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我們想對李鴻章的官場生涯予以研究，就一定要參考其在財政和工業企業領域中所從事的各種活動，這些活動種類繁多，頗具進步性。由于他在北洋通商大臣這一位置上待了很多年，為此勢必和外國商人、領事館官員和那些對特許權充滿了渴望的人之間建立了長久的聯係。正是借助于這些力量，他在對外國商業活動進行監督的同時，與他們進行交易，並在此過程中可以給自己和自己的擁護者帶來利益的計劃得以實施。毋庸置疑，李鴻章具備卓越的商業頭腦，倘若他能將自己的這種商業能力加以恰當的引導，使之服務于自己的國家，而非個人，倘若他能從愛國和大公無私的角度出發，正確看待中國經濟發展的必要性，那麼他不但會對中國歷史造成深遠的影響，而且會為自己的國家帶來持續不斷的利益。遺憾的是，在他的影響下，那些經他一手提拔的企業，那些受他保護的企業，都遵循他的方法去做事，時刻想著如何為與之利益相關的官員們帶來好處，而不把財務的誠信、合理的經營手段放在考慮的范圍之內。正是由于他們的這種想法，貪污公款和裙帶關係的作風蔓延于他們中間，于是一個無可避免的後果就出現了。那就是管理不力，玩忽職守。在所有的企業里，包括鐵路、礦井、紗廠、繅絲廠、電報、運輸等，李鴻章對于機會都展示出超凡的認知和把握能力，而他所得到的這些機會都將是用來獲得貿易利益的，都是建立在“中國應該服務于中國人”這一合情合理的政策基礎上的；然而，由于他所任用的管理人員和實施的管理方法不力，使得他的事業的可能性降到相當低的水平。

　　早在外國商人滲透到中國的經濟領域之前，中國官員就已經形成了一個投資習慣，那就是將自己的錢用于開錢莊（ 就是中國的國內銀行 ），開當鋪，購買糧米、不動產和值錢的古董等諸多方面。因為依靠著這些投資方式，他們可以獲得可觀的利潤。在經營人員的選用上，他們一般在這些行業選用自己的親戚朋友，不過從事這些行業的風險在于它極易被統治階級強行沒收，也極易在民眾衝突中遭受損失。在以上這些賺錢和投資的種類繁多的活動中，經營者從不將自己的收入或損失向外公布，這是由于在中國，對于商業經營，既沒有薩默塞特議會，也不曾存在收入稅監督人員。更重要的是，李鴻章處事相當謹慎，他如同一個精明的農夫，從不將自己所有的雞蛋盛放在一個眾人關注的籃子里，這種籃子就類似于“中國商人運輸公司”或“北京企業聯合組織”這樣名聲顯赫的企業。通常，中國傳媒聲稱對于李鴻章利用日本侵華戰爭中大發橫財已經得到確切的消息，而且他本人在國內的不動產和當鋪行業也投入了相當大數目的資金。那本傳記中就提到了有關他個人財產的一些特別的內容，倘若只是因為他的眾多無視這些假資料的存在且四處傳播的親屬在一定程度上或許曾從李鴻章的商業活動中受益，或者他們相當了解李鴻章的做事方法的話，這樣一來，我們就應該對這些資料加以關注。這些資料是這樣記敘的：

　　在西方國家中，如同向別人提供小規模貸款的人，抑或用好聽一些的詞語來稱呼，這些人就是小筆金額的借貸者，在普通大眾眼里，他們是會遭到輕視的。原因就是，在大家的眼里，他所獲得的財富是得自對借錢人血汗的壓榨。這就是“當鋪老板”在西方國家頗遭人厭的原因。

　　然而，我要說明的是，在眾多人眼里，我就是擁有中國大多數貸款的官員，對此，我可以相當確定地說，他們對事實存在著過于誇大的傾向。事實上，我本人對在一些省份建立這樣的機構是相當感興趣的，而且，我並不認為利用這樣的機構獲得利益是令人羞恥的事情。另外，我對于自己可以用這種小額貸款的方式向窮苦者伸出援助之手，或者讓他們以抵押貨物的方式獲得需要的資金，或者讓他們靠著自己的勞動或一句承諾之語而獲得資金，我都深感欣慰。在此，我並不想替自己涂脂抹粉，不過，當一個人的名譽遭到攻擊時，他就要利用自己的權力來保護它們，這是他應該盡的責任。因此我要說，盡管我利用自己的貸款從中獲取了相當可觀的收入，但我並不認為這些收入是我強取豪奪的結果。

