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小傳

　　舒乙，1935年生于青島，著名文學家舒慶春（老舍）之子。曾留學蘇聯。

　　歷任北京光華木材廠科研室高級工程師、中國現代文學館館長、全國第九屆政協委員。著有散文集《老舍散記》、《父親最後的兩天》、《老舍的愛好和關坎》、《我的風箏》、《我愛北京》，長篇傳記文學《老舍》等。

　　魯豫：從小到大，我最喜歡的作家之一是老舍先生，無論什麼時候讀他的作品都會覺得是一種巨大的享受。今天請到老舍先生的長子舒乙先生，聽他來講講老舍先生的故事。

　　1899年，老舍出生于北京西城小羊圈胡同一個貧苦的旗人家庭。還在襁褓之中的時候，他家就曾遭八國聯軍的意大利軍隊劫掠：父親身為滿族的護軍，在巷戰中陣亡，嬰兒的他因為一個倒扣在身上的箱子而幸免于難。在大雜院里度過的童年生活使老舍從小深知車夫、手工業工人、小商販、下等藝人、娼妓等掙扎在社會底層的貧民的喜怒哀樂，也使他從小就鐘情于流傳于市井巷里的傳統藝術。

　　1919年五四新文化運動掀起民主、科學、個性解放的思潮，老舍也從“兢兢業業辦小學，恭恭順順侍奉老母，規規矩矩結婚生子”的人生信條中驚醒，開始了生命和事業的新起點——文學創作，並形成了以清脆的北京口語、俏皮的幽默筆墨來渲染北京民俗風情的獨特文風。

　　1935年，老舍的第二個孩子舒乙在青島出生，當時正在山東大學任教的老舍不久便辭去教職，開始自由作家生涯。那段日子是他人生的黃金歲月：家人團聚，生活安定，其樂融融。長篇傑作《駱駝祥子》就誕生于此時。

　　魯豫：您從什麼時候開始有了對父親最初的印象？

　　舒乙：兩歲多，當時小男孩兒調皮，該撒尿的時候不撒尿。媽媽非常著急，怕我尿褲子，就把爸爸招來，“過來給他表演、示范一下”。我最初的記憶就是父親在示范這個動作，從此就明白，大概我和他是同一個品種。

　　魯豫：在小孩心目當中，父親都是最棒的，舒乙先生也是這樣吧？

　　舒乙：那時候父親很忙，跟家人在一起的時間特別少。

　　1937年七七事變之後，老舍和家人分開去了重慶，直到1943年，夫人歷盡艱難才帶著孩子們來到重慶與老舍團聚。舒乙再見到父親時已時隔六年。

　　我父親是五四那一代人的教育觀，

　　他從來沒問過我考多少分，你愛怎麼著就怎麼著，

　　但是如果發現你有特殊的愛好，他就來興趣了

　　舒乙：六年之中沒有見過面，因為太小，所以對父親完全沒有印象了。等再見到他的時候發現他已經變成個老人了，其實他那時還不到四十五歲。我一眼就認出他來了，他直不起腰，好像全身的重量都放在手杖上，面色也很蒼白。他很喜歡孩子，看到我們自然是很高興，但是也增加了很多煩惱，他完全是靠寫作養活這麼多人，生活上更加困難了。

　　魯豫：父親是什麼樣的教育方式？

　　舒乙：我父親是五四那一代人的教育觀，他從來沒問過我考多少分，你愛怎麼著就怎麼著，但是如果發現你有特殊的愛好，他就來興趣了。他強調讓兒童自由地發展，不管你智商多高，你肯定有自己感興趣的那一方面，是你天生的一種愛好。比如說我愛畫畫，家里來了他的作家朋友們，他就很得意地說，“傻小子，把你的畫拿出來給我們瞧瞧。”有時候我看見別人在寫生，我也拿個小本本，坐在山坡上，裝模作樣地看著遠方的房子寫生，被他發現了，就馬上走過來說：“哎，我來教你寫生。”——其實他一筆都不會畫。但是他學師范出身，在理論上很有一套，起碼知道教學方法。就把我的鉛筆拿過去，說手要伸直，拿著鉛筆比劃，那個地方有個電線桿子，佔你的鉛筆這麼高，你把它放到紙上就這麼高；那兒有個小房子，佔你的筆這麼高，你把它放到紙上也這麼高，這樣畫不就有比例和遠近了嘛。所以他會以科學的方法來教你繪畫，希望你在這方面有所進步。

