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春天，我20歲。在山東威海打工掙錢終于給這個一貧如洗的家摘掉了窮帽子—是我們找對了方向；離家千里之外能遇到一位好老板，年底放工時分文不欠—是我們跟對了人。我家的幾間老土坯房子，在這一年拆掉，三間簡易新瓦房拔地而起，這對以前的姚家來說，是想都不敢想的事。

　　這一年，山東威海第六毛紡廠的餐廳後面要新建冷庫房。給這個冷庫房挖地基時，我受盡了折磨。建冷庫挖地基是分工合作的，每個人負責一段，挖完就可以休息。俗話說，人一倒霉喝涼水都塞牙，我挖的這一節正趕上污水管道。管道破裂土方塌方，老板放了個小水泵日夜排水，我也跟著日夜不得閒，渾身弄得又濕又臟，簡直看不出模樣。當時是3月份左右，天氣很冷，我被凍得發抖，更心疼自己唯一的一身衣裳。

　　有一回我們工地缺小工，工頭分我到二層冷庫頂上，每人一根繩子一個皮桶，用人力往上一桶一桶拉混凝土水泥漿。這座兩層冷庫房的高度相當于普通住宅樓的三層樓高。下午兩點多鐘，工地剛開工不到一個小時，發生了一件讓我差點去見閻王爺的事。

　　我站在二層冷庫房頂上，雙手使足了勁往上拉裝滿水泥的皮桶。過了一會兒，我累極了，就想找個地方休息會兒，我來到毛紡廠餐廳樓後面一個既涼快又寬敞的地方—冷庫大門前的雨棚陽臺。我是個反應慢的人，也沒考慮安全不安全，就在我要踩上一根木杠子的時候，右腳一下子踩空了，身體突然失去重心。往下墜落的瞬間，我的腦子里只有一個念頭：完了！

　　摔在地上的那十幾秒鐘，我的眼前一片漆黑，什麼都看不見，大概過了幾分鐘，我漸漸緩了過來，看見自己正好掉在水泥袋上面，頭下的橡皮桶救了我一命。又過了一會兒，我試著活動了一下手腳，都沒事！我睜大眼睛讓自己清醒過來，這才看見周圍站滿了人，有工地上的工人，還有毛紡廠餐廳的夥夫。我在周圍人的攙扶下站起身來，覺得自己沒事，就順著毛紡廠餐廳轉悠了幾圈。真可謂大難不死！

　　我只不過是後腦勺震得疼，心里發慌，估計沒什麼大礙，我就站起來繼續幹活。我的“堅強”被全工地的人議論紛紛，大家都說我真傻，還有人好心提醒我：“你都這樣了，休息半個月一個月照樣給你記工。”大家都說我：“你怎麼不歇幾天？工頭又沒在這兒。”我覺得我從那麼高的地方摔下來，沒出一點事是我上輩子積來的福分，也可能是閻王爺看我一家人可憐，不收我。我更覺得這場大難過後必有後福，我要好好活下去，不但要活下去還要活出人樣來！姚家現在的清貧和各種艱難困苦是未來光明的前兆，所以那天我忍著渾身的疼痛接著幹自己的活。當天我紅遍了整個工地宿舍，“姚傻子”這個綽號瞬間傳開。

　　在我家我是第二個被叫“姚傻子”這個綽號的，第一個是我親大伯。他在“土改”的時候被分到安徽省亳縣古城區當區委書記兼糧食站站長。 60年代正是糧食短缺的時候，但身為糧食站站長的大伯從沒貪過公家一分錢。那時候冬天要比現在冷，我大伯弄了個面布袋洗幹凈晾幹，準備叫我大媽縫雙棉襪子穿。後來大伯又覺得這種做法不對，第二天天不亮他就把洗幹凈的面布袋給送了回去。于是，我大伯在整個古城區大洋莊成了人盡皆知的“姚傻子”。如果您到當地問姚賀臣，可能沒一個知道的，您要是說，你們這里有個叫“姚傻子”的嗎？當地大人小孩沒有不知道的。

　　我結婚的時候，大伯給了我70塊錢壓腰錢。那天中午，我們爺兒倆在他公社辦公的屋子里說著家常話。大伯雖然當著區委書記，但在他大侄子面前，從不擺架子，直接搬個小板凳原地一坐，或者往床上一躺一坐。他問我上學沒上學、成績怎麼樣等，然後又語重心長地對我說：“扛事呀，咱們窮，沒有錢，這些都能忍。咱老姚家沒動過別人一針一線，沒落過罵名，將來不能走不正規的路！”那天我向大伯保證：將來日子再苦，我們全家也會笑著面對。日子難過，我們更要認真地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