　　我承認，事實上，我在各省都放有大量的貸款，甚至在朝廷里也有我的貸款，不過，當我成為朝廷最大的債權人的時候，隨之而來的是我的個人聲譽的受損。這是毋庸置疑的。

　　無須心存疑慮，李鴻章的確將大量的金錢借給了朝廷，不過，需要注意的是，“朝廷”這一字眼在此並不是指代清政府，而應該是專指慈禧太後本人及其身邊的大太監李蓮英。同樣，1894年，慈禧也從個人金庫中拿出了將近800萬兩左右的資金“借給”李鴻章，以此來安慰李鴻章為抗擊日本所承受的國人的謾罵，聊以寬慰他的心。事實上，這筆錢並不是太後本人的，而是宮里取自海軍經費的錢財，其中的一部分又被還給了李鴻章個人。從本質上來看，倘若拋開個人使命來說，李鴻章及其高貴的女主人對于公共事務的管理，並不太感興趣。正是出于這個原因，也許也是正確的原因，李鴻章的敵人們開始不停地狀告他，聲稱他之所以在談判的條約中將中國的領土割讓給外國人，這樣做的目的就是為了讓個人財產免于因為戰爭而遭受損失。無論是和平時期，還是戰爭時期，任何為了國家的原因而流出的金錢都勢必成為他的個人資金。這一點在西方人看來，簡直是不可以發生的事，尤其是發生在國家事務上，不過對于中國人來說，這種事只不過是官僚財政的典型特徵，中國那種歷經時間的錘煉才建立起來的傳統體制對此是予以認可和默認的。李鴻章之所以可以做到這樣，只是因為對于將其孕育出來的這種體制，他們是不可能將其修復的。這就如同李鴻章對于籌備陸軍和海軍防禦裝備的看法是一樣的。在他看來，戰爭已經不只是國家的事，已經成了關係到他的錢袋子的事情了。

　　在這個問題上，倘若再對李鴻章在軍隊承擔的管理者這一職位所具備的能量來說，可以讓我們來談論的內容還有更多。實際上，毋庸置疑，他的雙眼已經被一己私利所蒙蔽，這就使得他的所作所為嚴重傷害了其肩上承擔的國家最高利益。1894年12月，朝廷接到了翰林院禦史的一份奏折。奏折彈劾李鴻章將幾百萬兩白銀的資金投入到日本人所開設的煤礦，其養子李經方（ 此人後來成為駐日本公使 ）也將自己的資產投到日本，數額還相當龐大。盡管奏折中所敘述的內容比較誇張，也許是無稽之談，但它卻在一定程度上將李鴻章在公共事務和個人投機上的狀況緊緊聯係到一起，而且二者之間糾纏不清。

　　在中國官辦商業領域，李鴻章無疑是先驅性人物。這種官辦商業組織模倣了歐洲的聯合股份公司的結構，擁有著自己的獨特之處。這個獨特之處就是它是出于官方目的而創建的，其經營管理也是由官方進行的。正是由于這位頗具權勢的總督保護著這些企業，于是可想而知，這樣的商業壟斷行為勢必帶來巨額利潤。在李鴻章的官辦企業中，創辦于1880年的輪船招商局是最為人熟知的。這個企業的創辦資金來源于李鴻章本人和公眾捐贈。企業的經營管理權掌握在李鴻章的隨行人員手里，同時還通過一些外國專家對企業的發展出謀獻策，其職員都是來自英國或美國的，所以其財源滾滾。縱然在這個企業中存在著嚴重的挪用公款的情況，但在後來的很多年里，該企業還是賺取了驚人的利潤。李鴻章憑著自己北洋通商大臣的身份為這個企業保駕護航，從表面上看，這個企業好像是服務于公眾利益的，其實它從事的是壟斷活動。同樣，李鴻章也憑借著這樣的身份獲得了來自以慈禧太後為代表的朝廷的支持，這就阻止臺灣巡撫和中國的其他船舶擁有者在長江貿易方面和他的汽輪競爭。針對這一點，我們可以看到，繼19世紀80年代初期開始，伴隨著安徽這個內陸省份的財富的飛速增長，李鴻章家族最終控制了整個大米貿易中心。這是一個相當重要的供應中心。隨後，1884年，借助于開平煤礦開始進行正常的運轉，以及這些煤礦和天津之間鐵路的開通，李鴻章不但為自己的汽輪航行解決了燃料問題（ 得到更便宜的燃料 ），而且還令這些官辦商業的利潤增加。借助于自己北洋通商大臣的身份，李鴻章支持盛宣懷在上海建立了紗廠和絲綢廠。