　　1945年抗戰勝利後，老舍和曹禺作為中國民間第一批文化人應邀赴美國訪問講學，並做了多次公開演講，為增強大洋彼岸對中國人民和中國文學的了解發揮了積極作用。在此期間，老舍完成了《四世同堂》的全部創作，內藏強烈的愛國主義熱忱，堪稱中華民族全民抗戰的紀念碑。

　　新中國成立之後，國內召開了第一次文代會，周恩來總理親自向老舍發出歸國邀請。老舍回國後，一家人也從重慶搬回了北京。當時老舍夫婦看中了豐富胡同十九號四合院，在那個實行供給制的年代，房主不要錢只要布，老舍就用一百匹白布換來了四合院，並在院中種了兩棵柿子樹。樹長得好，結出燈籠樣的紅果實，夫人胡絜青便將這里命名為丹柿小院。

　　舒乙在《老舍和豐富胡同》中曾經描繪丹柿小院和父親對家的渴望與照顧：“這小院鬧中取靜，平常只有花上的蜜蜂和樹上的小鳥能愉快地打破它的寂靜……當一個充滿了生活情趣的老人以最大的熱情營造一個夢寐以求的家的時候，這個家一定是獨出心裁的，而老舍先生的家是以高度的東方文化色彩而光彩奪目的，是個很有味兒的家。”

　　魯豫：他在生活中是怎樣一個人？

　　舒乙：他是最有生活情趣的人，因為他會的東西實在太多了，好像沒有他不會的。有時候一大堆作家坐著聊天，最後往往所有的作家都不說話了，就看他一人在耍鼓。同代作家葉聖陶葉先生的日記里也多次提到，只要老舍一出場，我們誰都不說話，就看他一人的，而且絕不早退，他耍鼓完了我們再走。他是個非常有趣的人。

　　魯豫：跟孩子們在一塊兒的時候像個孩子頭嗎？

　　舒乙：跟自己家人他倒不是那樣。因為家里等于是他的寫作環境，他進入了工作狀態，這時候就完全變成了另外一個人，特別嚴肅，沉默寡言。後來我自己寫東西以後才明白，那時候他是把全身心都放在了創作上。

　　魯豫：你怕他嗎？

　　舒乙：當然很害怕，他一臉嚴肅，而且禁止我們說話。他寫作的時候有一個毛病，非常喜歡安靜，如果孩子鬧他就寫不下去了，所以他寫東西的時候要求家里非常安靜，誰也不能打擾他，不能跟他說話。

　　魯豫：在家里老舍先生有很嚴肅的時候，不過他對于孩子的新式教育方式，小孩子特別認同和喜歡，這讓舒乙先生和兄弟姐妹有一段快樂難忘的童年。但此後很快有了和父親的第二次分別，這次的時間也很長嗎？

　　舒乙：對，差不多四年，我從十一歲長到了十五歲。父親到前門火車站去接我們，這時候他完全是個老人了，但是他的情緒很好，我們從火車上下來以後，他一一地跟我們打招呼，摸摸我們的腦袋。到我下來的時候，他突然把手伸出來說“舒乙，你好”，把我嚇了一大跳，因為以前在家里永遠是叫我的小名小乙，沒有叫舒乙的，也從來沒有人跟我握手。他完全是用一種洋式的方式打招呼，好像你已經是大人了，是一個獨立的個體，咱倆是平等的，我尊重你，所以向你這樣打招呼。我一下就覺得我長大了。

　　魯豫：在十幾歲這個階段，父親還是不大管你的學習嗎？

　　舒乙：不管，一次沒問過。我記得有一次我的小妹妹回家哭鼻子，被爸爸發現了，就問你怎麼回事兒？我妹妹說數學沒考好，大概考了不是四十分就是六十分，反正是很差。爸爸就說，那有什麼不好的？比我小時候好多了。我妹妹問，那我考不上北大怎麼辦？爸爸說，你就在家，我教你學英文。他會安慰你，讓你完全放松，不要為分數擔憂，不必為之奮鬥，妹妹馬上就笑了。其實後來翻他的檔案，發現他的功課非常優秀。

