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止一次，尤其是在1834年同法國進行戰爭時，李鴻章就察覺出自己受到了朝廷里主戰派與擁護他們的禦史們的批駁與彈劾，理由是他與法國簽訂的那些合約，盡管李鴻章的本意是打算倚仗合約的簽訂，來阻止憑借強大的軍事力量入侵中國的外國軍隊侵略的步伐。因為京城的漠然與地方各省官僚的冷漠態度，前後發生了多次危機，在這幾次危急時刻，拯救一個山窮水盡的局面的重任則被強加到李鴻章的身上，譬如《 東京撤軍條約 》就是在如此危急的情況下簽訂的。在全部類似的情況下，李鴻章均竭盡全力令一個注定利益受損的交易取得最好的結果。然而每次和談結束之後，京城中那些宣揚不惜犧牲一切背水一戰的狂熱的主戰派均會對他展開勢頭迅猛的攻擊，駁斥他將大清帝國的神聖領土拱手相送。倘若沒有老佛爺慈禧太後持續的保護，李鴻章肯定已經無法在猛烈的攻擊下支撐下去。手握實權的太後的保護，令李鴻章有驚無險，安安穩穩地立在朝堂之上，將政敵的彈劾視為“狗吠”，甚至不屑于採用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報復方式，譬如指使擁護自己的禦史彈劾駁斥自己的敵對勢力。

　　不過，中日甲午之戰結束後，雖然獨攬大權的慈禧太後繼續令李鴻章擔任直隸總督一職，但也不得不削減其手中的權力。慈禧太後對李鴻章的海軍、陸軍防禦體係的瓦解非常失望，對《 馬關條約 》的簽訂所導致的恥辱異常惱怒。之後革命派開始有所行動、戊戌變法也如火如荼地開展起來，滿人與漢人由此而明顯地分化為兩個對立的陣營，各自籌劃宮廷政變的發生，所有的事件均在1900年爆發的義和團運動中會聚為高潮。于是慈禧太後將所有的事情均理所當然地歸咎于清政府權威的喪失，而造成清政府權威喪失的原因則直接是甲午戰爭的失敗以及《 馬關條約 》的恥辱。慈禧太後是一個難以主宰自己情緒的女人，她的想法注定會受到李鴻章同日本的伊藤博文簽訂《 馬關條約 》這件在全國造成巨大轟動的事件的左右。地方各省全部的高級官員，無論滿漢，均不謀而合地提交請願書，要求政府反對《 馬關條約 》，繼續與日本殊死作戰。劉坤一盡管已經年老體衰，但仍舊憤怒異常地挺身而出，聲稱如果要將中國領地割讓給日本，除非他戰死沙場。但是實際上，當年的中國已無任何力量繼續進行戰爭。

　　張之洞多年來一直與李鴻章格格不入，他批駁說，李鴻章在三年之前還因為所謂的忠心耿耿的愛國情操而被國人虛偽地稱頌。甚至有數封密奏以“警示背叛國家者”為理由請求判處李鴻章及其主要黨羽以死刑。雖然慈禧太後極為惱怒，不過她對李鴻章這位政治家仍舊十分信任，這是由于李鴻章已經懷著毋庸置疑的忠心耿耿的愛國情操替她奉獻了幾乎40年。她並未恢復李鴻章直隸總督的職位，不過仍舊採取措施使李鴻章暫無性命之憂，並替他在別的地方安排了職位。

　　1896年，李鴻章被任命為特使，奉命出席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加冕典禮，毋庸置疑，此事是由俄國大臣提議，經慈禧太後一手策劃的，其真實動機則為，以此為契機令李鴻章逃出其政治敵人的控制范圍，並為他提供一個自由呼吸的空間，以及一個挽回“丟掉的尊嚴”的機會。

　　甲午戰爭過去五年後，李鴻章事實上依舊沒有參與朝政，在他自國外遊歷回國之後，他所擔任的官職顯然已經成為人浮于事的職位，要不然就是職位上已經有暫時的替代者。當年夏季，他遊歷歐洲與美國，然而他的政敵卻始終在京城中苦心經營。在西方各國對李鴻章熱情而隆重地招待之時，他在國內的政敵卻費盡心機地尋找一切時機給慈禧太後與她的心腹傳遞這樣的信息，李鴻章已然將慈禧太後自始至終強調務必堅守的謙虛有禮、忠心耿耿以及極富擔當的精神拋在腦後。而且，北京此時已經發生了宮廷密謀與黨派間勢力的重組，因為李鴻章身處國外，因此他的切身利益遭到了損害。同他親密友好、推心置腹的同伴——大太監李蓮英此刻依舊擁護李鴻章，不過這個姦詐狡猾的閹黨迅速就察覺到了這樣一種可能，即他能夠趁著宮廷動亂的契機在妥協退讓之中從事中飽私囊的勾當。滿清貴族與保守派官員結為一派，而改革派與思想進步者結為一派，在兩派逐漸增強的敵意里，李蓮英因為職業的原因更為偏向于前者，不過為了可以從中獲取利益，李蓮英認為，倘若不支持進步者，起碼也應當保持退讓性的中立態度。因此，在李鴻章由國外遊歷回國之時，聖上下令免除其官階與榮譽頭銜，所以，盡管朝堂之外的世界對此事的發生感到異常驚詫，但是對宮廷動亂內部歷史稍有了解的人則不會因此有所感慨。此次貶謫的冠冕堂皇的罪名是李鴻章在某次覲見聖上之後，擅自進入頤和園。此詔令的頒布顯然是為了警告他的政敵，同時也是在指點他，通常發生了類似的狀況，務必需要支付巨額的財富來讓那些對自己充滿憐憫的宮內夥伴高興一番。當巨額的財富有用武之地之時，折中應當立刻被提供的，這是由于李鴻章自己在提及此時期的北京之行時總是一臉苦大仇深的表情，宣稱自己花費了巨額的財富。但是，大量財富的上下打點為他謀取了頗具希望的結果。隨即，聖上下令恢復了他的榮譽與頭銜，並令他在總理衙門擔任官職。據說，李鴻章此次大約花費了三萬九千兩白銀來打點關係。

