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艾滋病肆虐的村莊，父母靠賣血維係著他的大學夢。走出『艾滋村﹄，這是一份用生命換來的承諾。

　　人物檔案

　　熊長東，河南省上蔡縣五龍鄉熊橋村人。因為家庭經濟條件困難，父母靠賣血供其上學。父親和哥哥相繼感染艾滋病。

　　2003年考取河南農業大學，因無力負擔學費放棄，外出打工。

　　在父親的堅持下，復讀一年，于2004年考取哈爾濱商業大學土木專業。

　　2006年父親病發去世。

　　陳曉楠

　　2004年8月，在中國扶貧基金會提供的“新長城”特困助學金申請表當中，有一份在我們看來有著一種特殊的沉重。因為這上面的一些字眼似乎和大學二字來自完全不相幹的兩個世界——艾滋病，賣血。

　　這個學生叫熊長東，他來自河南上蔡縣的“艾滋村”，而家中的頂梁柱，他的父親在幾年前被確診感染了艾滋病。一時間，他的大學夢想在這樣的地點這樣的時刻就顯得是那麼的奢侈和不切實際。 

　　說實話,在去“艾滋村”之前，無論如何我們無法具體地想象那里究竟會是怎樣一番景象。我們做好了心理準備去面對任何壓抑的、殘酷的甚至是血淋淋的真相，我們準備著去接觸一個沉重壓抑的家庭，我們準備著去和一些已經絕望的人們談話。但是到那兒之後，我們發現這個村子迎接我們的其實是兩個字：平靜，出奇的平靜。和其他的村莊相比，這里似乎沒有什麼不一樣，一樣的錯落有致的院落，一樣的三一群兩一夥在街上聊天的村民，看見我們的時候，連那種好奇和害羞也都是一樣的。但是隨即這里的人告訴我們這樣一個事實：其實這個村子里幾乎每一家都有艾滋病人，而每一年也都有幾個人因此而死亡。我想或許是因為大家擁有共同的命運，而且不得不接受，久而久之人們也就習以為常了。或許是因為艾滋病本身就有很長的潛伏期，所以如果不發病的話，也會給人一種錯覺，好像和正常人沒什麼兩樣。總之，這個村子表面上看去一切如常。但是我知道，有一道傷口，藏在每一個人心里很深的地方。

　　20多年以前的土坯房，我們現在還在住著，屋頂翻新了一次又一次，每次下雨，我和爸爸就拿一塊大塑料布爬上房子去補窟窿，但往往還是外面大雨，屋里小雨，那根大梁在大雨當中也劈了一半。

　　——熊長東的申請書

　　2004年8月初的一個深夜，突然下起了一場大雨。在瓢潑的大雨衝刷下，熊長東家那座已經住了二十年的土坯房，修補了無數次仍然到處漏雨的屋頂不斷發出異樣的響聲。熊長東感覺不對，趕緊拉著父母往屋外跑，三個人剛剛跑出屋子，不堪重負的屋頂就塌了。

　　陳曉楠：從什麼時候開始就有點要倒的意思了？ 

　　熊自成（熊長東父親）：中間那個柱子，（2004年）過了年就斷了，這邊都頂住了。那會兒凡是能頂的地方就頂一塊，能蓋的地方就蓋一塊。不行了蓋點這個，不行了再蓋點那個。東西都濕了，有的東西泡爛了就搬出去了。其實也沒有啥東西，不像別人有家具啥的，我們就是一些破破爛爛。

　　陳曉楠：住著多危險啊！中間就一直沒有錢重新蓋一個房子，或者是好好修一修？ 

　　熊自成：關鍵問題就是沒有這個經濟實力，要是有經濟實力，當然會把它修一修。如果沒有塌下來，還得湊合著住。俺兩個老的好遷就，怎麼住都行。

　　熊自成和妻子都是老實巴交的農民，主要靠種地來維持一家人的生活。熊橋村地處貧困區，而熊家三個男孩，人多地少，生活就更加窘迫。自小在這種環境中長大的熊長東卻學習成績優異，一直讀到縣城的高中。于是他的學費又成為家中最沉重的一筆開支。

