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國家級貧困縣，農民用慘痛的代價為兒女鋪築大學之路。一個商人自費開展調查，五年走訪四百農戶，直面農民父母的愛與痛。

　　人物檔案

　　黨憲宗，陜西省合陽縣人，1943年生。中專畢業後做過中學教師。

　　1985年下海經商，任合陽縣人民政府招待所總經理。由于每年接待高考學生和家長住宿，引發了對農村家庭供養大學生問題的思考。

　　2003年至2007年，五年間走訪上百個村莊數百余戶供養大學生家庭，並據此完成報告文學《沉重的母愛》，引起轟動。

　　現為陜西省作家協會會員、關雎詩社社長。

　　陳曉楠

　　2007年，一個人口僅十幾萬，戴著國家級貧困縣的帽子，完全以農業為經濟基礎的小縣城陜西省合陽縣，突然掀起了一股讀書的熱潮。有一本書在這個小小縣城，短短幾個月就賣出了上萬本，縣里為數不多的幾家書店幾度脫銷。走在大街上，不論你問出租車司機，還是商店店員，甚至你去問看公廁的老大爺，沒有不知道這本書的，並且都說讀了不止一遍。

　　更有意思的是，還有人為這本書專門寫了主題歌，編了舞劇，主題歌在縣電視臺不斷地熱播，舞劇由縣宣傳隊下鄉巡演，場場爆滿，盛況空前。其實這本書的主題完全不跟流行時尚、戲劇傳奇什麼的沾邊，也絕非出自什麼大家手筆，它不過是一本體裁有點過時的報告文學，書的作者也不過是小縣城里的一名商人。

　　黨憲宗：有一次我坐車到渭南去，車主給我賣票的時候，看著我說，我為什麼看你面熟得很，咋想想不起來？我順口說了句，我是黨憲宗。結果那人馬上說，啊，你就是寫《沉重的母愛》的那個黨憲宗，好，你說到我們群眾的心里去了，今天你這個票錢，我一分都不收。我說那還能行？但是他硬把那十二元塞到我包里。

　　不僅普通的民眾耳熟能詳，賈平凹等諸多知名人物也對這本書給予了相當高的評價。

　　黨憲宗：我在西安開了一次座談會，當時像賈平凹這些大家都到了，大家對這本書評價也非常高，把這本書稱為當代的“新史”。渭南市的政協主席說他看這本書，看一篇哭一篇，他看上一兩篇，要哭上幾天，然後才能繼續看。

　　本書的作者黨憲宗是一個具有詩人氣質的文學愛好者，而他所寫的這部調查報告文筆很樸素，但感情真切且視角獨特，是一部能對這個時代產生非常深遠的影響的作品。

　　——賈平凹

　　這本感動了無數人的書的作者黨憲宗，是個地道的陜西漢子。他做過知青，當過中學教員，1985年下海後又承包了合陽縣政府招待所。而正是做招待所老板的這段經歷，徹底改變了他今後的生活。

　　合陽縣是陜西著名的“大學生縣”，在恢復高考制度以來，每年都要向高等院校輸送大概三千多名大學生。1990年之後，黨憲宗的招待所開始接攬高考、中考考生的生意。于是每年六七月份，他都會目睹一批批的考生和家長們，在炎炎夏日里度過煉獄般的幾天。而這些陪著孩子參加考試的家長們，深深觸動了他的內心。

　　讓黨憲宗印象最為深刻的是有一次，他看到一個中年漢子蹲在考場外的牆角，一只手拿著一個冷饃在啃，而另一只手則死死地捂著自己的肚子。

　　黨憲宗：（我問他）是不是肚子疼嘛？他“嘿嘿”笑了，我說了害怕你笑話，我這包裝的是娃的五千元學費，我害怕丟了。我當時心里很不是滋味，我就想，哎呀，就是為了娃上一個高中，自費班交五千學費，還不算正式的交費，自己卻在那兒啃一個冷饃吃。當時買一碗面是一塊五毛錢，他都舍不得花，但是卻給娃這樣五千元五千元地交學費。

