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來到威海山區靠海幹苦活，讓我嘗到了以前沒有經歷過的苦累；我在一天幹十多個小時搬石頭活的工地學會了生存。

　　“天上不會掉餡餅，付出就有回報”，這真是一句大實話。我不怕吃苦，加上平時又很節儉，和1990年以前相比，姚家後來的生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手里有了2000多塊的“巨款”，我的心里也有了盤算，打算把家里的土房子拆掉蓋新房。從威海回來，父親和光棍三叔看到我的第一句話就是：“我的乖乖，這是我們家扛事嗎？這一年沒看見長了這麼高，也吃胖了。”我1991年正月走的時候，頭頂距離門額有一拳頭高，這次回家要低著頭才能進門了。我給光棍三叔帶了點特產，把自己掙的天文數字給兩位老人看。父親看到他的二兒子扛事有了本事，不知道有多高興。

　　我常常想，人的一生吃不了苦中苦哪能得來甜上甜呀。我在威海工地當小工的時候，每個月的零花錢有時候發10塊，有時候發15塊，別人都不夠花，唯獨我還有富余，別人不夠花的時候都來和我借，我把省下的錢都存在叢培松大爺的信用社。每次午休的時候，我都到廠子的垃圾堆里撿一些廢品賣，我把威海毛紡廠、玻璃廠、造船廠的垃圾一點一點積攢起來，有一寸長的鐵絲銅絲，也有一兩重的鐵塊。我把積攢起來的垃圾拿到離工地宿舍5里路的蒿泊鎮廢品收購站去賣，一次賣個10塊8塊錢，那就是我的額外收入。

　　我掙錢從來都是靠多出力，靠汗水賺錢，從不背後燒香拜佛投機取巧。在威海第六毛紡廠的那兩年，我不和別人學著翻牆到海邊偷海帶，偷偷摸摸到家屬樓拿人家一雙一雙的舊皮鞋，到漁船上偷點這偷點那。每到工地完工後，他們那幾大包東西都是白手得來的，我從不羨慕他們，不是靠自己的辛苦換來的東西，吃著不香，用著也不踏實。

　　我在威海當工人，每次回家帶的東西，像花生米、蘋果、扇貝，還有錄音機，都是我幫別人幹活，人家看我實在送給我的。父親和光棍三叔看到那麼多好吃的，還掙那麼多錢，他們倆高興得合不攏嘴！父親不論在村里看到誰都要說上兩句：“我二兒子扛事能為姚家爭氣！”村子里的長輩也都說：“扛事他娘要是活著該多好啊！”

　　1992年的冬天，我和哥哥在外打工省吃儉用一年掙出2620塊錢，這些錢在別人眼里也許不算什麼，可對姚家來說是一筆天文數字，我那半智障的父親和光棍三叔從來沒見過這麼多錢。我們家從那年開始慢慢轉運，山東省威海市南曲阜修繕隊這個大家庭這年一共頒發了三份獲獎證書和每人75塊的獎金，我就是其中一個獲得獎勵的人。 75塊錢對于我來說意義很不一般，在姚家過個年也花不了那麼多錢，那年我買一雙人造革皮鞋也就20塊錢。

　　一個村的老少爺們都為我歡呼，我也為我們越來越好的日子感到高興，便花了幾十塊錢，為村里人放了場電影。放電影首先是感謝借我50塊錢的姚啟彬大哥，當年如果他沒有借路費給我，我就不會有現在的成績；其次是想趕一下姚家幾輩人的倒霉氣。我特意點了《世上只有媽媽好》這部影片，來紀念我去世的母親。

　　當天下午還是大晴天，沒想到晚上老天爺就賜了一場雨，放映師傅用麥克風吆喝著東家快借把雨傘來。我不太擅長張口求人，這邊放映師傅又催得急，我連走帶跑到村里的啟會小商店，賣著笑臉對店里的本家大哥說：“大哥，我和您借把雨傘用一會兒。”他聽了說：“借一把？”聽他這麼一說我心里非常高興，以為他要借給我，連忙點頭說：“是是，借一把！”可是他第二句話就變了味兒：“別說一把雨傘，十把二十把都有，就是不借給你用！”瞬間我明白了，就算在外掙了錢，我在別人心里還是以前的叫花子形象。不過我沒有生氣，因為這件事讓我深深感受到我們姚家是多麼需要靠自己的努力來擺脫以前的形象。我由衷感謝他以及其他許多人對我的斥責，因為這可以鞭策我不斷努力奮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