　　熊長東：小時候，我們家人多地少，三個半大的孩子總是吃不飽，于是父母便跟著人家東奔西跑去賣血，上駐馬店、西平等地，用那微薄的賣血錢來供我們吃穿和上學，有時一天竟能賣兩三針。現在看到父母胳膊上成堆的針眼，我就感到痛苦、內疚，好像那一根根針就扎在我的心里。 

　　陳曉楠：大概是在什麼時候，你心里很清晰地意識到，供你上學的學費可能是父母親用血換來的？ 

　　熊長東：大概是有一次家里實在沒有錢了，又需要交學費嘛，所以我爸和我媽他們就賣血了，回來之後替我交的學費。那段時間的學費幾乎每一次都是這樣來的。 

　　陳曉楠：你拿著那幾百塊錢，交給老師，交給學校，是什麼感覺？ 

　　熊長東：看著父母用血汗錢來供自己上學，很難過。有時候要交學費了，回來看到家里的情況就不好開口，對學校總是能拖就拖。 

　　熊自成：因為他們幾個都在上學，經濟上就比較拮據一些。這個地方比較偏僻，除了種地也沒啥其他收入，所以整個農村就形成一種賣血的風氣，我就參加了這個行列。孩子這邊要（交）學費了，那就現去賣幾針血，搞來（錢）給小孩交學費。那個情況是很現實的。 

　　根據官方資料，上個世紀90年代，因為無知和利益的驅使，中國一些地方出現了由當地政府支持的“血漿經濟”，號召農民賣血，把收購上來的血漿賣給制藥業。一時之間，“獻血光榮”、“獻血為了救死扶傷”這樣的宣傳標語在農村隨處可見。而每次抽血500毫升就可以獲得四十至五十元人民幣，這對祖祖輩輩在土里刨食的農民來說，無疑是一個巨大的誘惑。

　　然而由于採血流程當中存在漏洞，設備消毒不徹底，隨著農村地下賣血行業的不斷擴大，一種可怕的疾病在河南平原上蔓延開來。2002年熊自成在外打工時，忽然高燒不退，他的身體迅速衰弱下去，只能被迫返鄉。

　　熊長東：我爸去外地給人家打工時，一直高燒不退，但他仍不願回家，因為家中處處都需要錢，尤其是我這個張著嘴等著飯吃的學生。他自己強忍著幹活，晚上才熬些藥，直到無法再撐下去了，才被迫回來。他回來之前我們這兒就有發現的病例了，看他的病情好像跟別人的很相似，所以推敲著可能也就是這種病吧，我們家里人就讓他去縣醫院檢查。開始他不願意去，畢竟這種病剛出來那段時間好像會受別人的歧視。到最後看見別人都去了，他才去了。後來是我大哥最先拿到那個化驗單。那段時間怕我爸受不了，開始沒有告訴他，給他弄了一份假的化驗單。

　　陳曉楠：當時家里是什麼樣的？ 

　　熊長東：主要是我母親，她心里感到壓力比較大。我們背著我父親，很自然地會流淚。沒辦法，畢竟我爸是家庭的支柱。但是在他面前還不能表現出來，還得裝得跟沒病似的。

　　陳曉楠：第一次一家人把話說開了是在什麼時候? 

　　熊長東：好像到現在一直沒有說開，他自己就知道，等于是默認了。 

　　陳曉楠：你自己剛知道得病的時候，是什麼心情? 