　　還有一次，黨憲宗在考場外見到了一個年近七十的老奶奶。因為兒子病故，兒媳病重，老奶奶靠撿垃圾的微薄收入供養兩個孫女考大學。實在湊不夠錢的時候，老人還得厚著臉皮四處求人借錢。

　　黨憲宗：（她說）你不知道，為這娃上學，可以說我臉皮厚了幾十層，身上掉肉掉了幾十層，整個感覺到說，世界上啥是最不要臉的？因娃要上學到處借債是叫人感覺到最不要臉的，除了天和地沒借以外，我把人借遍了。哎呀，老婆婆說這個事情，眼淚“嘩嘩”流下來，說得我當時也眼淚“嘩嘩”。但是老婆婆說到她娃的學習情況，把眼淚一擦，眼睛馬上明亮起來，說你看我這兩個娃，雖然她爸她媽現在是這情況，但我娃娃很爭氣，學習非常好。我一定要把娃從大學供出來，我要對得起我死去的兒子。

　　2003年夏天，黨憲宗在招待所又偶遇了一個多年未謀面的老同學。這位父親已經供出了兩個大學生，如今他又陪著小兒子來參加高考了。多年未見，老同學的變化讓黨憲宗大吃一驚。

　　黨憲宗：當時他見了我，那個眼睛，可以說已經有點看不清楚了。我就問他，你現在為什麼顯得這樣蒼老？他說，老同學，這一言難盡，大的兩個娃上學花了好多錢，現在都在外邊工作了，這個小兒子學習也不錯，因此不管怎麼樣我還要送這個娃上大學。我說，哎呀，老同學，你要供三個娃上大學，現在還享不上娃娃的福。他說老同學，你也是做父親的，做父親和做母親的是沒辦法，自古以來人都是為了啥？為了娃娃，對不對？你說娃娃能上前去，我要是不管不顧的話，我對不起祖先，對不起世上的人，對不起我娃，因此我不管怎樣，就算把我這把骨頭掙碎，把我掙死，我都要供娃娃上學。農村的情況現在你也知道嘛，這麼苦，當了一輩子農民，你說落下個啥？就落下這一身病，因此我不能再叫我娃像我一樣當農民。老同學，你願意叫你娃當農民嗎？不願意吧！一句話把我給問死了，我沒啥說的。

　　合陽是國家級貧困縣，全縣財政收入一年才兩千多萬元。而如果把讀高中的費用加在一起的話，合陽縣老百姓一年支付的錢就要達到三個億，這還不包括大學的費用。一旦家里有大學生，單單一年的學費，對人均純收入只有一千余元的農村家庭來說無疑就是一筆天文數字。而合陽縣每年考入高校的學生中，80%都是農家子弟。

　　黨憲宗：一個大學生一年學費加生活費大約要一萬兩千元，四年近五萬元。而最近五年，合陽縣農民人均純收入最低為一千二百八十七元，最高一千五百八十元，這還是連燒火的麥秸稈都折價計算在內的。也就是說，一個三口之家的農戶不吃、不喝、不穿、不用，辛勞奮鬥十年，也未必能支撐起一個孩子讀四年大學，何況有的農民家庭還要供養兩三個。

　　為了湊夠給娃們讀書上學的錢，農民父母們可說節省到了極點。到2007年，合陽縣還有不少農民家庭一個月的日常開銷不到十塊錢。

　　黨憲宗以前當過中學老師，自己也曾經是兩個大學生的父親，對合陽當地的教育現狀可以說相當了解。但即便如此，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尤其是1998年國家的教育收費驟增之後，他在招待所里所目睹的這一幕又一幕農村家長們苦痛的情狀，還是讓他震撼不已。尤其是老同學那罕見的蒼老，還有那一句反問，讓他的心感到錐刺般的疼痛。

