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我成功地賣掉了劇本，艾瑞娜甚至比我還興奮。制片工作緊隨其後地將我卷入其中。我要與制片公司負責人、制片人、導演打交道，雖然有些膽怯，但很有信心。艾瑞娜每天都給我打氣。我辭掉了工作，以便有時間處理與劇本相關的瑣事：琢磨那些短信的微妙意思，出席關于各種活動的會議，跑到路邊打手機，直到主菜都涼了也無法回家，害得艾瑞娜只能獨自一人吃飯。帕特先生，一個十年級的美國語文教師，正茫然不知所措；我不得不選擇自己的角色，卻選錯了。
“追逐夢想。”他們都這麼說。但從來沒有人告訴你，在過程中你得放棄什麼。有得必有失，總要有犧牲。雖然有千萬條路直通地獄，但你的眼睛卻要始終盯著地平線，等著太陽升起，心中充滿希望。
我時常受到各種幹擾而無法專心寫作，或者說無法寫出好文字。《窺殺》的劇本改寫工作進展順利，可對于我新寫出的東西，經紀人卻認為它們還不如一直放在我抽屜里的那些剝蝕了的舊版本。我感覺創作熱情正在慢慢泄漏，自己就像一個被釘子刺破了的輪胎。經紀人對我也似乎失去了熱情。我思緒渙散，創作遇到了瓶頸。更糟的是，我好像擠不出時間對身邊的人給予應有的關注。我被卷入各種不確定因素聚積成的風暴中，完全不知所措。我無法確定《窺殺》的改寫是不是還能繼續下去，我是不是有能力讓它繼續下去？我實際上是不是個騙子？
《窺殺》劇本的改寫工作開始後，艾瑞娜和我的關係急轉直下，兩人之間再也找不到默契。我們開始冷戰，互相怨恨，誤解對方。性愛也變得越來越糟糕。我們同床異夢，心不在焉，毫無“性”趣，已經失去了維係關係的情感，大家心知肚明。
我們無法解開心結，索性不再努力，各忙各的。
艾瑞娜也因此與鄰居唐 米勒建立了友好關係，彼此互訴衷腸。他們每星期在一起喝兩次咖啡，偶爾在一起散步。我告訴她，不要太天真，別以為米勒與她交往沒有任何企圖，也不要以為這樣的交往不會影響他與他妻子——瑪提尼的關係。艾瑞娜和我從不約束對方，所以在這件事上，我也沒有給她太多壓力，但這恰恰反映出我幼稚的一面——不是對待艾瑞娜這件事的幼稚表現，而是放任她和我關係惡化這件事情上我所表現出來的幼稚心態。
的確，當時我只關注自己的事情，忽略了其他所有的人和事。我眼中只有《窺殺》這部影片，直至最後進入預拍階段，然後是正式拍攝。
隆冬十二月中旬，我到了曼哈頓，要完成影片制作的最後改寫。隨著時間的推移，我漸漸感到恐慌。導演禁止大家在拍攝現場使用手機，這使我和艾瑞娜的關係變得更糟。禁止使用手機，而我膽子又小，不敢用“重要人物”房車里的電話打給妻子。盡管艾瑞娜很擔心我，可我也只有幾次能順利給她回電，每次還都是匆匆結束。
在拍攝現場，我很快就明白，他們雇用我不是為了制片的最後改寫，而是給一個二十五歲的上司基思 康納做“口述記錄員”。基思躺在房車的沙發上，咕嘟咕嘟地喝著綠色保健飲料，對著他那唯一享有“禁令豁免權”的手機咿呀半晌。在劇本改寫的過程中，他沒完沒了地要我添加注釋，修改臺詞，偶爾停下來也只是為了炫耀他用新款手機拍攝的裸體女孩的睡姿。他們每星期給我支付高薪，不是為了我的創意，而只是為了把我當保姆使喚。就連教十年級學生語文的工作都比這個輕松得多。
我每天要工作十八個小時。一個多星期後，一天基思把我叫進房車說道：“我覺得影片中我扮演的人物身邊的那只狗不該戴著吱吱作響的狗玩具，而應該佩戴繩結或者別的什麼東西，是吧？”我疲倦地應付道：“狗可沒抱怨，實際上它很有天賦。”