　　1900年初的時候，李鴻章隨即被調往廣州擔任總督一職，結合下文的事件可知，此次任命是非常耐人尋味的，此職位的授予以及擔任的條件可以幫助我們理解他在逝世的前一年，決定自己行為的關鍵動機。當李鴻章的直隸總督一職被罷免時，英國公使館認為此為英國外交上的一次勝利，不過俄國人對這個結果卻反應冷淡。雖然駐扎北京的外國辦公處以及公使館均十分富有遠見卓識地參與到了1898年至1900年兩年間所發生的任何事件，不過，自這以後，它們之間並未有任何不同。

　　李鴻章調任廣州總督一職起碼說明以下情況：首先，盡管慈禧太後已經十分依賴端親王和他的義和團領袖，不過她依舊是李鴻章的支持者與護衛者。其次，此事說明，李鴻章自己已然推測出一場暴風雨馬上就要到來，所以，他想要努力躲避開暴風雨的中心區域。再次，此事還說明，京城中對進步與改革持抵制態度的人已然察覺出李鴻章是位堅強的對手。在義和團運動進入高潮階段時，在那些不甚清醒的人看來，“將蠻夷驅逐到大海中去”的想法依舊是切實可行的，例如徐桐就是這樣的一個人。徐桐甚至總是高調呼吁說，唯有將榮祿與李鴻章通通處死，才能實現徹底的勝利。在慈禧太後對端親王的計劃以及措施深信不疑之前，李鴻章早已多次提醒甚至警告慈禧太後，覺得他們的主張是絕無任何希望可言的。不過慈禧太後在期盼與擔憂之間遭受了難忍的痛苦，以至于導致所有人的建議與勸告均于事無補；而且，作為最大的滿清貴族，她無可避免地受到了滿漢民族之間劍拔弩張的氣氛的波及，此種憎恨的氛圍恰好為義和團運動的最後時期賦予了全新的特色與理念。李鴻章奮不顧身，竭盡全力地想令慈禧太後知道她的愚蠢行為將會引發的無法挽回的後果。最後，他雖然奔赴南方，但是卻始終堅定地相信，時隔不久他就有再一次充當和解人的身份的機會了，這會令他再次陷入國家利益與統治者盲目自大相齟齬的尷尬境地之中。

　　義和團民眾宣布自身攜有超自然的能力而且無法被戰勝，由天津開始的八國聯軍的槍炮聲令這一誇張的說法碎成泡影，慈禧太後試圖對外國人發泄憤怒與不滿的美夢完全破碎了，而且，她也不再對端親王、軍機大臣剛毅與他們的狂熱追隨者充滿憂慮；一時之間，她又變回了老佛爺，處理政策謀略又如往常般謹慎細致；為了力挽狂瀾，挽回鋌而走險所形成的危險局面，她只能請求李鴻章施以援手。在解決公使館圍困的半個月之前，慈禧太後在朝堂上下達懿旨，令李鴻章官復原職，繼續擔任直隸總督一職，宣布“迫切需要熟知外交事務的官僚”，令李鴻章即刻迅速返回京城。李鴻章此時年事已高而且病患纏身，次年則因此病而駕鶴西歸。然而他根本無法拒絕朝廷分配給自己的這個危險且讓人厭煩的工作。對他而言，無論怎麼樣，他始終會對以慈禧太後為首的朝廷忠心耿耿；終其一生，他一直憑借自身的勇氣宣揚並踐行著這一原則，而且將這一原則視為一位學者與公仆的首要任務。此時此刻，雖然他精疲力竭、情緒多變，然而他仍舊無法抵擋天性使然的衝動去答復一句“我告訴你如何去做”，不過，他的確可以憑借官復原職的契機去挽回曾經在1896年所丟掉的某些“尊嚴”。他回復了慈禧太後的緊急來信，對朝廷對自己的信任表示誠摯的感謝；不過他“不由自主地會回憶起那個愚蠢的舉動，正是因為這個舉動，將我自擔任直隸總督一職來二十多年間所改革過的尚且稱不上失敗的管理機構徹底毀壞了”。