　　盛宣懷是李鴻章的忠實追隨者，正是在李鴻章的默許和授權下，他經營著這個官辦貿易機構。此人相當能幹，不過卻由于缺乏誠信而臭名昭著。可以說，正是這個官辦貿易機構衍生出許多分支，從而形成李鴻章的其他企業。在1895年之前，這些工廠的生意仍然處于官方壟斷狀態，理由相當簡單，那就是身為北洋通商大臣的李鴻章憑借著自己的巨手，阻止那些頗具競爭力的歐洲公司將機器輸入中國。但是，這些企業卻公開地採用直接或間接的方式從事腐敗活動。所以，企業的利益經常憑空不見。盛宣懷本身是一個極具能力之人，是一位傑出的政治家和實業家，多年來他擔任著清朝政府中國電報局和輪船招商局的主管人一職，同時他還是李鴻章在上海的商業機構的代理人和經紀人。正是靠著這雙重身份，他在中國，甚至可以說在全世界留下貪污和腐敗的惡名。所以，熟悉他的人送他一個綽號是“老狐狸”。他憑著靈活而牢握不放的雙手將歐洲金融家有特許權的幾個鐵路和礦井的籌備活動握在自己的手中，原因就是籌備這個活動有利可圖。從這一點來看，中國必定要面對著長期不斷的麻煩。1894年，李鴻章從事業的巔峰跌落到塵埃後，盛宣懷極其嫻熟地將前進的航向加以改變。當然，此人的政治主張從來都不是國有化的，他關心金錢的程度要遠遠高于關心措施的實施，與此同時，他對金錢也是相當眷顧的。他繼續遵循著李鴻章的原則和興趣同外國的特許權獲得者進行貿易活動，先後和比利時、法國、俄國和英國公平地進行私下策劃。作為李鴻章忠實的親信，李、盛二人的關係就好像慈禧太後和李蓮英的關係一樣，倘若將時間再向後推，那他們二人的關係就好像袁世凱和梁士詒的關係一樣。正是由于這種相互關聯，倘若追隨者們做了錯事，那麼人們經常將其歸咎于裙帶關係。盛宣懷之所以在操作過程中招致眾多惡名，其實和李鴻章有著不可分離的關係。

　　1897年之後，歐洲列強對中國的欲望與中國的鐵路建設緊密地聯係到一起。正是由于這種情況的出現，對于自主的中國企業來說，鐵路修建成了頗具吸引力的行業；此外，這一問題又很快變得復雜起來，原因就是遍布全國的各省當局和紳士們就鐵路建設提出了地方自治的要求。因此，對于李鴻章將自己在這一方面的活動限制在天津到山海關一線的建設上應該是相當普通的事情。因為就在這一段時間內，這條鐵路也許可以稱得上是世界上最能盈利的“企業”。在這個“企業”的籌建中，最豐厚的利潤流入李鴻章的口袋中。此外，他還堅定地倡導將這些“企業”的建設作為國家進行經濟資源開發的最佳手段。其實早在1889年，他就曾勸說慈禧太後積極地實施國家鐵路主幹線計劃，不過由于他的總督管轄權不在其所感興趣的這個鐵路項目上，因此他無法全身心地操起武器向那些給皇帝進言獻策的保守消極派進行還擊。