　　熊自成：剛知道得這個病的時候壓力很大。整個家全靠我一個男人在外面賺錢來支持家庭的開支，資助小孩上學，你得拿錢對不對？現在你得了這個病，沒法再掙錢了呀。而且病一嚴重的話，你又得花錢，再考慮到治不好，你壓力能不大嗎？思想壓力大得很。 

　　陳曉楠：你心里這些壓力會跟兒子說嗎？ 

　　熊自成：不能跟他說。你當父母的，自己的心情不應該跟小孩講。你本身就有壓力，再跟他講，對小孩產生各方面（影響），他也會有一定的想法，對不對？你的思想壓力和一切苦痛都在你自己心里，你得自己承擔。有的東西沒必要跟小孩說，這些事情跟他說了會起副作用，對不對？

　　因為村里沒有任何醫療設施，熊自成每次都必須走十幾里路到縣城才能看病。其實村民們也曾經提議說建一座艾滋病衛生院，但由于村領導說怕影響不好只得作罷。不過即使是在縣醫院，也幾乎沒有接受過艾滋病治療培訓的醫生。面對極度匱乏的醫療資源，無奈之下，熊長東的母親學會了打針。

　　熊長東母親：他半夜發燒叫我起來，我就給他打針。因為他那個病傳染，人家不敢（給他打針），最後都是我自己（給他打針）。 

　　陳曉楠：你以前會打針嗎？

　　熊長東母親：不會，他有病以後我才學的打針。

　　在當時，艾滋病患者仍然飽受旁人歧視的眼光。父親的病，使原本開朗的熊長東變得沉默寡言。在老師、同學面前，他感到自卑，感到壓抑，總是一副心事重重的樣子。熊長東說，父親的病是埋藏在他心里的秘密，他不願意讓老師和同學知道，因為他不願意接受別人同情或異樣的眼光。那時，他最怕的就是聽到周圍的同學說到“艾滋病”這三個字。 

　　熊長東：我在學校確實不能跟別人說，這種病很受歧視的。如果說了，同學可能會離你遠一點。在他們眼中，這種病非常恐怖。我不說，我的同學都不知道。

　　陳曉楠：這會不會讓你在上學的時候帶著一個特別沉重的負擔？因為你需要隱瞞，恐怕別人知道。

　　熊長東：和其他同學相比的話，感覺到有點自卑，好像在別人面前總會抬不起頭來，畢竟心里埋藏了一些不想讓別人知道的東西。 

　　陳曉楠：同學之間有談到艾滋病的時候嗎? 

　　熊長東：有，我們那邊有一個文樓村 ()Ｋ比較有名。說起艾滋病，有人就會拿這個開玩笑，說我是文樓的，我就有艾滋病，不要和我接觸什麼的，好像文樓村就是一個代名詞。大家拿這個開玩笑的時候，如果我正好在旁邊的話，我就保持沉默。

　　陳曉楠：你在你心里有沒有埋怨過父母? 

　　熊長東：沒有。我很理解，他們都是為了我們。 

　　艾滋病使家里的主要支柱倒下了，但讓熊長東沒有想到的是，這僅僅是開始，這個家庭的苦難還沒有結束。2003年，熊長東父親的病剛剛有點好轉，另一場災難也接踵而至。這場災難使一家人幾近絕望。

　　熊長東：2003年村里出現了不少艾滋病患者。因為在賣血的熱潮中，我哥也賣過不少，他就去醫院化驗了一下，也是艾滋病患者。那個冬天，我哥因肺部感染不停地咳嗽，又引發了肺炎。由于家中沒錢，只能拿一些藥苦苦支撐著，實在撐不下去了，才讓我們把他送到醫院，幸虧搶救及時，才過了那個年。爸爸也因操勞過度，又犯了病。家里便再也沒有平靜，整天不停的針與藥，滿屋子衝人的藥味，藥瓶也越堆越多。 

　　熊自成：我身體剛好轉一點，剛種了麥，大兒子就躺下了，也臥床不起，肺部感染，嚴重得很。最後沒辦法了，我把他弄到醫院住了半個月。為了湊錢給他治病，我們把一個莊都跑遍了，到處借錢。這邊他娘早上起來就跑去借錢，我那邊把手續辦了，請人用車拉著，趕緊進醫院，又挂氧氣又挂針。 

