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間，父母舉債供子女讀書，使偏遠的山寨走出五百多名大中專學生。如今這里已是遠近聞名的『狀元村﹄ ，卻依然是榜上有名的貧困鄉。

　　人物檔案

　　趙世琪，貴州黔西縣雨朵鎮龍場村村民。曾當過六年民辦教師，後為了供孩子上學，回到村里當木匠。七個孩子中有六個考上大學，成為村里有名的“狀元之家”。

　　高發順，龍場村村民。為了供孩子上學，長年在井下挖煤，一個女兒也為此輟學打工。兒子大學畢業後，家中欠下數萬元債務。

　　楊永付，曾擔任過龍場村黨支部書記。為掙錢供三個孩子讀書，一家人離鄉背井來到黔西縣城。自己在爆竹廠倉庫當管理員，妻子在餐館打工。每月幾百元收入僅能勉強維持生計。

　　何遠芬，龍場村村民。2005年兩個女兒考上大學，因為籌集不到學費丈夫一度精神失常。現在還要撫養兩個上中學的孩子。

　　蘭家勇，龍場村人，貴州民族學院建築工程係學生。因為家境貧困，向年邁的父母承諾上學一切費用自己解決。課余一直在打工掙學費和生活費。

　　陳曉楠

　　2002年，黔西縣城有一位業余記者在各地走訪時突然發現了一個很特別的村莊。這個村子偏居黔西一隅，人口大概有兩千多，非常貧困。但是從國家恢復高考制度以來，這個小小的村子三十年間已經成功培養出了近五百名大中專學生，其中很多人後來讀到碩士生、博士生。這片貧瘠的土地創造出了貴州鄉村教育的一個奇跡。這個村子叫龍場村，後來索性大家就叫它“狀元村”。

　　在中國人的傳統觀念里，“狀元”兩個字一定是和門庭顯赫、光宗耀祖、榮華富貴緊緊連在一起的。但是讓人們意想不到的是，這“生產”了數百個“狀元”的龍場村，卻至今並沒有改變自己的命運，生活在那兒的父老鄉親仍然固守著一份貧困：五十年前修建的唯一通往山村外面的馬路已經破爛不堪，村莊里茅屋草舍隨處可見，每年三、四月間有一半以上的家庭斷糧，靠救濟聊以為生的人不在少數，甚至以高利貸度日的也大有人在。

　　龍場村位于黔西縣雨朵鎮。當地人習慣把龍場附近幾十公里的寨子統稱為龍場片區，片區內只有一所初級中學，傳說中的“狀元”們就是在這個學校里完成了他們的九年義務教育。泥濘的道路，破舊的茅草屋，很難讓人相信這里曾經出現過什麼鄉村教育的奇跡。“狀元”們在哪？誰是“狀元村”里的第一個“狀元”？在尋找“狀元”的路上，人們不約而同地談到了一個叫趙世琪的人。

　　趙世琪：必須讓孩子讀書

　　趙世琪家住在村子里相當少見的一幢樓房里，鋼筋混凝土結構跟周圍的茅屋草舍比起來，顯得氣派無比。

　　趙家七個子女，有六個大學生，哈爾濱科技大學、北京石化、上海交大……一連串名牌大學都與這個家庭有關。談起這個“狀元”之家，趙世琪說，上大學的夢想，早在他上學的時候就已經存在。不過由于家庭成分的關係，在那個年代，他根本沒有上大學的資格。

　　1962年初中畢業後，升學無望的趙世琪只好到鄰村的村辦小學去當老師。不過，他並沒有就此認命。好學上進的他一直覺得自己是個聰明人，因父親的牽連沒能上大學，成為他最大的遺憾。

　　趙世琪：我父親信點陰陽功，就是農村說的看風水，所以他被歸為壞分

　　子。當時的“五類分子”包括“地富反壞右”，只要屬于其中之一，所有的子女都不允許升高中，甚至不允許讀大學。就因為出身問題，我太不服氣了！當時我不服氣，以後在教書這個事情上我更不服氣，為啥子？工資最低，在農村工資是十二塊五。所以我教了六年書之後，再不教書。我們這邊的風俗是出嫁的時候要做一整套家具當嫁妝，我覺得這是個機會，就去當木匠。後來我就橫下心，要把我這幾個孩子撫養成文化人，我沒有讀到書是我最氣憤的事。我把我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下一代的身上。