　　徹夜難眠之後，已經是合陽縣一名小有名氣的商人的黨憲宗做了一個當時誰都沒辦法理解的決定：他自費購買了錄像機還有錄音筆，跑到合陽的鄉下，開始去打探每一家供養學生的農戶，他成了一個民間獨立調查者。黨憲宗說，他就是想搞清楚，供養高中生、大學生的農民，到底有多苦，有多難？而又是什麼力量讓他們在這麼苦這麼難當中，能夠拼命地撐下去？

　　經鄉親介紹，黨憲宗首先來到一戶已經把兒子供到博士後的農家。在這里，他聽到了一個令他永生難忘的“十塊錢”的故事。

　　黨憲宗：他兒子1978年考上西北農業大學，給他來了一封信，叫給他寄上十元錢。但他家里一分錢都沒有，這十元錢咋辦呢？他和老伴商量了半夜。這已經到了寒冬臘月，第二天早晨他和老伴就到棉花地里邊去，當時人家把棉花都拾完了，他就從棉花粑粑里邊剝那個黃棉花。棉花籽把兩個老人手都全部劃爛了，剝了啥？十斤棉花賣了五元錢。這離娃那十元錢還差五元，咋辦呀？連夜就到棉花地里，把一架子車——就是一人力車棉花稈拉回來，趕天明剁成尺把長的小秸秸，到四十里以外的纖維板廠賣了，得了四塊九毛錢。這才湊夠九元九，還差一毛錢。在鄰居家借了兩毛錢——當時的郵費是八分——最後把這十元錢存到信封里邊，給兒子郵過去。這個十元錢故事當時老人是含著淚花說的，把我說得泣不成聲。

　　懷著沉甸甸的心情，黨憲宗又來到東雷村的馬仲康家。老馬三十年前在生產隊幹活時出了事故，殘廢了一條胳膊，但他愣是拖著殘體到工地打工，供出了家里三個大學生。說起供兒女的那段苦日子，老馬依然記憶猶新。

　　馬仲康：我這個胳膊廢了幾十年了。那時候真是挺著犁漿耙磨，不管什麼農事都得幹，慢慢鍛煉，就是這樣。我還上過工隊，在工隊六七年，掙點學費錢，一天只有五塊錢的工資。

　　離開馬仲康家，黨憲宗隨後來到皇甫莊鎮河西坡村，找到了農民嚴現倉的家。老嚴曾經也高中畢業，抱過上大學的夢想，但“文革”粉碎了一切，所以他把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五個孩子身上。傾家蕩產好不容易把大兒子和小女兒供出了大學，卻也負債累累。老兩口至今還住在祖先留下的土窯洞里。

　　黨憲宗：兩個娃子上大學，你總共花了多少錢？

　　嚴現倉：先後兩個娃上大學，我賣了匹馬，付清以後是背了十一萬塊錢的賬。先是老大畢業以後，拉了三萬多塊錢的賬。關鍵是這個女子，到西安工業大學以後，第一學期就交了一萬一千六，還不包括生活費，生活費還是我每月給她寄。

　　陳曉楠：這真是欠下兒女的債了。圖個什麼呀？

　　嚴現倉：圖的就是把娃娃供出去，叫娃娃擺脫這個落後的環境。古人有句話就是，父愁子妻，子愁父葬，我只求到了百年，有個幸福的歸宿就滿意了。

　　為了還債，老嚴四處打工，現在他靠每日打石頭掙錢。但黨憲宗說，以這樣的方式掙錢，即便不吃不喝二十年，老嚴也還不清債務。

　　為債務發愁的同時，老嚴還特別放不下他那一雙大學畢業的兒女。老嚴的兒子是一名醫生，雖然已在城里工作多年，卻一直買不起房，每年也只能寄給家里三四百元錢。而女兒畢業後則只能找到一份很不理想的工作。即使進了城，兒女們也沒有過上老嚴想象的幸福生活。為此，老嚴一直特別內疚，他對黨憲宗說，因為自己是農民，沒有錢幫兒子買房，也沒有本事幫女兒找個好工作，覺得特別對不起孩子。