　　在李鴻章身上，最令人注目的就是他對朝廷無可置疑的忠心耿耿的品格，此種品性對他一生中的諸多方面均有重要影響。此種忠誠的基礎為儒家學說的基本原則，這種忠誠本身有時也會超越且獨立于他自己對慈禧太後個人的服務，譬如，他堅持正統思想，貫徹春秋大義，對慈禧太後肆意妄為的、違背法律規定所提出的政策堅決抵制。以1898年為例，在軍事政變之後，當老佛爺慈禧太後打算罷黜光緒皇帝，並將端親王之子立為皇帝時，李鴻章則堅決予以反對。在此千鈞一發之際，李鴻章頗有膽量地挺身而出，並爭取到了南京總督的支持，聯名以法律政策為根據抵制慈禧太後所提議的行動方案。但凡處理與治國之道相關的問題，李鴻章絕對是一位堅定不移的保守主義者，更是固守于傳統禮儀之人。只要他的行為有違祖制，與傳統相悖，那麼他則良心難安。他與慈禧太後關係最為親密的時候應當追溯回那個日子：1875年那個時候，慈禧太後之子同治皇帝駕崩不久，慈禧太後請求李鴻章率領淮軍抵達北京，支持她將傳統的皇帝繼位方式打破，擁護太後扶植年幼的光緒當上了皇帝。正是在如此的情況之下，慈禧太後畢生對李鴻章感激不盡。不過由于他的擁護行為是違反合法繼承政策的，所以他自己也受到了正統派的批駁。不過，無論怎樣不合祖制，他的行為並未達到背叛新繼任的皇帝的程度。因此，李鴻章倚仗自己的實力，逐漸成為慈禧太後忠心耿耿的擁護者而且願意在大部分的事務上支持她；但是，作為一名食君之祿忠君之事的官僚，在慈禧太後打算將莫須有的罪名扣在可悲又無助的皇帝，也就是自己的親外甥的頭上的時候，他卻堅決地對她表示反對。

　　如今，他受到了國民那種東方特有的方式的嘲罵和諷刺，他們對他進行批評所持的理由經常是他的行為，他們認為這位總督之所以富有遠見，就是出于為他的個人利益考慮，其所作所為均是為他的個人利益服務的。也許，他在1875年所作出的舉動可以為這樣的嘲罵諷刺提供證明，說明它是合理而且正當的，因為當時慈禧正是借助于他的力量，才得以繼續攝政和扶持幼帝，而李鴻章本人也獲得了他預期的每樣東西。不過我們有理由確信，他和這位帝國夫人一樣，對于在當時的場合下不得不作出違反所有儒家統治的原則的壞事而心存懊悔。1898年，由于考慮到皇帝和他的廣東改革者們的目的就是將權力交到維新派手中，所以，為了個人的既得利益，李鴻章依舊依靠太後的支持，依靠和太後身邊大太監那種友善的關係。從個人利益的角度出發，李鴻章對皇帝的這個政策加以反對就是相當自然的事情了。不過，對于太後要將皇帝罷黜的想法，他卻聯合長江流域的總督們共同加以阻止。所以，公正地說，李鴻章之所以這樣做，也要歸因于對好些遠高于個人利益的事情的考慮，其動機更為高尚，更為明智。

　　據說，李鴻章終其一生，數次懷有秘密奪取帝位的野心，尤其是在太平天國運動期間。1863年，這個謠言出現在一封戈登寫于中國的信中。不過，在這封信中，對此謠傳只不過是一筆帶過，所以，信中涉及的與此相關的內容很少。還有一次，即1900年，在俄國將其計劃公開之前，列強的代表們依舊在對關于讓滿洲人繼續執政是不是對己有利的問題上爭論不休。在此期間，李鴻章的名字數次出現在他們對下一個的朝代可能的創建者的討論中。然而，誠如赫德爵士在當時當地所看到的情況那樣，也誠如中國最近的歷史所明確表明的那樣，一旦將滿洲人趕走，那麼必定不會發生值得為之歡呼雀躍的好事。理由相當簡單，那就是在中國，在令人民滿意或取得人民敬重的條件下，對這個國家加以統治，並具有足以影響這個國家的權威的，還不曾被一個人或一個家庭擁有。憑著自身的睿智，李鴻章深刻地理解到，讓這個王朝就這樣平靜地繼續存在下去是中國當前的最好選擇，那就是讓這個王朝成為帝國社會制度完整的組成部分，也為整個民族對祖先崇拜奠定基礎。他從不曾心存幻想地認為自己的家族可以建立一個王朝。對于滿人大權在握，他一直表示支持。其原因並不是出于他對他們有多麼愛戴，或者說在他的心目中，他們是一群令人滿意的統治者，只是因為他們原本就在那個位置上存在著，那麼就不如讓其繼續存在。他所一貫執行的政策就是正統，就是唯利是圖，就是個人對慈禧太後的忠誠，等等，是這些因素明智的混合體。我們觀察到的一個相當有意思的現象，它可以對此加以證明。1901年，李鴻章提出了自己之所以支持滿洲人繼續統治的正確性的理由，而到了1912年，身為著名儒學大家的梁啟超則用相同的理由對袁世凱企圖在中國建立一個自己的朝代而加以反駁。