　　趙世琪對失去上學的機會至今還耿耿于懷。為了讓孩子們不再留下遺憾，1968年趙世琪帶著一本幾何書回到村里，並宣稱今後不再教書，他要做木匠掙錢，讓自己的孩子讀書，今後有機會走出山寨。

　　三十多年過去了，說起趙世琪當年的那個決定，村民們依然少不了欷歔感嘆。

　　周青柏（龍場村村民）：在撫養孩子這個階段，我這輩窮，我的孩子不窮；我的孩子窮，我的孫子不窮；我孫子窮了，我下一代的下一代永遠不會窮。這就是趙世琪家的整個遠見。

　　當時做木匠一個月能掙三十多塊錢，比教書高出一倍，因此趙世琪在揪資本主義小尾巴時受到了批判。不過，即使在家庭最為困難的時候，趙世琪也沒有放棄對孩子們的教育。

　　1977年全國恢復高考，這讓已經有了七個子女的趙世琪興奮不已。當時，他最大的孩子還在讀初中，但他已經開始為孩子以後上大學做打算。

　　1979年分地的時候，趙世琪家總共分到了9畝地。經過仔細核算後，趙世琪絕望了，更加堅定了要讓孩子上大學的決心。

　　趙世琪：以前生產技術落後，大概1畝年產就兩三百斤，到了1980年以後每畝才上升到六七百斤。當時每斤玉米是七八分錢，米可以賣到一毛、一毛一，人均1畝多地，扣去吃的，每個人每畝大概就剩下一兩百斤。也就是說，1畝地到頭來就是十塊二十塊的收入，9畝地就是一百多塊錢的收入。算完那筆賬我知道，如果不讓孩子讀書，就算現在能熬過去，但是我這些孩子以後日子根本過不了。

　　僅靠種糧食的收入，根本不能湊夠孩子的學費。為了不讓孩子們輟學，趙世琪在村子里第一個開始種煙葉，他說煙草價格比大米多三倍，產量也比大米多三四倍。

　　同時，為了能讓孩子們專心學習，趙世琪還和七個孩子一起擠在自家簡陋的廂房里，每天晚上監督孩子們讀書。趙世琪說，由于廂房太過狹窄，勉強擺下四張床後，大家只能擠在一起睡。這樣的生活，他一過就是好幾年。

　　在趙世琪的督促和鼓勵下，長子趙代齡在1982年全國統一高考時，考入了哈爾濱科技大學。由于哥哥起了良好的帶頭作用，趙家七個子女有六個拿到大學文憑，平均每兩年就有一個。

　　趙世琪：那當然是高興了。你想，我一生的希望都寄托在他身上，指望他能夠幫我撐腰桿。但我最最高興的是，他帶頭帶得相當好，真正在這七個孩子里面起了示范作用。

　　雖然心里高興，不過1982年，在送孩子讀書的路上，趙世琪一路都在忐忑，他生怕自己積攢了十幾年的積蓄供不起一個大學生。誰知他到學校一打聽，學費一學期六十多塊錢，夥食費一個月三十多塊錢，按當時的政策，這全部是由國家負擔的。所以在哈爾濱趙世琪就下了狠心，他要把七個孩子全部送上大學。

　　回村之後趙世琪和村民們算了這樣一筆賬：供一個大學生，學費生活費是由國家來負擔，家里還省了一張吃飯的嘴，大學畢業之後還可以由國家安排一個工作，這樣算起來真是非常的劃算。

　　周青柏：恢復高考後的第一屆大學生是了不起的，因此就開始傳播。那麼後來呢，（趙世琪）為我們這些家庭算帳，第二也為我們地方上算帳。

　　陳富學（龍場村村民）：我說我們在這農場田壩，究竟能賺到多少？怎麼在這個貧窮的環境里面能夠供孩子出去？比如說供出一個縣委書記，那他就是醫保子弟；如果供出個省委書記來，那又是勝過百倍了。這是說實在話。

　　高考恢復之後，村民們萬萬不曾想到，趙世琪這個“地富反壞右”的後代，這個曾經的“資本主義小尾巴”，竟可以第一個培養出大學生。就在一片羨慕當中，村民們突然意識到，學習可以改變身份，學習可以改變他們的命運，學習甚至可以讓他們幻想，將來他們的子女或許也能夠當上縣長、省長，甚至更大的什麼長。事實上從趙世琪送第一位大學生走出山寨的時候，龍場村就開始醞釀這個生產“狀元”的奇跡。

