聲稱擁有1927年“鞋熒光檢查器”的專利權。“將這樣一臺儀器擺在店里，鞋商可以自信地向他的顧客保證：他們再也不會穿不合腳的靴子和鞋子了……父母也能直觀地確信他們在為自己的兒子和女兒買鞋時，不會讓兒女們敏感的骨關節受到傷害和變形。”

　　因為在X光設備上投資了很多，所以不管是鞋店老板還是醫生都不願意聽到有任何的風險與這種新技術聯係起來。他們已經與它捆綁到了一起。

　　“沒人喜歡被告知你這一輩子都在做錯事！”安妮馬歇爾就人們對母親的發現做出的反應給出了這樣的解釋，“這就是放射治療師和產科醫師從我媽媽的研究中得出的結論：他們一直在做錯事，他們人數眾多，喜歡他們正在做的工作，並且想繼續做下去。”

　　“醫生們對放射學充滿熱情，熱情之巨大使得醫療中心投資購買了全部種類的X光設備。”蓋爾格林解釋道，“他們不喜歡有人告訴他們非但幫不了病人，反而實際上是在殘害病人！我認為，對于知道如何去做，並且已經擁有了專業的知識，也確實投入了很多資金的做法，要想改變的話，人們會非常地抗拒。” 

　　愛麗絲對兒童癌症的調查要比質疑標準的醫學實踐更為激進，也更容易引起爭論。她的研究結果擊中了當時作為科學觀點核心的一個大思維的要害——閾值理論（threshold theory）認為，某種事物的大劑量是危險的，比如輻射，總存在一個點，即閾值，低于它就是安全的（這個點現在我們可能稱之為臨界點）。但在這一案例中，愛麗絲想要證明的是：對胎兒來說，不存在一個可以接受的安全輻射水平。科學正統觀念的基石受到了攻擊，影響的可不只是鞋店和醫療中心。

　　她只能是錯的。如果她對了，就會有太多的假設要被重新審視。愛麗絲在她的科學界同行中激起的是認知失調：當大腦試圖接受兩種完全不相容的觀點時引起的思維混亂。“閾值理論是正確的”可能不正確，但是，“如此小劑量的輻射會導致癌症”也可能是不正確的。“X射線是一個新式的神奇工具”可能是不正確的，“它能殺死孩子”可能也是不正確的。“醫生治愈了病人”可能是不正確的，而“讓人們得病”可能也是不正確的。由相互排斥的信念所產生的意見不統一讓人們感到非常痛苦，甚至難以忍受。減輕痛苦（不一致）的最簡單的辦法就是把其中一個意見消滅掉，使不一致變成一致。對科學家來說，比較容易做到的是死抱住他們的信念：閾值理論和X射線都是有效的，醫生繼續維持著權威、聰明和善良人的形象。為了維護這一個大思維，愛麗絲及其研究結果就成了犧牲品。當人們對于矛盾的主張視而不見的時候，不一致就煙消雲散了。為了維護我們最珍視的理念而付出巨大的代價，我們已經做好了準備。

　　差不多就在愛麗絲研究兒童癌症的同時，利昂費斯廷格（Leon Festinger）最早提出了認知失調理論。這一理論的大部分是他在研究19世紀宗教千禧年運動時發展起來的，但是，他極想找到一個活生生的當代事例，為的是驗證他的想法。1954年9月，他在一篇報紙的新聞中發現了機會。 

　　來自行星號角的預言，呼喚市民們：逃離那場洪水。

　　它將在12月21日淹沒我們，

　　這是來自太空的信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