　　從李鴻章對慈禧太後施加的影響來說，1875年的政變讓他的權勢得以確立，而且是相當堅實地確立起來；從此之後，他採用直接或間接的方式（ 借太監李蓮英之手 ）利用慈禧太後，以便讓人們始終認為他就是朝廷和政府各部中佔優勢的力量。1884年，恭親王在總理衙門中的職務被慈禧太後解除，之後，政府中臭名昭著的不法商人慶親王和醇親王取代了他的位置，成為政府中徒有虛名的首腦人物。發生這件事後，李鴻章的名字出現在最高的權威中，尤其是在涉及對外事務方面，他的名字更是頻繁出現。就在此時，他的思想也開始發生變化，他意識到了對于一個國家來說，海軍和陸軍集權化有多麼重要。為此，他在醇親王的協助下，開始致力于讓海軍部門及其海岸防禦由以省為基礎向以國家為基礎的轉變工作中。在若幹年前，也就是差不多在太平天國運動期間，他就曾刻意地將謝拉德—阿思本艦隊計劃破壞掉，不對此計劃予以支持，即讓這支新的軍隊處于外國人的監督和控制之下，卻不讓北京控制的各省當局對其加以利用。如今，他已經身為直隸總督，受著環境力量的引導，而他本人也意識到了集權化的優勢；經過李鴻章的據理力陳，最終在北京建立起海軍衙門，而李鴻章自己則在天津承擔起了這一部門的執行首領的任務。所有這些事情之所以能夠成功地實施，都是得益于慈禧太後的同意和支持，倘若沒有她的支持和協助，他根本無能為力。李鴻章相當精明，他猜測到，想要引起慈禧太後的興趣，就要讓中央集權化思想在北京政府中行得通；要讓她意識到，倘若能夠擁有一支規模大又裝備精良的艦隊巡行于大沽入海口，那麼這會為她的帝國平添威嚴。

　　不過，有一個事實都不曾被太後與李鴻章注意到，當然，或者這一點已經被他們意識到了，但卻被他們忽視了。那就是實施初步改革的財政中央集權化是軍事力量中央集權化的前提。在不到十年的時間里，海軍計劃看上去好像前景相當廣闊，可是到甲午戰爭後一切都化為泡影了；在此期間，和官僚的財政思想密切相關的官吏腐敗現象還被嚴密地包裹著，甚至在某種程度上不曾遭到質疑。不過，對于集權化或安全性的獲得則緲無希望這一點，李鴻章本人已經完全意識到。他在內心深處相當清楚地認識到，在相當長的時間以來，遵照慈禧太後的旨意，重修或裝飾頤和園已經將戶部手中用來制造艦隊和加強防禦的那幾個錢用光了；他也明白，自己那個貪婪成性的女婿張佩綸已經將那些撥到天津用來建設海軍的錢中飽私囊了，當然，其中落到自己口袋中也有一部分錢財。為此，直到暴風雨降臨，也就是在偷工減料的情況下建造起來的那些劣質大廈轟然倒塌的時候，對于這樣重要的國家大事要投入巨額資金這一點，不管是李鴻章本人，還是海軍衙門中的隨意一位負責任的官員，他們都不曾用官方的名義將此事向清政府提出過。當然，僅有的一次提及此事，還是發生在1896年崩潰之後。那次在謁見慈禧太後時，李鴻章冒著觸怒慈禧太後的危險將此事提到了議程，他聲稱倘若一支海軍得以維持的資金被剝奪了，那麼它絕不會產生高效力，自然也不會具備精良的裝備。倘若在財政事務上，李鴻章還算有自知之明的話，他或許會出言為自己辯解，對在紙糊的巨龍坍塌的原因中其他那些重要的事實或人物加以解釋，不過，李鴻章卻在此選擇了慈禧太後出自感激的保護和大太監的幫助，放棄了出言為自己進行解釋，憑著一貫圓滑處事的態度將此事了結。當然他的智慧也證明了此舉相當明智。

　　正當中日雙方將談判或許確定在日本馬關進行的時候，眾多奏折被送到朝廷。在這些奏折中，李鴻章毫不意外地受到譴責，他們指責他對中國遭到的恥辱應當承擔相應的責任。在眾多奏折中，這位總督唯獨對安維峻的那份奏折感到特別氣憤，理由是這份奏折相當明確地提到了戰爭期間的財務情況這一敏感的問題。可以說，安維峻在奏折中所表達的觀點代表著絕大多數李鴻章的批評者和同僚的心聲，這是毋庸置疑的。公正地說，除了左宗棠和張之洞這兩位總督之外，差不多每個中國高官都會同樣被牽扯到財政腐敗問題。在天朝統治制度之下，按照通常的規則，此種事情不會在公眾場合被指出，且發生在一位大人物身上，除非事情已經相當明確，或者說除非這個遭到譴責的人已經被人們認為是無可救藥且無恥到了極點。