　　周青柏：我這一輩人吃苦，就讓我這一輩人（承受），我再也不要讓下一輩像我一樣。這個是我的想法，基本上也是這周邊想供大學生的父母的想法，就是破釜沉舟賣房子都要供。

　　高發順：挖了二十年的煤，現在還欠債

　　就在村民們下定決心，砸鍋賣鐵也要供孩子讀書的時候，他們並沒有想到，趙世琪家的“教育脫貧模式”再也難以復制。短短十幾年間，學費就從幾十塊漲到數千塊，逐漸成為農民父母們無法承受的負累。

　　據官方通訊社新華社2005年的一份報道，中國大學學費10年上漲20倍，而同期國民收入增長卻不到4倍。政協委員孫繼業也說，中國教育花費佔農村家庭收入的比重已超過30%，躋身世界學費最昂貴的國家之列。對每戶平均年收入不足千元的龍場村人來說，這是一筆天文數字。許多家庭為此不得不舉債度日，在貧困的泥淖中越陷越深。

　　這個時候，細心的人們發現村寨里宣傳教育的標語，從八十年代的“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已經改成了“再窮不能窮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而現在龍場學校的牆上也寫著這樣的話：“把握時間和知識，與時代同進步。”盡管這樣，還是有些孩子走上了輟學打工的道路，比如已經結婚生子的高升敏。

　　十年前，高升敏只有16歲，為了供姐姐和弟弟讀書，她自己放棄學業，只身來到深圳打工。隨著經濟負擔加重，靠父親高發順一個人在井下挖煤的收入，已遠遠不能滿足這個五口之家的正常開銷了。

　　談到女兒當年的決定，蹲坐在自家柴火堆前，身上還帶著煤跡的高發順很無奈地說，如果自己有能力，絕對不願意女兒做出這樣的犧牲。

　　高發順：我們挖不了多少煤，靠挖煤根本供不了孩子，還是要大家都出去整一點錢。你不出去，凈靠挖土壩是掙不到錢的。一年挖千多兩千塊錢的田土，感覺要淌好多汗。 

　　高升敏離開山寨，一去就是四年。為了省下路費供姐姐和弟弟讀書，每年春節她都不回家，只能以書信的方式和家人保持聯係。而她小心保存的家人的照片，成了她幾年異鄉生涯中最大的慰藉。

　　高升敏：想家啊！那時候每年回來車費都高，一次要幾百塊，就兩三年回來一次，在那里打工賺一點錢。自己用一百到兩百塊錢，其他的就寄給我弟弟。有時候我弟弟給我寫信，他說現在就你辛苦一點。

　　提起弟弟高升智，原本話不多的高升敏臉上露出了羞澀的微笑，弟弟是她和家人的驕傲，2002年考上了華北工程學院。在接到錄取通知書的那一天全家人歡天喜地，然而上面注明的高額費用，很快讓所有人一籌莫展。

　　高發順：那個時候沒有想到這個社會的變革，學費和書費會變得這麼高。當年讀大學幾百塊錢就讀出來了，我們這個地方有個叫白強順的當初讀大學還不要錢。現在讀一個大學出來，要交幾萬元。

　　陳正碧（高發順妻子）：這誻兒讀書，要賣半個寨子的房子才讀得起。你看，砌上半個寨子的房子要多少錢？

　　高發順和妻子很困惑，讀個大學怎麼要這麼多錢呢？當初趙世琪還供出了六個大學生，現在為什麼自己供一個大學生都會那麼吃力呢？雖然所有人都不知道，這幾萬元的學費究竟應該從何而來，但最後，高發順還是靠著借貸把兒子送上了求學之路。

　　實際上考得上、讀不起在當地並不是個別現象。當地村里也有不少人家靠煮酒、喂豬、磨豆腐這種家庭小副業能存上一點錢，可是這和高額的教育費用根本沒法相比。顯然，村民們致富的步伐還是過于緩慢了。