　　1954年，十九歲的舒乙赴前蘇聯學習理工。在此期間，他認識了同班同學于濱，即後來的妻子。從相識到相愛，舒乙的家人未曾幹涉。回國之後，在簡單的婚禮上，舒乙收到了來自父親的一份特別禮物。

　　舒乙：我是1961年結婚的，那時候結婚特別樸素。媽媽為我們添置了一個大衣櫃，四把小凳子，當作結婚禮物。父親用他的辦法送給了我們一件禮物，是一張大紅灑金紙，上頭八個大字，“勤儉持家，健康是福”，然後鄭重其事地寫上自己的名字。他也不寫父親，也不寫爸爸，寫的老舍，然後蓋一個圖章。因為圖章是紅的，紙也是紅的，所以他專門把這個圖章蓋在宣紙上，然後把它剪下來貼上，非常正規。我們得了這個禮物以後特別高興，就挂在新婚的床頭。我們的小夥伴兒們來了以後都很欣賞，很羨慕。後來“文革”的時候，紅衛兵們來抄家，把它撕下來了。等他們走了以後，我發現這張紙已經被撕破了踩在地下，就趕快撿起來。現在還藏在我的箱子底，已經破損了，但還是那個原件，這是我的家寶。

　　魯豫：作為老人來說，看到自己的孩子成家立業，過上安穩幸福的生活，就會特別欣慰，老舍先生也是這樣的。

　　一家人的生活剛開始蒸蒸日上，沒想到一場政治風暴席卷而來。1966年“文革”爆發後，整個中國淹沒在一片政治狂熱之中。和當時的大多數作家一樣，老舍也被迫停下手中的筆，而造反派們更是給他扣上了資產階級作家的帽子。

　　他非常崇拜毛主席，喜歡共產黨，但是他居然說這個運動是不對的，

　　他其實已經預料到自己的處境會變得很糟了

　　魯豫：一個人有的時候面對一個特別動蕩的大時代，會顯得特別孤獨，特別渺小，即便是老舍先生這樣傑出的作家也不例外。

　　舒乙：他有一次回來跟我們說，他們應該帶著我，我有用啊，我會寫快板兒，我會寫相聲，我會寫大鼓詞兒。我只要住到那兒，當天晚上聊聊天，第二天就能出東西。他用一種很自嘲的口吻，但是我看得出來，這是非常淒涼的。

　　魯豫：他的心情是一下子變得很差嗎？

　　舒乙：很差。那個時候已經不怎麼用他了，我發現他有的稿子居然被退回來了，這是從來不曾有過的。這種情況當然會使他極度傷心，所以他情緒非常低沉，幾乎不說話，靜靜地在觀察事態的發展。

　　魯豫：他會跟你們孩子談到這些事情嗎？

　　舒乙：會。他當時薪水很高，覺得有點兒脫離群眾，所以他和茅盾兩個人代表一大堆作家上書，主動要求降薪水。很快運動就進入到比較緊張的時候了，到了八月份，紅衛兵開始上街掃四舊，這時候他就有一些深思熟慮的想法。他非常崇拜毛主席，喜歡共產黨，但是他居然說這個運動是不對的，他其實已經預料到自己的處境會變得很糟了。他去世前的三天是個禮拜天，我正好回家，父親就跟我和大妹妹自由地討論起來。大妹妹指著他多寶閣上的小古董玩意兒問：“爸，你還不把它們收起來？避免人家跑來砸呀！”父親非常強硬地說“絕不收”，然後就發表了他的想法。他說，歷史上尤其是歐洲，多次出現所謂的文化大革命，每一次都是以文物的大破壞而告終，每一次都要死大量的人，尤其是清白而剛烈、正直的人。

　　魯豫：就在您家小院兒里，父親跟您講了剛才那些話？你們覺察出他有任何的異樣了嗎？

　　舒乙：想不到那麼多，畢竟我們年輕，太幼稚。當時他的情緒非常低落，有一些和他非常親密的文化人、好朋友在外面挨鬥、戴高帽遊街，他知道這些消息以後很為他們悲傷，因為他覺得他們都是好人，社會怎麼會這麼對待他們？ 