　　在這樣的制度之下，這個被譴責的人就可以據理力爭，對攻擊自己的人進行反擊，不過就算是這樣，此人身上的財政污點依舊是無法洗掉的。這就是沉默交戰狀態中的不成文法典，此種情況在紫禁城里長久地發生著。在這場遊戲中，李鴻章將雙眼睜大，就如同遊戲中的其他玩家一樣去冒險，想碰碰運氣；不過他無論何時都會堅持將一個令錢袋可以鼓起來的頗具保護價值的原則。安維峻在奏折中談到李鴻章的錢袋是怎麼鼓起來的時候，用詞相當犀利，其語言表現出近乎殘忍的直白。李鴻章對于這種在公眾場合揭露官員們老底的做法相當憎恨，原因是這樣的做法會斷送他為之奮鬥一生的事業。不過，從揭露中國官員集體貪污方式來說，尤其是揭露李鴻章的貪污方式來說，這個文件還是具有相當長久的好處的：

　　安維峻奏稱李鴻章平時挾外洋以自重，現在當倭賊犯順，擔心自己寄頓倭國的私財付諸東流，所以他不想作戰，這本來就是有隱情的。等到詔旨嚴切，一心主戰，大大背逆了李鴻章的想法，于是他就倒行逆施，借為倭賊提供煤米軍火，日夜盼望倭賊到來，以便實現他的想法，可是對于我軍前敵所需的糧餉火器，卻有意勒扣之。有聲稱要作戰的人，動不動就受到呵斥，聽到戰敗的消息就非常高興，提到戰勝的消息就相當生氣。淮軍將領，望風希旨，還沒看見賊，就先退避三舍，偶然遇到賊，馬上就驚慌潰逃。李鴻章之喪心病狂，九卿科道也多次提到，我就在此不再贅陳。

　　只有葉志超、衛汝貴都以革職拿問之人，藏匿在天津，以節署為捕逃藪，人言嘖嘖，恐怕不是沒有原因的。而于拿問之丁汝昌，竟敢代為乞恩，並聲稱美國人有霧氣者，一定得丁汝昌駕馭。這樣怪誕不經的說法，竟然敢在君父之前直接說出來，這是將朝廷之事當作兒戲。可是樞臣中竟然沒有一個人敢與之爭論，良由樞臣暮氣已深，過勞則神昏，就像在雲霧之中。霧氣之說入而俱化，故不覺其非耳。

　　張蔭桓、邵友濂是全權大臣，來沒能接到明確的諭旨。在樞臣也明知和議之舉，不可對他人說，既不能以生死爭，復不能以利害爭，只得做一些掩耳盜鈴的事，而不知通國之人，早已皆知也。倭賊和邵友濂有過節，竟敢派李鴻章之子李經方做全權大臣，尚復成何國體！李經方是倭逆的女婿，以張邦昌自命，臣在此前已經彈劾他，如果讓這樣悖逆之人前往，正中倭的下懷。倭賊之議和，誘我也，彼既外強中幹，我不能激勵將士，決計一戰，而乃俯首聽命于倭賊，然則此舉非議和也，直納款耳。此舉不但誤國，而且賣國，中外臣民，沒有一個不切齒痛恨，想吃李鴻章的肉的。

　　而又聲稱和議的主張出自皇太後之口，太監李蓮英實左右之，這純粹是市井之談，臣未敢深信。為什麼呢？皇太後既歸政皇上，如果乃遇事牽制，將何以上對祖宗，下對天下臣民？至于李蓮英是什麼樣的人，敢幹涉政事嗎？倘若情況屬實，律以祖宗法制，李蓮英豈復可容？

　　只是朝廷受李鴻章恫嚇，等不到詳審，而樞臣中或係私黨，甘心對他進行袒護。或者擔心李鴻章反叛，姑息調停，而不知道李鴻章久有不臣之心，不是不敢反，而是不能反。彼之淮軍將領，都是貪利小人之輩，絕無伎倆，其士卒橫被克扣，離心離德。曹克忠天津新募之卒，制李鴻章有余，這就是他不能反之的實在情形也。如果能反，那麼他早就反矣。既然不能反，他就猶事挾制朝廷，抗違諭旨，彼其心目中，不再有我皇上，而且不再有皇太後，所以敢用霧氣之說戲侮之也。

　　臣對此深以為恥，只希望皇上赫然震怒，明正李鴻章跋扈之罪，布告天下。如果能這樣，那麼將士如果不能奮興，倭賊如果不能破滅，那麼請馬上斬臣以正其妄言之罪。祖宗鑒臨，臣實在不害怕，用是披肝膽，冒斧噳，痛哭直陳，不勝迫切待命之至。