　　黨憲宗：他兒子在寶雞結婚的時候，他去參加。結果到那兒一看，同時那個飯店還有一家子結婚。他說，人家那是城市人結婚，車是幾十輛，人一下子就坐幾十桌，我們人少，只坐了三桌。當時好像要叫我講話，我到那兒一站，別人介紹說這就是新郎的父親，我自卑得在那兒無地自容，我感到給我娃丟人了。本來我兒子還說結婚後，叫我在寶雞住上幾天，好好轉轉，我當天下午就搭車回來了。我一路就思索這問題，為什麼農村人和城市人的差別就這麼大？為什麼同樣都是人，咱的娃就是這樣，人家的娃就是那樣？我實在想不通。我再給你說一個寡婦，供養她兩個娃上大學。我採訪的時候跟她說，你現在就好起來了，你看兒子女兒都畢業了，你可以享福了。她說，唉，人家當父母的給他娃留的有房子，留的有存款，我現在給我兒女留下十萬元的賬，你說我有什麼臉去享我兒女的福？一句話把我說得，當時我是啞口無言。

　　在對110個農戶家庭的調查中，大部分工作後的大學生，對家庭的回報不能令人滿意。這些畢業了的大學生，多的每年給家庭回報一兩千元，少的僅僅三五百元，有的甚至沒有一分錢的回報。而這些大學生的農民父母們，沒有一個人指責、怪怨自己的兒女，總是千方百計為兒女辯護開脫。

　　當我問起在外工作的大學生對家庭的回報為什麼這麼少時，所有父母都用同樣的語言說：“兒女有兒女的難處，雖然工作了，他們要結婚，要買房子，城市里費錢，我們在家里好對付，也不花錢，也不需要錢。”一個農民家庭六個月花了兩元錢的零花錢，沒買過一分錢的菜，母親卻為自己每月只能給上大學的兒子三百元的生活費而傷心地哭泣。一個靠拉煤球為三個兒女上學掙學費的老父親，送兒子自費上高中時，一手捂著五千元學費，一手拿著冷饃靠在牆角啃。一對靠賣豆芽供了兩個大學生的夫婦，不知道幹吃面是啥味道，不知道一碗羊肉泡饃多少錢。為了兒女上大學，有的父母甚至付出了生命……這些大學生的父母處處想到的是兒女，從來沒有想到過自己。有些母親哪怕一字不識，談到兒女上學的事卻是滔滔不絕。

　　——黨憲宗《沉重的母愛》

　　在調查的過程當中，在一戶農家的院里，黨憲宗還見到了一位特殊的農婦。她和丈夫一年累死累活也只有五六千元的現金收入，買了化肥、種子以後，最多只能剩下三千元，根本不夠孩子上大學的費用。因此，她想盡各種辦法掙錢。

　　黨憲宗：老婆婆當時身上穿的褲子都還補著補丁。她說，我跟你說，我能幹，我幾個娃上大學我花了多少萬？十一萬。我能種地，我能種烤煙，我能種蘋果，我能養雞，我能養牛，我還能捉蝎子。

　　走進院子，寬大的院子里，五間快要倒塌的舊房顯現得出這戶人家生活上的捉襟見肘。與破敗的房屋相比，院子里卻熱鬧了許多，到處是覓食的羊、雞、豬等。我簡單說明來意後，沒等男主人開口，女主人就打開了話匣子：“我能幹，也能吃苦。我能養豬，能養牛、養羊、養雞。我能種蘋果，種烤煙，晚上還能逮蝎子……”

　　……

　　“白天做地里的活，晚上逮蝎子，家里的活晚上加班幹，有時還要下黃河撈草賣錢。前年遇上發大水，險些丟了命。地里回來，飯沒熟，趕緊提著籠拿著鑊到溝里挖藥材，挖一點是一點。”