　　大概有上千人，燒起了熊熊大火。

　　紅衛兵讓這些挨鬥的人在火的周圍跪下，

　　用演戲的道具、刀槍劍戟開始狠打。

　　老舍先生最有名，他受傷最重，一下子就被打得頭破血流

　　魯豫：在丹柿小院開會的時候，老舍先生還沒有被批鬥過，但是之後去文聯開會的時候就開始有了。

　　舒乙：對。他因為過度地憂慮，突然大口地吐血，把我們都嚇壞了，當即把他送到北京醫院去，在那兒療養了半個月，然後就著急出來，因為運動已經開始了。出來以後他就積極地要求到單位去參加文化大革命，上班第一天就發生了嚴重的事件，悲劇就開始了。單位里張貼了一些準備好的大字報，但是他很沉著地應付了。中午說沒有車送你，就不準他回家。他大概中午也沒有吃飯，待到下午突然爆發了一場意外的事件，把他卷進去了。當時北京的京劇團有很多極講究的、很昂貴的戲裝，被紅衛兵發現了，他們把這些東西抄出來，覺得這是才子佳人、帝王將相穿的，是四舊，要破壞掉，就放在露天的地上焚燒。這時候就要拉一些北京文化局的領導幹部去批鬥，文化局跟北京文聯是一個院子，紅衛兵在拉文化局領導人去的時候，就把在場的北京文聯的作家們一個個拉到車上去陪鬥。當時沒有叫老舍先生，但是他站在窗戶邊，看到外頭混亂的局面，就自己走出來了。當場有人說他是他們的主席，是老舍，把他也拽上。到了孔廟發現已經完全無法控制了，大概有上千人，燒起了熊熊大火，紅衛兵讓這些挨鬥的人在火的周圍跪下，用演戲的道具、刀槍劍戟開始狠打。老舍先生最有名，他受傷最重，一下子就被打得頭破血流，血順著臉和胸就流下來了。最後有人建議先把老舍先生救出來，這樣就把他一個人架到汽車上，開回了文聯。已經傷痕累累的他本以為自己得救了，誰知道當他離開孔廟到達文聯時，竟有上百個紅衛兵在文聯門口等著他，他陷入了一場更加惡劣的武鬥。當時女孩子居多，而且是初中生，他們也不太知道老舍先生是誰，就知道他是一個有名的作家，是個壞蛋。周圍還有人挑撥，說他在美國拿美金，現在看來是非常可笑的一種挑撥，但在當時就是非常重大的問題。在小孩子的眼里，美國就是帝國主義，十惡不赦，青面獠牙，怎麼可以拿美金呢？那肯定是大壞蛋了。老舍先生實事求是地回答，我是作家，但我生活要靠稿費，不拿美金我吃什麼？這個不行，打！他們就輪番地打他、鬥他，他漸漸就奄奄一息，遍體鱗傷了。他是個性子非常剛烈的人，所以最後就忍無可忍。當時他身上挂了一個牌子，前頭站了一個女紅衛兵正拿著皮帶打他，他就使勁地把身上挂著的牌子砸在這個紅衛兵的頭上，這下子完了，接著他就完全被打垮了。他打了毛主席的紅衛兵，說他是現行反革命，請專政機關去鎮壓。所以把他從那里揪出來，送到了派出所，安排在一個小房間里。這時候已經是深夜了，他完全奄奄一息，派出所的人打電話給母親，讓把老舍接回家去。母親好不容易找了一個認識的三輪車工人，說勞駕你去幫我運一個人回來。到了那兒，把父親放在三輪車上，母親自己蹲在三輪車前面的腳板上，怕把他擠掉下來。到家一看他渾身是傷，就給他換衣服，結果換不下來，全貼到肉上了。我母親就用棉花蘸著熱水，一點點地把衣服剪破，撕下來，還安慰他。父親跟她說了這一天的經過，又說了好多話，兩個人躺在床上休息了一陣，很快就天亮了。父親說紅衛兵命令他今天還要到文聯去，還要挂那個牌子，然後他跟母親說：“我的事情我自己負責處理，我不願意牽扯到你，你自己的單位也在搞運動，你還是按時去上班，不要因為我的事情在家陪我，你不好交代。”母親就給了他糧票和一點零錢，等母親走了以後，他立刻就出門了。