　　對于中國失敗的原因，進步人士和中國南方的革命黨人經常將其歸結到大太監李蓮英的身上，並以此說法作為攻擊滿清政府的武器，不過在此時時刻，慈禧太後敏感的自尊心會因為這種直接的進攻方式遭到傷害，從而激起她對李鴻章的強烈保護欲。對于整個中國的官僚階層聯合起來共同對自己要保護的人進行譴責，並對他所構想的中國外交關係前景加以詆毀，在此過程中，太後持相當淡然的態度，既不刻意表現出在意之情，也不表現出猶豫退縮之意。對于安維峻那措辭犀利的奏折，她所能給予的就是一紙敕令的答復。安維峻由這個赦令得到的結果就是被解公職，同時發配到邊境驛站上。對于這種做法，慈禧太後借由皇帝簽字的一道聖旨如此說道：

　　近因時事多艱，所有遇言官論奏，沒有不虛衷容納，縱然措辭失當，也不會加以譴責。其有軍國緊要事件，必仰承皇太後懿訓遵行。此皆朕恪恭求治之心，天下臣民，早應共諒。乃本日禦史安維峻呈進封奏，托諸傳聞，竟有皇太後遇事牽制，何以對祖宗天下之語。

　　像這樣的肆口妄言，一點忌憚都沒有，如果不嚴行懲辦，恐怕開離間的開端。安維峻馬上革職，發往軍臺，效力贖罪，以示儆戒，原折著擲遠。

　　如同後來發生的事件所證實的那樣，1900年，李鴻章傾盡自己的余生之精力對慈禧太後的知遇之恩予以報答。在那次事件中，從廣州急速返回北京的李鴻章盡全力挽救由于太後的愚蠹行為所造成的嚴重後果。在北京和談中，他利用列強之間的利益關係，使得俄國和其他列強之間撕破臉皮，從而達到坐收漁翁之利的目的。正是憑著他的這種治國之術，慈禧太後才在自己的權威沒有受到影響的前提下安全地返回北京城。同時，這種做法也將大太監李蓮英處于死亡邊緣的一條命救回。憑著他過人的精力和超凡的外交能力，這位77歲高齡的老大臣受命和列強坐在了一張談判桌上，最終以自己的能力和辛勞贏得了滿朝上下以及外國人的敬重。對于他來說，其一生事業中最值得驕傲、最引人注目的事情就是在自己的任上為自己的國家傾盡自己最後的能力；我可以相當負責任地說，在中國，不曾有其他官員能夠如同李鴻章那樣，在1901年的北京草約中借助談判，為中國取得這樣的結果。

　　不管是曾國藩時代的官員，還是袁世凱時代的官員，但凡曾在李鴻章的身邊做過總督的同僚們，都一致認定慈禧太後的幫助是李鴻章在生活中獲得如此巨大成功的最重要原因。不過，他所獲得的這份幫助，是依靠自己在管理方面的才華、外交方面的才能以及精明的商業本能加上老練的賄賂行為得來的。可以說，幾乎是李鴻章本人憑著個人能力得到的。與其生活在同一時代的人，並不特別喜歡他，甚至在清政府的高級官員中，始終存在著一種觀點，那是一種針對他的反對輿論。相反，他所獲得的讚揚，竟然絕大部分來自他談判桌上的對立面——外國人口中。中國的官僚群體從來不是一個令人心馳神往的集體，相反，這個團體里充斥著爭權奪利的鬥爭，此類鬧劇每天都在上演著。在這樣的鬥爭中，最後得以留下的只是獨屬于東方人的那種嫉妒、仇恨和敵意。每個踏入官場的高官都學會了當自己的敵人和對手放松警惕的時候，趁其不備發動進攻。在他們看來，只要給他們一個機會，他們就會借助于密謀的方式，令敵人和對手徹底失敗。適當地對此事實進行斟酌，我們就不可能簡單地用嫉妒和不懷好意來解釋左宗棠和張之洞之流在對待李鴻章時所表現出的懷疑和敵意，也不可能簡單地用嫉妒和不懷好意來解釋這些官員在內心深處對李鴻章所制定的外交政策的怨恨。就好像這些官員在自己心中所想的那樣，他們的感情才是愛國主義思想的最真正的表現。在以李鴻章為首的外交談判中，當中國的領土一次又一次地被割讓，當中國遭到一次又一次的恥辱的時候，掠奪者對李鴻章的極力讚揚也傳到了全中國人的耳中。