　　現在高升智已經大學畢業了，雖然在縣城里找到了一份臨時工，但依然沒有能力來償還上學時欠下的債務。高發順作為一個父親，又再次挑起了還債的重擔。

　　高發順：我們都是在外面挖煤炭、打工幹活，你要掙錢啊。我挖了二十年的煤，弄到現在還是差了兩萬多塊錢的帳，還是窮。

　　陳曉楠：你有幾年沒買新衣服了？

　　高發順：沒錢買，這都是十幾年的衣服了。

　　陳正碧：差著人家的賬你還有錢買衣服？得把人家的賬先還了，（不然人家會說）你沒錢還穿的那麼好，就是不想還人家賬嘛！把人家這些賬這兩年還了，你要怎麼穿要怎麼吃都行。

　　楊永付：三十萬，從哪里來？

　　在龍場村，父母舉債供子女讀書，哥哥姐姐打工接濟弟妹上學，這種事頻頻上演。雖然從村子里走出了五百多名的大中專學生，可是村民們至今還是固守著那份貧困。

　　村民周青柏曾經算過一筆賬，他說在龍場供一個本科生，完成小學到大學的學業大約需要十萬塊錢。而按龍場現在的經濟狀況來看，一個三口之家要存十萬塊錢大概要一百年。

　　農村家庭子女教育費用支出，現在已經成為家庭最大的開支，教育正在逐漸成為龍場人生活中的“不能承受之重”，村民們感嘆最多的就是學費問題。但是盡管如此，“狀元村”還是“狀元”輩出，那些一心只想讓孩子們有口飯吃的家長，也還是一如既往地在這條路上越走越遠。

　　周青柏：這一點田土，單單拿來維持生活都無法維持。那麼如果不向前，不窮則思變，大家只有死路一條。就比如說楊永付家，一家五口人只得了一個人的土地。他的孩子小的時候，他並沒有考慮到這一點——當時他是我們這個村的大隊黨支部書記。近五年，他發覺孩子的智力是突飛猛進。在這個時候，他就深刻感覺到，如果不去打工掙錢，那整個家庭就過不下去了，就要葬送這幾個孩子了。于是他就拋去自己的家。現在家里沒有人，一家五口人都到城里去了，好幾年了。

　　楊永付曾經擔任了四年龍場村黨支部書記。他的三個孩子全部是80年代以後出生，按照土地承包五十年不變的政策，生不加田，死不減地，他們實際上是沒有土地的農民。無奈之下，為了生存，也為了掙錢供孩子讀書，楊永付帶著全家離鄉背井，來到黔西縣城謀生。

　　李吉秀（楊永付妻子）：出來的時候鄰居們說，自己修房子的錢都不夠，你還供兩個學生讀書？我說只要多做一天就好一天。

　　楊和國（楊永付兒子）：我媽從來沒有出過門，她以前就是在家里幹活。我想第一次還是很難的，因為那畢竟是他們生活了很多年的地方。

　　對于從來就沒有過土地的楊和國兄弟來說，背井離鄉只是遲早的事。而對于楊永付夫婦來說，找工作是一個巨大的挑戰。經過一番艱苦的努力，現在楊永付在一家爆竹廠倉庫當管理員，李吉秀在餐館里打工。他們都很珍惜自己的工作，畢竟離開土地之後，每月幾百元是勉強維持這個家庭必需的收入。

　　李吉秀：還是希望他們能夠讀點書，再困難都要多讀書。不要像他爸，去打工人家專門找重活給他幹。我們出去找工作也難找，人家都說有文化的人好找。我就是這樣想的。

　　為了學費，也為了生計，楊和國兄弟時常利用假日幫父親幹活。為了減輕父母的經濟負擔，他們還在郊外租了一塊菜地。

　　楊永付：四點半放學，他們要來拿蔬菜，都是走路來走路去。有時候太晚了或者是下大雨，我叫他們去坐公交車——公交車沒有調價之前是一塊錢——他們根本就不坐。他們覺得找這一塊錢都困難，如果不種蔬菜的話，他們說買菜吃都可以吃兩頓。