　　陳曉楠：等于家里頭兩個頂梁柱都倒下了。

　　熊自成：那可不，經濟上光開支沒人掙錢，是個大問題。特別是這個病，兩個病號又要花那麼多錢。各方面的情況堆到一起，思想上重重壓力，那是最難過的時候，當時我考慮都過不到現在，絕望得很。

　　熊長東說，當時不管家里多麼艱難，父母都堅持讓三兄弟中唯一考上高中的他繼續學業。為了給他湊學費，父親的病稍有好轉就下地幫母親幹點力所能及的活。

　　據說那時政府每個月發給每個艾滋病人三百至五百元的代金券，可以到醫院看病買藥。不過熊自成和村里其他患者一樣，每個月只能領到一百多元的票券。最難的時候，他常偷偷地把票券換成真錢，一個人給在城里讀書的兒子送去。熊長東說父親送錢的情形，他一生難忘。 

　　熊長東：有段（時間）我真的不想上了。父親有時候看病，上面發的那種紙幣，他舍不得花，就會換成真錢供我上學，有時間就給我送去。當時我真的悲傷極了，我覺得花的可能就是我爸的救命錢。 

　　陳曉楠：你有沒有跟你爸爸提出過，你不再上學了？ 

　　熊長東：我不敢說。畢竟我是我們家中唯一的希望，如果我不上的話，我不知道我爸會怎麼想，他肯定很失望。我爸他挂著針的時候，還在勸我好好上學呢！ 

　　父親竟然拿自己的救命錢來供兒子上學，一說起這件事，熊長東的眼淚就沒停過。對于父親的一片苦心，熊長東除了感動，還有愧疚，他覺得自己上學耽誤了父親的醫治。不過，熊自成有他自己的想法。

　　陳曉楠：聽你兒子說，你經常把那個票換成真的錢，給他買點東西吃，或者給他交點學費什麼的。在最難過的時候，因為兒子還是高中，要花好多錢——我聽說一年要三千塊錢，你們那會兒還要到處去借藥費，那是很大的負擔，有沒有想過暫時不讓他上學？

　　熊自成：那個時候我可沒這個想法。再困難的時候，不管是他上學，還是另外那兩個孩子上學，我的指導思想都是讓小孩多學點知識，多學點文化。不管是在農村也好，在其他各個地方也好，你就是出去打工也好，還是要多學點文化，多學點知識，這樣比較好。我在有病期間，最嚴重的時候，我都鼓勵他說，你別認為我有病你就不好好上，你就想棄學，我就是再困難，你最好也堅持。我跟其他人的想法不一樣。

　　陳曉楠：那個時候家里的學費錢從哪兒來呢？一年三千塊也是筆不小的負擔。

　　熊長東：基本上借親戚鄰里的，然後家中喂點豬、雞子什麼的，全賣了供我上學。有段時間糧食抬下來也都賣了，留一點只是將（就）夠吃的。  

　　為了供熊長東上學，父母幾乎將家里能賣的東西都賣了，能借錢的地方都借遍了。不過，有一次，家里實在是湊不足新學年的學費了，學費拖了幾個星期都沒有交。被迫無奈，熊長東給自己的班主任寫了一封長信，第一次向外人說出了自己心中的秘密。 

　　熊長東：開學之後，他馬上找到我，把我叫了出去。當時感覺見了他挺不好意思的，因為畢竟家里有這種病，面對家庭成員以外的人，好像難以啟口。我班主任他挺理解我的，說著說著我也哭了。他說其他的你不用管了，好好學你的吧，堅決走出這個村子，走出你們那一片，以後都會好的。 

　　陳曉楠：對你來講，這也是第一次對家里人以外的人談這個問題。

　　熊長東：是的，心中憋的東西好像釋放出來了。

　　學校知道熊長東家里的境況後免除了他的學雜費。這大大緩和了熊家的經濟危機，也讓熊長東能夠更加安心地學習。2003年，熊長東考取河南農業大學，成為當年熊橋村唯一一個考上大學的學生。但面對幾千元的學費，看著一無所有的家，看著發病躺在床上的父親和大哥，熊長東最終無奈地選擇了放棄，一個人偷偷跑到了省城打工。兩個月後，熊自成打聽到兒子在省城的地址，寫信給熊長東，堅持讓他回家。 