　　魯豫：我們現在沒有辦法想象，老舍先生最後的一天一夜在想些什麼，只能做一些猜測，猜測一個這麼剛烈清白的人，經受了那麼多的淩辱，在心里一定已經下了一個決心。

　　自“文革”之初，老舍先生便對這場特殊的文化革命感到難以理解，而當他看到有人因批鬥致死的時候，甚至坦言，“文革”是不對的，又要死人了，特別是清白而且剛烈的人。如此直言，他已經意識到自己的處境可能會變得更加艱難。終于，這個清白且剛烈的人選擇讓自己消失在寧靜的湖中，留給中國文壇無限的惋惜。

　　舒乙：那天他走到院子中間，把唯一的孫女小月，就是我的小女兒叫出來，那時候她三歲。他說小月，跟爺爺說再見。這是他在世說的最後一句話，是跟一個小孩子說的，他好像把自己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了孩子身上。小孩子當然不明白他在向她做人生的最後告別，還跟他擺手，親他。走出家門以後，他一直走到了太平湖，在那兒坐了一整天。到第二天的黎明，自己走到湖里，告別了人世。

　　1966年8月25日清晨，老舍的遺體被人從太平湖中打撈上來。舒乙曾經這樣回憶他在太平湖畔陪伴父親度過的那個漆黑夜晚：“我摸了他的臉，拉了他的手，把淚灑在他滿是傷痕的身上，我把人間的一點熱氣當做愛回報  給他。”

　　第一句話是我們已經奉命接到通知，

　　自決于人民的人是不得保留骨灰的；第二句話是

　　身為全國政協常委卻不能保留骨灰的，他是第一個

　　舒乙：下午的時候，我接到北京市文聯打來的電話，說有事情要告訴我，我馬上就想到壞事兒了。我去了以後他們告訴我說，老舍先生自決于人民，你要去某某地方處理後事。又說經過一天的磋商，給他定了性，是階級敵人。我黃昏的時候趕到太平湖，那兒已經沒有人了，遠遠地就看見爸爸以前坐的汽車，但是已經換了主人，一個造反派的頭兒在等我，擺出一副完全公事公辦的樣子，說我現在把屍體交給你，你自己處理，我們走了。那個司機是以前給爸爸開車的老司機，走的時候突然拽了我一下，說這個地方有野狗，你不要離開。既然不能離開，我就請求他立刻通知母親，我陪著父親的屍體坐下來等母親。這時候天完全黑了，一盞路燈都沒有，突然天就陰起來，並開始下雨。我在一篇文章里寫到，我非常感謝1966年8月24日的這場雨，因為從臉上流下來的究竟是淚還是水，已經分不清楚了。之前發生的事情我完全不知道，所以當時看了父親的樣子才發現他滿身是傷，全是青腫的血塊兒，臉也是浮腫的。後來到了深夜母親叫了火葬場的車去找我，因為漆黑一片，所以一邊開一邊喊我的名字。我們把父親抬到車上，送到八寶山公墓去火化，我身上還帶著文聯的證明，證明這個死者是誰，還證明“他是自決于人民的”。有兩個姑娘來接待我，她們說了兩句話，我印象極其深刻，第一句話是我們已經奉命接到通知，自決于人民的人是不得保留骨灰的；第二句話是身為全國政協常委卻不能保留骨灰的，他是第一個。所以老舍先生沒有留下任何痕跡就離開了人世。

　　事發之後，日本作家水上勉最早撰文《蟋蟀葫蘆》紀念老舍。1979年，巴金在香港《大公報》上發表《隨想錄》作為中國紀念老舍的第一文。巴金在《老舍之死》的代序中說，老舍的死是值得尊敬的行為,也可以說是“士可殺不可辱”，這是中國知識分子有骨氣的表現！

　　魯豫：那時候你們家人有機會發泄心中的痛苦情緒嗎？

　　舒乙：沒有，感覺一下掉進了深淵，還必須回到單位挨鬥，牽連得很厲害，過了一段非常悲慘的生活，整個家庭基本上四分五裂了，下到最底層勞動改造，分到哪兒的都有。 

　　魯豫：你媽媽呢？

　　舒乙：媽媽是一個特別堅強的女性，當時我們都離開了家，被圈起來很長時間。她一個人遭受了這麼大的磨難，竟然能夠挺住，特別不簡單。

　　魯豫：你父親去世以後她在你們面前掉過眼淚嗎？ 

　　舒乙：沒有，因為她覺得如果那樣的話整個家就沒法活下去 了，很可能要繼續死人。

　　魯豫：到什麼時候你們的日子好過了？

　　舒乙：1976年以前就好過了，因為周恩來同志悄悄地在保護我們，我們感覺得到。比如父親的存款是被查封了的，突然銀行通知我們錢可以用了。那時候還在搞運動，肯定是周總理下了令。1978年小平同志主持工作的時候有個很重要的批示，就是為老舍先生平反，說為他落實政策，不得延誤，責成有關單位去辦。于是在文藝界舉辦了第一個骨灰安放儀式，但是沒有骨灰。我們就在骨灰盒里放了他的一支鋼筆，一支毛筆，一副眼鏡，都是跟他寫作有關的，還放了幾朵他鐘愛的茉莉花代表他，然後一並埋葬了。