　　盡管課余總是在幹活，不過幾個孩子的學習成績一直都是班級里前三名，他們希望將來能考上一所重點大學。對此，楊永付既感到驕傲，又很發愁。

　　楊永付：考上大學以後，一個學生要投十萬塊錢，三個學生就要三十萬。這三十萬從哪里來？我現在只是抱著幻想，不管再困難再到外面拖欠拉賬，也要盡量支持他們多讀幾年。

　　何遠芬：孩子有文化，就不會像我們這樣倒霉

　　何遠芬家在村子里一個偏僻的角落。幾間陳舊的土房子搭著茅草屋頂，看上去搖搖欲墜，令人難以相信這里居然有人居住。更令人難以置信的是，從這里走出了兩個大學生。

　　陳曉楠：他們是哪年考上的大學？

　　何遠芬：2005年。一個在貴陽，一個在遵義讀書。（另外）有兩個還在中學，一個讀初三，一個讀初二。他要讀你也沒辦法呀，只能哭笑不得，就全當是養錯了。

　　比起龍場村其他“狀元”父母，何遠芬顯得要開朗許多，盡管她的臉上同樣印著蒼老和疲憊，卻時時帶著笑容。尤其是說到上大學的兩個孩子，更是不時爽朗地大笑。

　　不過，何遠芬說自己並不是一開始就支持孩子上學。由于家里有四個孩子，只有小學文化的她，一直以來都希望孩子們放棄學業，給自己當個幫手。但她的這個想法遭到了丈夫方天明的反對。

　　何遠芬：歷來我是不要娃娃讀書的，我說我們沒那個條件。本來這里就是窮根窮種，我們怎麼會有條件供這些娃娃？一找他吵，他就說哎呀，你不要嘆氣了，娃娃不讀書，那麼我們只是過得好一點，錢到哪兒去了，還不是不見了？我說對啊，生不帶來死不帶去，所以你現在怎麼勸我的我也是這個想法了。我就讓他們安心讀書，沒有錢我就去借，找不到地方借也要借。

　　在丈夫的勸說下，何遠芬慢慢改變了想法，全心全意供孩子上學。孩子們學習也很認真。家里條件不好，沒有書桌和椅子，他們就坐在床上，拿飯桌當書桌，每天晚上就著昏暗的燈光學習。家里斑駁的土牆上，也貼滿了試卷，隨時可以復習。

　　功夫不負苦心人。2005年，何遠芬的兩個女兒雙雙考上大學。還來不及高興，學費就成了壓在何遠芬夫婦心頭的一座大山。靠種田為生的兩人，根本拿不出多余的錢供女兒上大學。一向重視教育的丈夫因為籌不到學費，憂鬱成疾竟一度精神失常。

　　何遠芬：那幾天發愁嘛，瘋天瘋地地到處跑。我只好隨他跑，因為我要在屋子里守著，等兩個小的孩子放學。

　　丈夫患病期間，何遠芬顯得異常的潑辣和果斷。她變賣了快要下仔的母豬，為兩個學生湊足了路費。臨行前她遞給兩個女兒每人一張學費貸款申請，也給兩個女兒留下了分別時的叮嚀。

　　何遠芬：他們只要不像我這樣難就行了。讓孩子多讀點書，哪里還會像我們這樣倒霉啊？我也不要他做官做福，他只要懂得知識，懂得禮儀，那就是出去打工——現在都是機械化——摸到哪里都懂，國家拿著你就會有用了。

　　看著姐姐們上了大學，兩個上初中的弟弟也似乎看到了一線希望，他們學習更加刻苦。而對何遠芬來說，她現在最大的精神寄托，就是等四個孩子都大學畢業以後，自己的生活能夠得到改善。

　　陳曉楠：你這四個孩子都大學畢業，你日子就好過了？

　　何遠芬：那個肯定了。我經常自己給自己寬心，說最多再拿十年來窮，這也不要緊。十年後我們也才60歲嘛，那時候這些娃娃走到哪兒都能找到飯吃，不用我們牽挂了。日子會越來越好過的，不會說永遠都窮苦。現在當然是有點困難，不過剛50歲多一點，還是可以過的。

　　蘭家勇：貧困無所謂，只要讀書就會好起來

　　在龍場村里行走，不時會遇見坐在屋檐底下曬太陽的阿婆，田間地頭忙碌的大叔，趕路歇涼的大嬸……他們幾乎都是“狀元”的父母，“狀元”的親人。為了“狀元”的大學夢，他們在貧困中掙扎著求生存。

　　因此，當“狀元”們離開村莊的時候，沒有慶功的酒宴，沒有熱鬧的嗩吶，也沒有鮮艷的大紅花。龍場村的“狀元”們是靜悄悄地攻讀，靜悄悄地“中榜”，最後也靜悄悄地走出山村。和當年趙世琪送兒子上學時的那種風光相比，90年代的“狀元”們多了一份經濟上的負擔，心理上也多了很多的壓力。