　　熊長東：父親說回來再上一年吧。他讓我選擇的就是上大學。總之，他是絕對不會讓我就此出去打工的，他不讓我失學。

　　陳曉楠：你覺得他在自己的身體都已經如此不好的情況下，為什麼還會有這麼大的決心？ 

　　熊長東：畢竟我是我們家的希望，如果我輟學的話，那恐怕以後很難改變這個家庭的命運了，我如果繼續上學，說不定就有轉折的機會。 

　　陳曉楠：所以你肩負著一個任務，就是改變你們這個家的命運。你自己會時時刻刻意識到這種責任嗎?

　　熊長東：嗯，始終在心里裝著。 

　　對于改變命運的說法，父子二人其實有著不同的定義。熊長東認為要靠他自己來拯救全家，但是他父親堅持認為只要能把兒子送出去，讓他有自己的一片天地，就已經足矣，他並不期望熊長東能夠拯救全家人，改變全家人的命運，他甚至也沒有期望日後熊長東能回到這一片土地。

　　但不管怎麼說，熊長東還是堅定了一定要走出去的決心。走出這片土地，走出“艾滋村”，成為他最強烈的願望。于是，熊長東又回到學校復讀。他拼命地讀書，決心第二年一定要考取一所重點大學，去完成自己所肩負的使命。

　　2004年6月，熊長東第二次參加高考。這一次，他考取了哈爾濱商業大學土木專業。 

　　陳曉楠：像你這樣來自一個艾滋病家庭的學生考上大學，在你們這個村子里多見嗎？ 

　　熊長東：那一年就我自己一個人。我們這兒上高中的學生本來就很少，到我這兒吧，我們村出的大學生也只有三四個。

　　陳曉楠：幾十年以來你們這個村子只出過三四個大學生? 

　　熊長東：是的，而且都是近幾年的。 

　　熊長東說，因為心理壓力還是很大，所以這次其實考得並不理想，離他最高的目標武漢大學還有一定差距。他說可能是他太想考好了，畢竟全家人的希望都在他一個人肩上。但是比起熊長東內心的遺憾，熊自成更多的是滿足。只要想到兒子從今以後是大學生了，他就忍不住露出笑容。

　　熊自成：反正心里是很高興，好好賴賴總是個大學，幾輩子也沒上過這麼大的學。 

　　陳曉楠：你覺得他上大學能改變一家人的命運嗎? 

　　熊自成：改變不了。並不一定是考上大學就能改變自己家庭的命運，主要還是對他個人的前途有影響，今後這個小孩有自己奔波的方向。農村有句土話說，能自己扒飯碗，他自己能弄碗飯吃就行了。 

　　因為家里的境況，2003年熊長東沒有能夠上大學，他的父母為此一直覺得對不起自己的兒子，兒子的未來成為老兩口最大的心病。雖然家里還欠著兩萬多元的外債，境況比起去年也沒有太大的好轉，但熊長東的父母說這一次不管想什麼辦法也一定要讓孩子走進大學的校門。

　　陳曉楠：現在這個學費通知書上都寫著呢，你們怎麼打算呢？ 

　　熊自成：學費想辦法給他借啊。俺這個莊，我連票券帶現錢的基本上跑了百分之五十，已經借遍了。但是現在還得想辦法借。要是真借不來，貸款也得上。現在是我的義務，對不對？他只要考上了願意上，就是你的義務，你要想盡一切辦法讓他上。

　　在兒子那張大學錄取通知書面前，堆積如山的沉重債務變得不值一提。哪怕為了給兒子湊學費，債務還在不斷增加，在熊自成看來都是一件值得高興的事，畢竟能借來錢，意味著兒子上學就有著落了。