　　1884年至1885年，爆發了中法之間的戰爭。要此次對法作戰中，中國的福州兵工廠遭到了法國政府軍毀滅性的打擊，奇怪的是旅順口竟然安然無恙。原來，法國人之所以放棄旅順口，完全是因為李鴻章的原因。在他們看來，旅順口是以李鴻章而聞名世界的。此後，這個理由也讓法國人放棄了對清政府提出的賠款要求。十年之後，由于日本政府的堅持，李鴻章受命奔赴日本馬關，擔任了中方的談判代表。等他剛剛結束日本這方的任務，他就不得不應俄國政府的要求，以清政府的特別大使的身份，去俄國參加沙皇的加冕慶典。而這個結果也是俄國利用自己在北京的影響力做到的。于是在中國人看來，一個外國人如果對某人加以讚揚，那是值得令人質疑的，是需要慎重考慮的，因為李鴻章被外國人讚揚，所以，他的行為舉止就令人生疑。身為李鴻章的主要政敵，同時作為一位文辭犀利的哲學家，張之洞對于李鴻章所說的中國難以在軍事力量上擊敗西方國家這一說法持反對態度，相反，他卻經常認為膽小和貪污腐敗才是李鴻章提出這種對外政策的原因。同樣，盡管左宗棠是一位做事坦蕩、性格直率的鬥士，不過他在內心深處對于自己的祖國的認識也不正確，因此當李鴻章的對外策略提出後，他同樣毫不掩飾自己對李鴻章此種策略的輕視之意。1871年，李鴻章和左宗棠分別為北洋通商大臣和南洋通商大臣，在當時中國的政界，此二人之間激烈敵對的狀態眾所周知。在那段時間里，天津發生了屠殺法國傳教士的事情，不過，李鴻章在此事發生後，馬上聲稱此類事情今後不會再發生，無論是針對哪國人士的。此舉又激起全國人民對他的厭惡之情。1900年，義和團火燒教堂的事情發生後，由于李鴻章不曾站到義和團一邊，因此他同樣招致國人的厭惡。

　　左宗棠在去世之前才明白李鴻章其實早在青年時期就已經從經歷的事情中吸取了教訓，換句話說，即一個軍事實力薄弱的國家要以和平的方式解決衝突，更不要主動挑起戰爭。因此，左宗棠最後憑著自己那寬闊的心胸彌補了此前對李鴻章所做的不當之處；不過，其他各省和左宗棠同級的高級官員，他們中的大部分人卻仍然沒能認清現實，仍然對李鴻章所持的對外策略極度蔑視，甚至這些人直到合上雙眼，仍固執己見。在中日甲午戰爭期間，在旅順口被日本人攻陷之後，皇帝為解決問題，急忙召集各省的最高官員，令他們就戰爭是否繼續下去呈遞奏折，提出自己的看法。結果是一半以上的官員強烈要求與日軍對抗到底，寸土必爭。而這些上奏的人中，無一人具備戰爭知識，有作戰的經驗，更不曾有一人提出如何積極作戰，以及積極作戰的具體步驟；而李鴻章這位在他們看來膽小而令人唾棄的總督，恰恰因為他們所持的觀點反而無形中表達了對李鴻章的有力的讚揚。

　　張之洞與李鴻章二人之間的關係就是批評家和對手之間的關係，單純憑借經驗做事而想法不合實際是張之洞的特點，相反，具備強烈的現實感，對現實有著清醒的認識則是李鴻章做事的原則。1880年，即日俄之間因為伊犁而關係緊張的時候，張之洞第一次名揚朝廷就是靠著自己言辭犀利的政治批評家的身份，不過，他之所以會憑著這樣的角色而出名，完全是由于他具備淵博的文學知識，以及對民眾的心理把握程度，當然他不是依靠在鬥爭于民眾中間形成的巨大的影響力。正如張之洞在後來坦承地那樣，1880年6月1日，盡管當時自己是李鴻章的崇拜者，不過他仍在呈遞給朝廷的奏折里針對《 里瓦幾亞條約 》進行了強烈的批駁，奏折中用以作為證據的內容，不僅包括了對所探討話題的背後潛藏著的危險的無知，而且還暗藏著以亂發牢騷的方式對同事表達敵意的目的。他在奏折中向朝廷提出建議，建議不但要對主持簽訂這個條約的中國特使崇厚進行處罰，還要對此條約予以拒絕，此後，他又進一步說明了中俄戰爭中，中國之所以可以獲得取勝機會的原因。與此同時，他還讓朝廷強迫李鴻章用事實證明他沒有辜負朝廷對他的信任，並督促朝廷將撥付給李鴻章的用以籌備海軍的費用花掉。以上內容就是出自那篇奏折中的一部分內容，其中所隱含的教育特徵極其明顯：

　　李鴻章高勳重寄，歲糜數百萬金錢以制機器，而養淮軍正為今日，若不能一戰，安用重臣？伏請嚴飭李鴻章，諭以計無中變，責無旁貸，及早選將練兵，倣照德國新式，增建炮臺。戰而勝則酬以公侯之賞，不勝則加以不測之罰。

　　設即以贖伊犁之二百八十萬金雇募西洋勁卒，亦必能為我所用。俄人蠶食回疆，吞並浩罕，意在拊印度之背，不特我之患，亦英之憂也。李鴻章若以此開悟英使，輔車唇齒，當可同仇。