　　蘭家勇是“狀元村”的一位在校大學生，就讀于貴州民族學院建築工程係。當初為了供蘭家勇上學，蘭家勇的哥哥姐姐全部外出打工。可是因為家庭實在是太貧困，中學的時候，他也曾經一度被迫輟學。

　　如今，村莊里八成以上的青壯年在外務工。蘭家勇的二哥二嫂也在外面打工，留下剛剛斷奶的孩子給父母照顧。他的大嫂在大哥去世後改嫁，也把兩個孩子留給了老人。說起上大學的小兒子，在自家那昏暗而四處透風的房子里照顧孫子的老夫妻，臉上露出了愧疚的表情。蘭家勇的母親嘆息了無數次，而他的父親則一直沉默不語。

　　蘭家勇母親：我們老了，做不動了，他爸又沒有出息，我也撫養不了他了。他說媽，供不了我那我去打工，我說可以嘛。他去打了半年的工，心神不定，回來說媽，我還是要去讀書。

　　蘭家勇：她其實心里面不讚成我讀書，因為支撐不下去，這個經濟負擔太重了，但是我說我要讀書。

　　為了打消父母的顧慮，在拿到大學錄取通知書的那一天，蘭家勇給年邁而體弱多病的父母留下過一個承諾。

　　蘭家勇：我向父母保證說，我不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下不會向家里面要錢，我自己想辦法打工掙錢，慢慢自供自讀讀下去。

　　蘭家勇考上大學第一年的上學費用全部靠助學貸款。而2006年由于成績下滑，他沒有爭取到貸款名額。為了湊夠學費和生活費，課余時間，他全部用來打工。

　　陳曉楠：打工的時候幹什麼？發傳單嗎？

　　蘭家勇：對，能掙二三十塊吧，也有十幾塊的。只要有時間有機會，我都會去，多少能夠掙一點，這是件好事。實在周轉不過來的時候，就只能借錢。這周圍宿舍里玩得好的，每個人我都向他們借過錢，甚至我都不知道我究竟向多少人借了錢。當我還錢的時候，只能一個寢室挨著一個寢室地問，我差誰的錢？這樣我才好還錢給他們，都只能夠這樣，因為借得太多了，都記不清了。平時吃飯也吃得很少，每頓四毛錢。現在可以吃六毛錢的飯，而且加一個葷菜一塊二。

　　靠著節衣縮食，打工掙錢，周轉不過來時找朋友借錢，蘭家勇在學校已經過了一年多了。這一年多的生活，蘭家勇說的時候神情很平靜，不過背後肯定隱藏著淚水和汗水。由于父母不識字，懂事的他也就很少給父母寫信，而自己在生活上的困境，更是從來不提。所以蘭家勇在學校的情況，父母所知甚少。

　　蘭家勇母親：他在學校里面我什麼都不知道，我又不識字，上學都是他一個人去的。

　　盡管時時刻刻要為生計發愁，蘭家勇還是每天都在他的畫板上建蓋著高樓大廈。他說只有坐在教室里，他才會感覺到片刻的安寧，只有在那一刻他才會看到自己的希望。

　　蘭家勇：我媽以前告訴我，貧困不貧困無所謂，你只要讀書出來就會好起來的。我現在覺得，不管壓力怎麼大，只要堅持還是能夠走過去的。像高中的時候也挺困難的，但是還是過來了。所以我相信，只要堅持下來，就能夠走過去。

　　陳曉楠

　　2006年的高考，龍場村又多了七名大學生，“狀元村”的奇跡依然還在繼續。大學生們走了，他們的父母，他們的兄弟姐妹，打工的打工，背煤的背煤，在田間地頭繼續為他們的學費、生活費奔忙。“狀元村”似乎又恢復了往日的平靜。

　　村民們一有空，就會聚在一起討論討論。他們會算計一下來年的收成，算計一下養豬養雞、種菜種瓜的收入。有時候也會發生些爭論，那多半都是有關孩子們的學習問題，比如說誰家的孩子聰明，誰家的孩子愚鈍，誰家的孩子應該上學，誰家的根本就應該放棄。這爭論的話題似乎從來沒有一個答案，但是始終還會繼續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