　　最後，我們還要對一個相當微妙的問題多加斟酌，那就是關于李鴻章種植和銷售鴉片的官方記錄。在此事上，倘若和整個官僚階層相比，他的所作所為是不偏不倚的。由于在歐美，具有仁愛思想的理想主義者舉行了反鴉片活動，從而使印度的鴉片貿易得以中止，中國的官僚們充分利用這一事件，從而令官僚集團在國家范圍內攫取到了相當可觀的壟斷利潤。1860年之後，這一政策變得日益突出。李鴻章憑著自己中國式的狡猾和其雄辯的口才為英國實施的鴉片貿易的不道德行為進行開脫。在這件事上，他對于能引起別人的注目是相當高興的。不過，對中國政府在這種事情上一貫所持的虛偽面目，他選擇了視而不見的態度，在這一點上，縱然如此，和那些一貫選擇忽視態度的英國和美國大使及政客們相比，他的態度算是好的了，因為這些人不只對中國官方政策在這一事情上的明顯目的視而不見，而且也將英國和日本企業普遍地以嗎啡代替鴉片並最終導致可悲的後果這一令人不快的事實視而不見。就壓制鴉片貿易的政策而言，中國所採取的政策總是那麼不合實際，且遭到別人的質疑，原因就是那些對這個政策予以支持的人總是強行將目的的權威性和連續不斷的誠實性加于中國的官員身上，可是中國的一些官員早已認識到他們可以從開禁的鴉片貿易上獲得巨額利潤，認識到這是一個獲利的機會，而那極少一部分對真誠的改革運動充滿熱心的英國人和中國人自然而然地成為這些中國官員手中的利器。就這樣，1881年，李鴻章修書一封給原本是牧師的鴉片貿易管制協會的秘書，至今這封信還在文明世界里傳播著。在這封信里面，他將自己希望協會能夠對“中國努力逃避鴉片奴役”的願望予以支持。他不願意迫于外界壓力而承認“盡管法律和飭令三令五申地禁止，但罌粟依舊被私下里種植于中國的一些地方”。1894年，《 泰晤士報 》記者G. E. 莫理循博士進行穿越中國中部的旅行，在他的文章中，他用生動的筆觸描述了當地人私下里種植鴉片的情況。他注意到，“在他從湖北出發直到緬甸邊境的一路上，他的目光所見都是罌粟”。除了這份驚人的聲明，我們還要再補充一句，那就是，李鴻章的家族其實就是中國最大的罌粟種植者！李鴻章一方面大力宣揚著高尚道德，一方面在暗中毫無顧忌地追逐著利潤，而且其做事的方法和原則完全按照他所在階級的古老傳統進行。李鴻章的養子李經方時任駐外大臣，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後，他依舊滔滔不絕地對此話題展開討論，聲稱中國就要從鴉片的禍害中脫離出來，不過就在他發表這些言論的時候，罌粟花盛開在他安徽老家的園子里，而對此，他的解釋是出于藥用目的而種植。

　　身為一名目光敏銳的商人，李鴻章用經營大米和其他穩定的商品的態度經營著鴉片貿易。身為一名中國的官員，我們可以肯定地說，李鴻章對于印度貿易被廢除充滿渴望之情，不過他之所以如此迫切地希望這樣的結果，主要就是為了將中國政府手中能夠帶來豐厚利潤且很容易把握的壟斷貿易加以鞏固。他清楚地知道，無論關稅調到多高，相對于英國商人自由輸入鴉片的時間，這種壟斷維持的時間絕對不會長久，更不可能比香港和澳門繼續充當廣東走私貿易庫房的時間長。與此同時，李鴻章還清楚，道德力量是用以對英國和印度政府施加壓力的唯一手段，原因就是對于這些信奉基督教的人來說，這種壓力不但來自以基督教原則的名義而行動的新聞和演講，而且來自用思想感情和理想主義向宗教界和人道主義者發出的請求。因此，針對國家政策，他盡其所能地努力制造那樣的壓力。我們可以這樣說，不同于滿族官員，大多數漢人官員和李鴻章一樣，會在行事的時候用盡心機，以便想出權宜之計。但在反對鴉片的這件事情上，李鴻章不是一位先鋒者，也不是一位獨立的思考者，他只是一位普通的中國官員，其所有的行動都受著其固有的階級偏見和個人利益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