我們之間的積怨終于像火山一樣爆發了。基思用手指狠狠地戳著我，腳踩在他扔到地上的稿紙上，結果重心不穩，腳下一滑，他那完美的下巴磕到了櫃臺上。當工作人員趕來時，他卻撒謊說是我毆打他。明星的臉上有了一塊淤青，這意味著我們至少好幾天不能再拍片。曼哈頓可是黃金地段，每天要花費約五十萬美元。
在我實現了一生的夢想之後，僅僅九天我就被解雇了。
薩莎 薩拉諾瓦很同情我的遭遇，在我等待去機場的出租車時，她開來了房車送我。她來自保加利亞，曾經是個模特，有著甜美性感的聲音和自然的長睫毛，比很多好萊塢簽約女星還要好看。她和基思演對手戲，劇里劇外都要一直默默忍受他的脾氣。她來送我與其說是出于純粹的友情，還不如說是出于她自身發展的考慮，但我並不介意，還是很感動。
就在這時，艾瑞娜打電話到片場。我之前一直關機，已經三天沒有給她回電話了，我擔心聽到她的聲音我可能會頂不住壓力，徹底崩潰。基思剛好從制片助理手上抓過電話，腫脹的下巴還敷著冰，他告訴艾瑞娜，薩莎和我已經坐著房車離開，我們倆每天傍晚收工後都是這樣，同時我們還交代大家，不管有什麼事，任何人都不得打擾我們。這可能是他演得最好的一出戲。
頗具諷刺意味的是，幾乎就在同時，我給艾瑞娜發了一條短信，告訴她我已經離開片場以及我的航班信息。我萬萬沒有料到也就是在那一刻，米勒來到了我家，手里拿著郵差誤投到他家門口的郵件——作家協會入會相關材料。不知多少次，我想象著艾瑞娜在出軌後滿身是汗、滿心懊悔地聽我的語音留言，我在留言里可憐兮兮地訴說自己的遭遇以及我對基思的不滿。那會是一個內心五味雜陳、翻江倒海的時刻。
從紐約到洛杉磯，在漫長的航程中我一路思考。艾瑞娜在四號航站樓的行李認領處等我。她臉色蒼白，渾身顫抖，給我帶來了更糟的消息。她從不說謊。起初我還以為她是為我哭泣，但沒等我開口，她卻告訴我：“我和別人上床了。”
回家的路上，我一直沉默，喉嚨里好像塞滿了沙子。我開著車，艾瑞娜則哭得更兇。
第二天下午，我平生第一次收到法院的傳票——基思和制片公司對我提起了訴訟。原來，關于失誤和損失的保險條款中不包括盛怒之下造成的傷害，所以得有人來對停拍造成的損失負責。基思起訴我是為了坐實他的謊言，制片公司正好借題發揮。
基思把他捏造的事情經過泄露給了小報，我被說成是無能且不知天高地厚的家夥。我還沒有真正成名就已經過氣，經紀人推薦了一位要價很高的律師給我，然後就把我當成用完的擦腳布一樣扔掉，不再理我。
無論如何努力調整，我都無法對坐在電腦前創作再產生興趣。我的創作瓶頸已經成了頑疾，就像是空白頁中有一塊無法搬動的巨石堵住了我的思路。我想我不能再猶豫不決、停滯不前。
八年前，在聖塔內茲一個小型電影節上我遇到了朱莉安。現在她給了我“一條活路”——一份新工作，到北嶺大學教劇本寫作。我不想一直待在自家的工作室里，在這些漫長的日子里我一直想方設法走出去，終于有了外出工作的機會，真是謝天謝地！那里的學生自命不凡，充滿激情，有用不完的精力，我偶爾也能在其中發現天才的火花，因此教學對我來說不僅是個解脫，而且也是一份非常有價值的工作。剛工作一個月，我就又開始重新看到內心深處閃現的不屈火花。
可每天晚上，我還是得回到那個感覺上已經不再屬于我的家，去面對那已經面目全非的婚姻，而高昂的律師費賬單更讓人萎靡不振。我常常在早上醒來時發現自己躺在樓下的沙發上，心中有一種身處絕境、生不如死的感覺。
一個半月過去了，我一直都是這種狀態，直到第一張光盤從晨報中滑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