　　就在一家人想方設法為熊長東四處借錢的時候，家里修了無數次的老屋倒塌了。說起房子，熊長東的父母總是輕描淡寫，談得更多的還是熊長東的大學，似乎他們覺得現在有沒有房子住並不重要，籌到錢讓兒子上學才是家里頭等的大事。熊自成笑著說，他們已經借到一千多元錢了！ 

　　陳曉楠：正好是給兒子籌錢上學的時候，房子塌了。你估計什麼時候能再蓋起來？ 

　　熊自成：這房子我現在都沒準備蓋，一是沒這筆錢，二是沒這個想法，塌就塌了。我和老伴兒現在在我村里鄰居那兒住，他去外面打工了。你不住那兒住哪兒，是不是？你沒房呀。雖說不是自己家，但你現在沒辦法，只能先這樣對付了。

　　陳曉楠：兒子上學期間蓋起這房子，希望大嗎？ 

　　熊自成：想盡一切辦法，不過希望根本不大。但是也得盡量想辦法，也不能總是住人家家，對不對？你蓋差一點，搭個棚子也可以。反正先不急，慢慢地弄。 

　　陳曉楠：在你要離開家的時候，房子塌了，有沒有家也不成家的感覺？

　　熊長東：有那種感覺，感覺到沒得家，連個住的地方都沒有了，這也讓我不放心走。但我想不管多久，房子還是可以蓋起來的。

　　房子倒了，只要能夠走出去，以後還可以蓋起來。總之，走出去，這三個字是一家人不斷在念的咒語。不過即使真的走出這一片土地，“來自艾滋村”這幾個字或許或多或少還是會在熊長東身上留下一些符號。當問到這個問題的時候，熊長東愣了一下，他說其實自己沒有好好想過。可能是因為從小到大，熊長東並不曾真正意義上離開過這片土地，因此他可能也真的無法想象外面的人會給這個村子里的人下什麼樣的定義。

　　陳曉楠：你會告訴老師同學們，你來自這樣一個地方，來自這樣一個村子嗎？ 

　　熊長東：會告訴他們，但是我家庭的情況恐怕不會說。對于他們來講，來自這樣一個地方，可能有一些人就會感到害怕。但是你來自哪兒是無法改變的，那是事實。不過，走出去是我最大的理想。好多人都以自己的家鄉為榮，對我來講，在這點上可能感覺會比較復雜。畢竟我在村子里生活了一二十年了，還是有點感情的。但是和別人比起來的話，自己的家鄉好像帶著這種背景，不能與他們的家鄉相比，所以心中那份感情只能藏在心里。

　　陳曉楠：這個你從小待過的地方，它留在你心里的有什麼美好的東西嗎？

　　熊長東：當然有，一家團聚吃團圓飯，那種親情那種溫情是在其他地方感受不到的。特別看到小一輩的坐在自己身邊，心里感覺自己已經長大了。

　　陳曉楠：但是這片土地也給你增添了一種沉重的負擔感，你會不會從心里覺得家鄉好像帶給你一種恥辱？ 

　　熊長東：沒有那個感覺，那只是一個貧窮的土地，一個跟河南其他地方沒有什麼區別的村子。如果自己有能力的話，應該能夠為家鄉做點什麼來改變現在的狀況。其實我最想改變的就是家庭的情況。畢竟貧窮了幾輩人了，感覺到自己這里應該改變了。 

　　□ 陳曉楠

　　回來的路上，我發現我的腦海里留下的竟然全是熊長東一家的笑容。他們一直是在笑著的。熊長東總是羞澀地笑，他的老父親始終爽朗地笑著，有時候因為有點緊張不知道說什麼好，就笑笑掩飾一下不好意思，而說到兒子，為他驕傲的時候，那可真是開心的笑，笑得眼睛瞇成細細的線，笑得連掉了的牙齒都看得一清二楚。從河南回來很久之後，這個艾滋病人的笑容，這張老父親的面孔仍然不斷地在我眼前出現。