　　——黨憲宗《沉重的母愛》

　　靠著這種幾乎是拿命換錢的方式，這位母親已經供出了兩個大學生。不過，也數次和危險擦肩而過。有一年為了給孩子湊夠學費，她半夜跑到山溝里捉蝎子，結果摔斷了手臂。

　　黨憲宗：胳膊摔壞了，娃娃哭著說，媽，我不上學了，你看你為了我們上學你累成這樣子。他媽當時氣炸啦，隨手把倆娃一人扇了一個耳光，你說啥？叫你說！你不怕，只要有媽在，你們大學就要上。（她說）現在我大女兒已經工作了，第一年工作的時候回來，給我拿了三百元錢。我說以後再不要給媽錢了，你每年過年回來的時候，給媽買一身新衣服，再給媽買點餅幹放在桌子上。新衣服媽穿上，到村里邊一轉，對人說你看我供大學生，娃給買的新衣服。餅幹我放在那兒，一個是我愛吃餅幹，再一個，村里人來，我把餅幹給散散，（告訴別人）這是我娃給我買的。你看多榮耀，多光榮！你不要給媽錢，你給了媽錢還沒人知道。

　　在2003年7月到9月間，黨憲宗一共走訪了110個農戶，做了100個小時的錄像，300個小時的錄音，花了一共五萬元。但總結下來的另外一些數字，讓他感到更加觸目驚心。110戶農戶當中，11個人因高額學費而累死、自殺或病逝，供有兩個或三個大學生的農家，往往欠債四五萬，有的甚至高達十幾萬。

　　震驚之際，一個到處給兒子借學費借不到而意圖自殺的母親，在絕望之中奮起呼喊出的口號，也一遍又一遍地回響在黨憲宗的耳邊。

　　黨憲宗：她回來已經晚了，走到亂墳崗那兒，她真想我就不如死了好，躺在這清凈地兒，也沒誰管，世上這事就了了。但是她轉念一想，這不行呀，我娃還在上大學，還沒畢業，媳婦還沒娶，以後工作到底怎麼樣也不知道，我不能死，我當媽的責任還沒盡完。她回來以後就咋辦？拉著架子車，走村串戶到處跑著賣西瓜。結果有一天下大雨，到了她村口的那坡上，她拉著架子車上不去。她最後咋辦？她就一邊拉著一邊喊著，下定決心，不怕犧牲，為了咱們的兒子去爭取勝利。你看她說的，為了兒子去爭取勝利，結果硬把架子車拉上去了。

　　帶著一身疲憊和感慨萬千，黨憲宗腳步沉重地踏上了歸途。一路上，所有苦痛的父母們的面孔，一一涌上他的心頭，讓他無法釋懷。

　　我每到一個村莊，只要有在高中或大學上學的學生，這些家庭都在喊：“學費再重，累死我們，也要供兒女上大學，讓兒女走出農村去，再不要像我們受苦受累了！”

　　——黨憲宗《沉重的母愛》

　　于是，回到縣城之後，家里人發現黨憲宗好像變了一個人。他撇下繁忙的生意不管，每天就關在屋里一遍又一遍地翻看那些錄像帶，聽那些錄音。一會兒長吁短嘆，一會兒淚流不止。

　　黨憲宗：苦苦思索，到底是什麼力量支撐著這些父母？到底是什麼原因讓他們有這個神聖的念頭？他們的想法，好像是任何刀劍斧頭都砍不斷砍不折的。最後經過我調查，所有的父母親都是一個答復，我是窮怕了，苦怕了，再不能叫我的兒子女兒像我這樣，在這種艱苦的環境中去當農民，去受累受苦。就讓父親和母親把這個苦都背到陰間，即使我累死，即使兒女對我沒有什麼回報，我都毫無怨言。曾有一個母親對我說了啥？為兒女奉獻到死的母親，才是最好的母親。