　　如今，老舍自殺的太平湖已經不復存在。湖被填平，建成了北京地鐵修理總廠。尋得到舊處，但不見昔日的湖面。舒乙在文章《爸爸最後的兩天》中寫道：“太平湖悲劇發生十二年後，有一次，我偶然打開一張解放前的北京老地圖，竟一下子找到了父親去太平湖的答案。太平湖正好位于北京舊城牆外的西北角，和城內的西直門大街西北角的觀音庵胡同很近很近，兩者幾乎是隔著一道城牆、一條護城河而遙遙相對，從地圖上看，兩者簡直就是近在咫尺。觀音庵是我祖母晚年的住地，她在這里住了近十年，房子是父親為她買的。我恍然大悟：父親去找自己可愛的老母親了。”

　　他說,“在我入墓的那一天，我願有人贈給我一塊短碑，

　　刻上：文藝界盡職的小卒，睡在這里。”

　　魯豫：每年的8月24日你們家人有些什麼紀念的方式？

　　舒乙：我們就到八寶山去，對著空的骨灰盒行禮。後來我給他做了一個有藝術情調的小墓。他曾經在抗戰的時候，寫過一個發誓要抗戰到底的誓詞，有這麼一句話，他說，“在我入墓的那一天，我願有人贈給我一塊短碑，刻上：文藝界盡職的小卒，睡在這里。”我搞了一個小墓碑，把這句話刻上，可以成為大家憑吊他的一個地方。

　　魯豫：我想老舍先生如果在天有靈的話，他會特別地欣慰。這麼多年來他的作品一直帶給很多讀者很大的精神愉悅跟慰藉，謝謝老舍先生，謝謝舒乙先生。

　　我是文藝界中的一名小卒，十幾年來日日操練在書桌上與小凳之間，筆是槍，把熱血灑在紙上。可以自傲的地方，只是我的勤苦。小卒心中沒有大將的韜略，可是小卒該做的一切，我確是做到了。以前如是，現在如是，希望將來也如是。在我入墓的那一天，我願有人贈給我一塊短碑，刻上：文藝界盡責的小卒，睡在這里。

　　在動搖的時代，維持住文藝的生命，到十幾年，是不大容易的。思想是多麼容易落伍，情感是多麼容易拒新戀舊；眼角的皺紋日多，脊背的彎度日深；身老，心老，一個四十歲的人很容易老氣橫秋，翻回頭來呆看昔日的光景，而把明日付與微嘆了。我沒有特殊的才力，沒有高超的思想，我所以能還在文藝界之營里吃糧持戈者，端賴勤苦。我幾乎永遠不發表對文藝的意見，因為發號施令不是我的事，我是小卒。可是別人的意見，我向來不輕輕放過，必定要看一看，想一想。我雖不言，可是知道別人說了什麼。對于自己的批評，我永遠謙誠的讀念；對也好，不對也好，別人所見到的總足以使自己警戒；一名小卒也不能渾吃悶睡，而須眼觀六路耳聽八方啊！我的制服也許太破舊了，我的言談也許是近于嘮里嘮叨，可是我有一顆願到最新式的機械化部隊里去做一個兄弟的心哪。

　　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成立了，這是新的機械化部隊。我這名小卒居然也被收容，也能隨著出師必捷的部隊去作戰，腰間至少也有幾個手榴彈打碎些個暴敵的頭顱。你們發令吧，我已準備好出發。生死有什麼關係呢，盡了一名小卒的職責就夠了！

　　假若小卒入伍也要誓詞，這就算是一篇吧，誰管誓詞應當是什麼樣兒呢。

　　——老舍《入會誓詞》

　　1938年4月1日發表于《文藝月刊 戰時特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