　　熊長東說，他好像看到某張報紙上說，到2008年治愈艾滋病的藥就會研究出來了，他說他們全家一定能等到那一天。說這話的時候，他的表情是很虔誠的。我絲毫不想和他討論這種說法的科學性，因為我知道人是靠著一種叫希望的東西活下去，並且好好地活下去的，哪怕那是絕望中生出的一點點希望。而在這里，家中的兩個男子漢倒下去了，住了二十年的房子也倒下去了，可是熊長東，這個18歲的小夥子，升起了這個五口之家全部的希望。

　　不過，當初離開的時候，我們並不確定，這個心事重重的小夥子是不是真的能夠走出這個生他養他，可是也帶給他尷尬、恐懼的村子，而他的老父親，在未來的人生旅途當中是否還能再送他一程。于是，2007年11月，時隔三年之後，我們重返艾滋村。此行，我們得知，熊長東的父親熊自成已經于2006年7月病發去世。

　　2004年夏天，正當熊自成東挪西湊，費盡心力為兒子上大學籌錢時，一批突如其來的捐款從世界各地匯來，為他解了燃眉之急。原來關于他們父子的事情報道後，打動了眾多的觀眾，其中的一些善心人士主動出資，要幫助熊長東完成大學學業。

　　陳曉楠：你拿到那些錢或者接到這些陌生人的電話的時候，是什麼感覺？

　　熊長東：非常感謝他們。但是有時候，這也給我帶來一種壓力，因為我感覺接受了以後，沒有什麼可以報答他們的。雖然他們不需要回報，但是我自己心里會感覺內疚。

　　熊長東至今也沒有辦法完全說得清楚，當一家人意外地接到那麼多素不相識的人的捐助的時候，他們到底是種什麼樣的心情。有的人甚至連名字都沒有留下來，就在熊長東的賬戶里多添了些數字。這些不僅僅讓他們感到意外，讓他們覺得感激，更多的也讓這老實巴交的一家人覺得有點不知所措，覺得不知如何回報，覺得有莫大的壓力。直到今天，每次談到捐款這個事的時候，他們一家人仍然會感到局促和不好意思。

　　熊長東說，捐款總額最少有十萬。他們仔細算了一下，四年下來，上大學差不多要花五萬塊錢，所以湊足了這筆錢之後，他們就用各種方式拒絕了余下的捐款。退回多余的錢，在這個家庭其實沒有引起太大的爭議，一切好像天經地義。盡管多年來日子也並不是那麼好過，可是莊稼漢熊自成和他的兒子，還是保持著那一份樸素的自尊。

　　陳曉楠：其實即便這個錢多于你需要的那些錢，但是沒有人知道，如果你拿著的話，可能未來的生活會過得更寬裕一些。

　　熊長東：但是那樣我心里會內疚，因為我感覺我上學的費用夠了，以後就是我自己的事了。他們幫助我的目的就是想讓我的家庭生活或者學校生活過得更好一點，這些已經夠我用的。

　　陳曉楠：其實收下來也沒有人知道，沒有人會去監督你做這個。

　　熊長東：對，沒有，因為他們直接找的我，但是我覺得是自己在監督自己。

　　好心人的資助，終于使得熊長東在2004年那一年夏天，邁出了家門，走出了“艾滋村”。父親一直送他到村口。一路上父親不停地叮囑他，不能浪費每一分錢。

　　除了囑咐兒子要節儉，熊自成還專門準備了一個小本子，將每一個捐款的好心人的名字記下來，並且不肯動用捐款中的任意一分錢用于自己看病和保養。2005年的一天，熊自成收到一封來自美國的給兒子的信件。他將信轉到哈爾濱，又隨信附了一張紙條。

