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家人遇到的苦難，在我們看來就是腳下的一塊墊腳石，讓我們踏在未來路上的腳步更加堅實。

　　父親去世後沒幾天，我家新宅子的鄰居二爹說：“扛事這一家人以後可怎麼辦呀，他那個憨爹爹去世了，地里的農活沒人幹了，他家孩子還小，又不能去打工，照這樣下去除了要飯沒別的招。”鄰居二爹的這番話的的確確是大實話，從那天起，我暗暗下決心：為了姚家的美好未來，我一定要加倍努力！

　　1996年春節過後，我就有了新的打算。有一天媳婦對我說：“你聽聽後院的徐長平家大喇叭吆喝著，有去北京的趕快到北大路去坐車，車在路邊等著你們呢。”媳婦又說：“當農民工一年掙個千八百塊錢看把你美的。你再看看，咱們這一個村里的人，去北京賣鹹菜的，一年掙的錢都頂你幹好幾年。你這個樣子老打工，一年吃一年幹，什麼時候是個頭兒啊！”媳婦的這番話提醒了我，讓我萌生了去北京的念頭，可是那年我沒有本錢，只好先再打一年工，攢了本錢再做打算。

　　1996年的上半年，我在打工路上竟然遇到了兩次意外。第一次是在去威海的路上，我們乘坐的是村里幾十號農民工專用的車輛。早上九點鐘的時候，這輛車正好行駛到煙臺至牟平縣之間的一個半山腰間，突然被後面飛速駛來的一輛拉水泥的車給撞上了。我們這幾十號農民工被籠罩在煙霧中，我的右手被碎玻璃扎得鮮血直流，還沒反應過來，後面的那輛車又猛地撞了一下我們的車尾。當時我心想：這下徹底完蛋了！過了半個多小時，我才迷迷糊糊地醒過來，睜開眼睛一看，幾乎每個人都受了傷。

　　還有一次是農歷五月底，正是農忙的時候，我們安徽老家該收麥子了。我在這個時候回家是有打算的：我想去北京闖一闖。我為了省錢，從文登、榮成、威海三個城市的交界處，登上了一輛開往安徽的客車。

　　第二天早上九點鐘左右，這輛客車行駛到了山東和安徽的交界處。突然，我們這輛車的車濈轆被前方的一輛東方紅牌農用拖拉機給撞掉了一個。司機後來說，前方的那輛裝滿磚頭的拖拉機司機不是醉駕就是疲勞駕駛，他的車一會兒往左拐，一會兒往右拐。當我們這輛車左邊的車濈轆被撞下的那一刻，車身頓時好像舞臺上的遊龍似的，前一磕頭後一磕頭。當時我心想：這回是真正的完蛋了。好在司機及時穩住了車，我們才算撿回一條命。

　　1996年秋天，姚家喜得二子姚五一。姚五一的降生給這個家增添了莫大的喜悅，但喜悅中也摻雜了一絲憂愁。那時的姚家雖說能吃上熱乎飯了，但仍舊沒有多少家底，生活還是很拮據。

　　姚五一的生日大概在農歷七月三十到八月初一的淩晨一點左右，為什麼不確定呢？不是當父親的不愛孩子，而是因為當時家里連一塊表都沒有，只能估算時間。孩子出生時我一路小跑著到西院鄰居家借了10個雞蛋，算是給媳婦補充營養，還有30塊錢是給接生婆的護理費。孩子生病時大夫說，他媽媽怎麼不多吃點，奶水沒有營養孩子這麼瘦，打針都打不下去！這個孩子小時候穿的衣裳基本上都是我在威海打工時別人給的，還有就是我家大兒子穿剩下的。

　　1997年的夏天，就在這個炎熱的天氣里，不滿周歲的姚五一動了一次大手術。那時候我從威海工地上每月領取幾百塊的工資，去不起阜陽的大醫院，我只好選擇鄰近的一家小診所，手術就在那里進行。那時候我也知道“便宜沒好貨，好貨不便宜”的道理，選擇條件差的簡易小診所還不是因為家里窮？姚五一的手術還沒開始，我們全家就都哭得像個淚人，一個七八個月大的孩子，才一尺多長。三四個大夫一塊摁住他，孩子那撕心裂肺的哭叫讓父母心如刀割。

　　孩子手術後一個星期不能吃硬東西，全靠媳婦煮點面湯用小勺子一點一點地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