　　張之洞既是一位做人過于愚昧卻比較坦誠的幻想家，也是一個對工業夢的實現充滿信心和耐心的追求者，同時，他也對李鴻章可以在慈禧的幫助下取得那麼高的地位心存嫉妒。不過，作為一名儒家的研究者，也作為一名堅定的保守主義者，他對于李鴻章對慈禧太後的耿耿忠心還是相當敬重的。他也像左宗棠一樣，直到最後才不得不承認李鴻章在處理中外關係時採用和解的方法是合適的。尤其是經過1900年事件之後，他也認識到那些只知道一味地對李鴻章的和解方法多加譴責的人，是多麼無知，而李鴻章則是多麼富有先見之明。1892年3月，適逢李鴻章七十大壽，為了向這位大總督表達崇敬之意，各地的官員和朝廷紛紛作出反應，張之洞則一改之前犀利批評的態度，用他那超古典的最佳表達方式，書寫了一份美妙無比的賀詞。就轟動程度而言，這篇讚美之詞對文學界的影響，要遠勝于政界。一般來說，對于賀壽這類的事情，張之洞通常只做表面功夫，不過他卻能採用相當藝術的方法將事情處理得相當完美。單純從知識分子這個群體來說，他們對張之洞與李鴻章之間的鬥爭以這樣的結果收尾還是頗為失望的，不過，那些儒學士子仍然堅持著這種原則，盡管他們對李鴻章的學問仍然心存羨慕。現在，讓我們再撿拾起發生在過去的一件相當有意思的事情。這件事發生在李鴻章所籌建的那支堂皇威嚴的海軍防禦部隊和海軍艦隊遭到毀滅的前兩年。當時，身為帝國筆桿子和棟梁之才的張之洞用極盡讚美之詞為李鴻章修書一封：

　　克虜伯之號犄角取勢，山鬥入海，臺上通天，設伏兵于羊馬之牆，藏軍資于蟄蟲之戶。八面受敵，則如鬥運中央；左右旋抽，則如月缺半暈，旁貴四下，故受攻擊而不傷；直角相交，故合首尾而相應。順八風而列八陣，循環無端；藏九地而攻九天，高下皆準。易京十丈，受降三城，方斯篾矣。

　　試想一下，有這樣極富智慧的體制存在，有建立在虛情假意之上的整個官僚機構，也就無怪乎當中國遭遇失敗和挫折的時候，張之洞和具有與他一樣想法的人會向李鴻章發起激烈進攻了。縱然李鴻章已經在國際上贏得了俄國、法國和德國的支持，並憑借這種支持強迫日本將遼東半島歸還給中國，但那兩位鎮守著長江流域的總督依舊對他予以激烈的譴責，而且強烈要求對李鴻章主持簽訂的條約予以拒絕認可，同時持續不斷地表達著他們一心想找到一只替罪羔羊的想法。正是在這些人的鼓勵和引導下，朝中所有的禦史于是對李鴻章開始窮追猛打，並強烈要求朝廷對李鴻章和他的擁護者進行嚴厲懲處，理由就是這些人背叛了自己的國家。不論是對于李鴻章本人，還是對于整個中國的命運來說，幸運的是，在此關係到國家和個人命運的關鍵時刻，皇帝的老師翁同龢卻一改之前對他的強烈反對的態度，成為他的支持者。這位帝師第一個意識到了倘若戰爭繼續發展下去，將會是一件多麼愚蠢的事情。尊重事實的誠實人翁同龢力促皇帝加緊批準條約執行，于是皇帝採納他的建議。多虧了慈禧太後的強有力的庇護，當這群反對者停止叫囂，安靜下來後，她考慮到李鴻章的個人安危，于是臨時決定，讓他到天津去。這樣一來，李鴻章才得以保全性命；經此一事，能夠認清現實的官員越來越多，他們漸漸明白這個老人是不容忽視的力量，于是他們開始再一次對老人處事的精明大唱讚歌，聲言中國之所以能在侵略者和壓迫者之間得以生存，並獲得自己的利益，完全是得益于這種精明。

　　可是，在絕大多數中國人的眼里，李鴻章已經成了國家的叛徒，其原本那種中流砥柱的形象已經遭到破壞，其聲望也遭到嚴重的毀損。李鴻章借助組織中國的軍事力量，尤其是籌備建立海軍，使得他在眾官僚中卓然獨立；從實際的功效來看，他所從事的這些活動已經經過了實踐的證明，其價值要遠勝于中世紀時期北京戰場上手持弓箭的軍隊。李鴻章是一位將西方軍事方法進行改造後用于中國的成功者，但是經此一事，他歷經25年建立的威信和顯赫的地位在一夜之間崩塌，他很快就被降職，成為一名一般行省長官。事實上，經過這次事件之後，那些一直對他不斷聲討的人開始變得精明起來，他們開始轉而聲言李鴻章之所以為軍隊配備戰艦和槍炮只是為了替李家獲得更多的財富。1895年，李鴻章從令人矚目的權勢的巔峰墜落到了遭人恥笑的深淵。如果不是因為發生了這些事情，他或許就能夠在其人生之旅的最後六年里，借助于自己那旺盛而充沛的精力，以及在外交活動中鍛煉出來的膽量，還有豐富的人脈，從而將自己從前擁有的東西一一奪回。最後的結果是，李鴻章對于自己的失敗並不予以認可，也許這正反映了他的過人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