　　熊長東：有一封來自美國的信件，是一個以前幫助過我的人寫的，好幾個月才轉到我家。後來我爸轉給我的時候，他也給我寫了一封信。他說，面對這麼多人的幫助，你至少要成為一個不能愧對他們的人。很短的一封信，就是讓我爭取成為一個比較有用的人，不要愧對那麼多人對我的幫助和關注。但是我感覺現在還是內疚，我太普通了，就是很普通的一個大學生，什麼都沒有，什麼都不會。有時候我再看那封信，我感覺挺難受的。

　　陳曉楠：為什麼難受？

　　熊長東：因為我爸基本上沒有給我寫過信，那是一輩子唯一的一封信。

　　面對著來自世界各地的好心人的來信和捐款，面對著來自父親的鞭策，那一年剛剛20歲的熊長東在最初的感動中平靜下來，漸漸地感受到了肩上的沉重。

　　陳曉楠：你覺得感謝的話不足以表達你的內心。

　　熊長東：對，我感覺那太空洞了，寫出來寫的太多了，都是虛的，應該用行動來表示。我畢業以後應該能做得更優秀一點，能做得特別像樣一點，比普通人要好一點，才能證明他們的錢沒有用錯地方。

　　陳曉楠：你為什麼要用這麼高的要求要求自己？

　　熊長東：因為我感覺相比別人我受到的關注多，理所應當成為比其他人更優秀的人，至少大學生活中應該比別人優秀一點吧。但是現實中我太普通了。我感覺很內疚，有點對不起他們的意思。

　　進入大學以來，熊長東在班級的學習成績一直都名列上遊，但在同學眼中，他卻一直是不合群的，甚至有些落落寡歡。他從不將自家的情況和同學講，也無法向任何人傾訴內心的壓力，而父親的身體又令他時時牽挂。

　　2006年暑假前，熊長東忽然收到了父親的病危通知。他急匆匆地趕回家鄉，三天後父親就病故了。時至今日，說起父親的去世，這個小夥子依然眼泛淚光，數次哽咽。

　　熊長東：他一直高燒不退，然後拉肚子止不住。病來得特別快。發病的原因很簡單，他不舍得坐公交車，淋了一場雨。應該是從縣城回我們村，有人問他要五塊錢，他沒坐，然後騎自行車淋著雨回來。其實那時候家里情況已經好一點了，但他還是不舍得花那五塊錢。

　　陳曉楠：他一直也是像你一樣，感受到這筆錢給他很大的壓力，所以不斷地在叮囑你，直到最後還在說這事兒。

　　熊長東：對，他就想著這筆錢不能亂花，要花在應該花的地方，然後就是要我想著怎麼回報他們。他也知道，我現在沒有辦法回報他們，只能好好學習，等到畢業找個好工作，再來回報他們。

　　陳曉楠：最後的時刻他跟你說什麼了？

　　熊長東：最後他就不再說話了。我感覺他內心想得很多，但是他自己說不出來。後面看實在不行了，我們就放棄治療了，找人抬回家。我想他最大的遺憾，就是沒有看到我大學畢業。我本來以為他能等到我結婚，等到以後……但是太快了。

　　陳曉楠：你怎麼看待你父母親這一輩人？

　　熊長東：對他們我不可能有什麼埋怨的，他們為我們這一代幾乎是付出了自己的所有，連自己的身體都可以放棄，還有其他好說的嗎？

　　陳曉楠

　　走了二十年的人生旅程，熊長東終于和父親分離，最終他並沒有能改變父親的命運，只是實現了父親希望他走出去的願望。在這條走出去的路上，父親送了他一程又一程，終于還是停下了腳步，消失在兒子的世界里。熊長東說父親留給他最值得珍重的一件遺物，就是那個記錄了捐款人姓名電話的小本子，他會時刻把它帶在身邊。可是小本子上的那些人他已經很久沒聯絡了，因為實在不知道說什麼好，他不想只是一味很空洞地重復感激二字，覺得有點對不住他們。他想總有一天他會有些成績，總有一天他能夠對自己滿意，那時候他一定會告訴這些人有關他自己的消息。

　　熊長東：爹在那邊過得還好吧？兒子快畢業了，馬上就可以養活家了，放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