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從阿爾斯特到非洲

　　我于1943年6月8日出生在北愛爾蘭一個叫唐帕特里克的小鎮，是家里的獨生子。父母都是新教徒，母親的祖籍在蘇格蘭，父親是愛爾蘭人。

　　父親愛德華內維爾伊斯德爾，是阿爾斯特皇家警署的指紋和彈道專家。貝爾法斯特是造船中心，二戰期間經常遭到轟炸。警署被迫搬到了二十英里以外的鄉下，一直待在那里直到戰爭結束。所以我就出生在了一個鄉下小鎮唐帕特里克。

　　我是在唐帕特里克一座石頭建成的小教堂里受的洗禮，它坐落于聖帕特里克，在愛爾蘭的第一座教堂的原址上。我的女兒和外孫後來也是在那兒受的洗禮。

　　北愛爾蘭當時和現在都是英國的領土，但那里效忠愛爾蘭的天主教徒很多。我很小的時候就清楚地記得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之間的衝突。那兒分新教徒社區和天主教徒社區，學校也有新教和天主教之分。

　　我的祖父是奧蘭治教團的成員，這是個信奉新教至上的教友組織，每年都要慶祝拜恩戰役紀念日，就是在那場戰役中奧蘭治的威廉姆率領軍隊擊敗了信奉天主教的國王詹姆斯二世。父親一生都和愛爾蘭保持著密切的聯係，拒絕加入祖父的那個教團。他還有一種觀點，很危險，這種觀點還傳到了我的身上，那就是愛爾蘭和北愛爾蘭應該是一個國家，但是他同時也認為國家的統一只能採取和平的民主手段才行。他們所謂的“麻煩事此處應指愛爾蘭鬧獨立的武裝組織和英國軍隊之間的衝突。——譯者注。”當時緩和了下來，二十年之後才再次浮出水面。但是，我將來的生活卻經歷了人類多種類似的衝突。所以，理解他們，不卷入他們的紛爭成了我暢遊商海的關鍵技巧，正是這種技巧成就了我在可口可樂的一切。

　　我的孩童時代是在北愛爾蘭度過的，像典型、穩定的中產階級一樣，家族很大，相互關愛，而且彼此住得很近。祖父是個郵差，外祖父是個造船工程師，因為對英國的造船業有貢獻，還受到過喬治五世國王的嘉獎。我還清楚記得有個尼日利亞的警察，說是來接受十天的培訓，就住在我們家。當時，在北愛爾蘭要是有個黑人可不是件小事。那個黑人警官還給了我一個毛茸茸的小玩具，我給它起了個名字叫卡拉巴爾，因為他在尼日利亞住的那個城市就叫這個名字。我特別喜歡這件禮物，這也是我和非洲第一次發生聯係。我也記得在北愛爾蘭第一次喝可口可樂的情景，那是一家賣飲料的老店，窗子上都鑲嵌著金銀。在我心中，這才算是外國飲料！

　　在戰後的歲月里，難民營里仍然住著從納粹大屠殺逃出來的人。我把自己的一些玩具捐給了那里的兒童。當時汽油和一些其他的日用品實行配給制，有時候我們在周末開車去愛爾蘭購買一些貝爾法斯特這邊緊俏的用品。二戰的時候愛爾蘭是中立國。

　　父親是個大個子，胸膛寬寬的，曾經三次想要離開北愛爾蘭，但都沒能如願，因為警署不放他這樣的骨幹。所以，他只能與希臘、英屬圭亞那還有塞拉利昂那邊提供的工作擦肩而過。

　　由于從北愛爾蘭走不了，父親就把他多余的精力放到了打橄欖球上。這是一種硬朗而又粗野的運動，連踢帶打、過人、把對方抱住摔在地上，而且不戴頭盔和護具。人們說足球是流氓玩兒的紳士運動，而橄欖球是紳士玩兒的流氓運動。他還當上了一家橄欖球俱樂部的主席，我叔叔也在那個俱樂部里。到了周末，我很多時候都是和堂兄弟們去橄欖球場，場內有比賽，我們就在場外打著玩兒。

　　父親在察署幹了二十五年，然後退休，只拿一半養老金，因為他又在現在的讚比亞聯係了個差事。讚比亞當時是英屬殖民地，叫北羅得西亞，他在那兒做警察局指紋處的處長。這是1954年的事，我當時十歲。

　　父親終于如願以償有了移居國外的機會，但是貝爾法斯特的親戚和鄰居們再三阻撓我們的搬遷。我永遠記得十歲的我坐在牆角里聽著大人們吵鬧，他們根本注意不到我的存在。一個親戚說：“你這是何苦呢？內維爾怎麼辦？”父親說：“我想我這樣做能讓他有上大學的機會。我就是為了他才走的。我要讓他比我在生活中有更多的機會。”這話深深地銘記在了我的心里。父母辛辛苦苦全是為了我，他們把希望寄托在了我的身上。他們趕上了戰爭，失去了眾多的機會，施展才華的可能已經化為了泡影。