　　不上學幹啥，一輩子跟我和你爸這樣過嗎？誰要再說不上學的話，我就不認他！你們不要害怕，媽的骨頭硬著哩，只要有媽在，你們的學就得上，欠下的債媽不要你們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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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誰不想娃好？因此，我穿得再破也不嫌，但要讓娃穿好，到了學校不能叫城里娃看不起咱鄉下娃。

　　——黨憲宗《沉重的母愛》

　　感慨萬千之余，黨憲宗不禁又把目光轉向了城鎮里的底層，那些打工者、下崗職工和小商小販。因此每天早上，他路過街上的一個燒餅攤時，總要停下來和攤主夫婦聊一聊。

　　戴德有夫婦下崗後開了這個小燒餅攤。本來日子還過得去，但自從幾年前，兒子考上大學，女兒又讀了高中後，家里的營生一下子緊張起來。

　　陳曉楠：有的時候也覺得累吧？

　　戴德有：累也不能說，只能不停地幹活，因為孩子要學費，要生活費啊。你不幹的話，哪來的錢給孩子？

　　陳曉楠：每年最難過的日子是哪段時間？

　　戴德有：娃娃要錢的時候是最難受的。而且我們賣燒餅嘛，每天收回來的錢都是一毛兩毛的那種毛毛錢，一百、五十的根本沒有。給娃娃拿錢的時候都是到銀行換——現在學校里有些娃娃看不起咱，我娃娃交錢的時候拿出來一看是小錢，說你爸是賣燒餅的，好像丟面子。

　　為了給兩個孩子湊學費，戴德有夫婦每天起早貪黑打燒餅。在了解了戴德有的家庭情況之後，黨憲宗專門給他算過一筆賬。

　　黨憲宗：我說一個燒餅賺一毛錢，十萬個燒餅才賺一萬元。兩個娃一共要上六年高中，八年大學，一分錢不多花，從高中到大學要八萬元，兩個娃就是十六萬元。這就是說，你要打夠160萬個燒餅，賺的錢才夠娃的高中和大學的學費，自己還要不花錢。一個燒餅從和面到最後取出來，要經過10道手續，一百六十萬個燒餅就是1600萬次手續，才能給娃把這學費湊夠。他說是，哎，我從來就沒有算過這賬。我爺爺是靠放牛生活的，我爸爸當年靠賣飯，我也是靠賣飯，但是結果我們都沒有啥文化。我為什麼受這麼大的苦？關鍵就是沒文化。因此我現在就不能叫我兒子女兒再像我這樣打燒餅。我兒子現在在天津大學電子工程係，萬一他以後成了個科學家，這就是打燒餅的父親與科學家的兒子，我多榮耀呀！本來我有時候晚上都累得實在是沒辦法，但一想起兒子，馬上勁頭就來了，幾乎渾身是勁。

　　戴德有的兒子當年以全縣理科第三名的成績考入天津大學。一對賣燒餅的夫婦培養出了“探花郎”，這在當時的合陽縣算是個挺大的新聞。從此以後戴德有的燒餅攤前人一下子就多了兩三倍，可大家不是來買燒餅的，而是來取經的，來請教戴德有夫婦如何教子有方。人多了，戴德有出攤的時間不得不延長。但是他說他根本不在意，他甚至希望來的人更多一點，多跟他聊聊孩子，因為這樣，他覺得臉上有光。

　　從戴德有的臉上，黨憲宗看到的不僅僅是苦難，他還看到了巨大的驕傲。他調查的初衷也隨著他的這些見聞幾經改變。此後，黨憲宗沒有停止下鄉的腳步，每年他都要花很多的時間下鄉調查。

　　很多人都說，黨憲宗像是著了魔了，自討苦吃。一個小縣城里的富裕商人，本來商機如火，根本就應該分秒必爭，但他就像上了癮似的，成天往鄉下跑。

　　隨著黨憲宗足跡的不斷延伸，他調查過的人數增加到了400戶，整整幾大箱子書稿就放在家里最顯眼的地方。而其中的這些故事這些面孔，就像是黨憲宗心里欠下的一筆債，時刻浮現在他的眼前，讓他覺得自己一日不寫出來，就一日不能安生。

　　于是，2006年黨憲宗又消失了三個月，租了一間民房開始埋頭寫書。他從這400戶家庭里整理出了40個故事，40張讓他永生難忘的面孔。在初稿完成之後，他發給了一些文友看，徵求意見。作為縣政協委員的他，甚至還打算把部分文稿作為提案上呈。此舉引來了一些好心人的勸阻，他們認為黨憲宗如果這麼做的話，就是揭露了社會的陰暗面，會自毀前程。

　　黨憲宗：大家有時會議論呀，很擔心，說你為什麼要這樣，不好好做生意，惹麻煩了咋辦？這畢竟是揭露了社會的陰暗面。有些人還跟我說，哎呀，你這里邊寫得太苦了，可以說從頭到尾全部都是眼淚。我就跟他說，這是一種真實，不但農民感覺到學費重于山，有薪階層也感覺到了，家里邊假如說有一兩個大學生，可以說這就是你家當時最大的事。我就是要把這些苦難擺出來，叫大家認識這個問題，叫大家曉得我們的農民現在為了供娃娃上大學，受著怎樣的苦，受著怎樣的難。的確是學費重于山，學費猛于虎。

　　2007年元旦，黨憲宗的書稿最終打動了出版社，《沉重的母愛》一書正式出版。令黨憲宗始料未及的是，此書一出，竟引起了空前的轟動效果和熱賣景象。書稿出版後不久的一天，黨憲宗接到一個陌生人打來的電話，電話來自一個遙遠的大城市，打電話的人卻自稱是他的讀者。

　　黨憲宗：（他說）盡管你寫的不是我，但我從里邊看出我當年上大學的影子。看了你這本書以後，我就想起當年我父母供養我上大學的艱難困苦的情景，我母親當年是如何起早貪黑，雞叫就叫我起床——那個時候窮，我們家里沒表，我母親只能看著月亮叫我。你這本書教育了我，增加了我對父母親的熱愛，增加了我對故鄉的熱愛。

　　陳曉楠

　　從2003年到2007年，黨憲宗進過深山，到過黃河岸邊，流連于縣城的大街小巷。多少次徹夜不眠，又多少次淚流滿面，像個艱辛的產婦，終于孕育出了他這部作品《沉重的母愛》。此書一出，轟動三秦。從此從這里走出的很多學子，他們行囊里都多了這本書。有些父母也會專門買來，自己讀完了，再給遠方的孩子寄去。作家賈平凹這樣評論說，這是一部會對這個時代產生深遠影響的書。而黨憲宗自己說來頗為簡單，他說其實幾年以來，這麼長的時間，每一天他都覺得有一種特別沉重的力量壓在他心上讓他喘不過氣，只有看到書稿之後，他心里才終于長長地舒了一口氣，覺得些許輕松。他覺得他終于還上了一筆內心的債，為他自己，也為了在這條求學路上埋頭苦行的那些父母、兒女。

　　黨憲宗：魯迅不是曾經說過一句話嗎？讓父親扛著黑暗的閘門，放孩子到光明的地方去。我就想這些父母親，他們身上壓著重重大山，哪怕把他們壓得趴下，但是他們總要用他們的脊梁往上拱一點，從里邊透出一個隙縫，好讓兒女從這個隙縫爬出去，到神聖的殿堂去。盡管我採訪的這些父母親，他們眼睛幾乎要失明，但是他們從眼睛的深處透出一種希望之光和欣慰之光，就是說我終于把我的兒女送上了神聖的殿堂，送到了幸福的地方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