　　對這次遷徙我激動不已，我一向喜歡地理和大自然，喜歡採集樹葉夾在書里做標本，喜歡看地圖冊還喜歡背外國的國名。父親一直想離開北愛爾蘭，但母親對此卻絲毫沒有熱情。她是個好母親，對我寵愛有加，在我孩童時代的記憶中她的身體一直不好，患有哮喘病。

　　在去非洲的路上我第一次到了倫敦。我們乘坐的船沿途還在西班牙沿海的拉斯帕爾馬斯大加那利島停靠。西班牙的吉卜賽舞蹈演員走上船來表演，還有明媚的陽光和海灘，異國風情震撼著我。我們還沒到非洲，就已經進入了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

　　在非洲的第一站是葡屬西非的洛比托灣，就是現在的安哥拉。在那兒我目睹了殖民統治的殘暴，白人監工用皮鞭不停地抽打著黑皮膚的碼頭工人。父親拽了我一把說：“對不起，你得面對這些，世界就是這個樣子，但事情本不該是這樣的。”直到今天，那種可怕的情景仍然深深地刻在我的記憶里。

　　下一站是南非的開普敦。我們事先被告知如果我們願意早上五點鐘起床的話，會看到最壯觀的景象。那是一月份，南非的夏季，我和父親按時起床來到甲板上。猛然間，我們透過晨霧看到平靜的海面上浮現出一片神奇的地方。這便是聞名遐邇的桌山，規模之宏大令人驚嘆。愛爾蘭也有美麗的綠色山巒，但眼前從海里冒出來的是一座高達四千英尺的大山。這是我有生以來見過的最美的風景，我一下子愛上了開普敦。按我的感覺，這應該是世界上最有魅力的三座城市之一，另外兩個是悉尼和里約熱內盧。

　　我們在開普敦待了四天，沐浴在燦爛的陽光里，吃著汁水豐富的葡萄、蜜桔，還有加了冰激淩的西瓜，這些東西都是從餐館里買來的。在這里我第一次目睹了什麼是種族隔離：公園里的長椅上有“僅供白人使用”的字樣。我感到震驚，但同時又覺得這好像是這里一種很自然的社會秩序，可又覺得這樣的秩序不對頭。我才十歲，不可能一下子變成一個社會活動家。坦率地說，我接受了這樣的現實，但這樣的現實一直讓我感覺不舒服。令人不解的是，兩年前我們家就住過尼日利亞的黑人警官。在北愛爾蘭，他怎麼就可以住在白人的家里，而在南非的公園里黑人居然連白人的椅子都不能坐？

　　離開開普敦後我們乘老式的燃煤火車走了三天半，向北羅得西亞進發。我在兩節車廂連接處的鐵欄桿前一連站了幾個小時，觀看外面不斷變化的地貌，包括博茨瓦那暗淡的半沙漠地帶。商販們賣著各式各樣的器皿，婦女們抱著嬰兒用母乳喂奶。我們穿過了世界上七大自然景觀之一的維多利亞瀑布，這也是區分南羅得西亞和北羅得西亞的地理標志。這個瀑布是讚比西河的一部分，一又四分之一英里寬，從三百六十五英尺的高度磅薄而下，落進下邊的峽谷里。在幾英里之外就可以看到翻滾的水沫，這就是為什麼當地的土語稱它為莫西歐吞亞（帶有雷聲的煙霧）。非洲的一切似乎都那麼宏大，都那麼不同凡響。

　　到了讚比亞的首都盧薩卡，父親原來在英國搞指紋鑒定的同事帕迪格林和他的新婚妻子來車站接我們。父親將接替格林任北羅得西亞警察局指紋處的頭兒。雖說盧薩卡是首都，但火車站沒有站臺，下了火車便是紅土地。

　　我們一家在盧薩卡住進了一幢由政府提供的嶄新的三居室房屋。地面很漂亮，是亮閃閃的水泥。宅子坐落在一塊半英畝的空地上，房後是灌木叢。家里第一次雇了仆人，他們在腳上套上刷子給地板打蠟。我是男孩子，好動，喜歡在光滑的地面上像滑冰一樣滑來滑去。搬進新居後的前九個月家里沒電，只能點蠟燭或用蒂利燈具，還有一只燒木頭的爐子。對小孩子來說，非洲突然向我展示了全新的景觀和新鮮的聲音：青蛙、蟋蟀、咆哮的風暴等等。在非洲我的身體發育很快，我每天騎著自行車到五英里外的公立學校去上學，那里的課程設置都是英國式的，還有各種體育運動，睡覺的時候要用蚊帳。

　　學校施行種族隔離制度，而且男女分開。在北羅得西亞種族隔離制度不像南非那樣嚴格，但咖啡廳、飯店和酒吧只有白人能進。一般性的零售商店白人和黑人一樣都可以購物，但是黑人有他們偏愛的一些購物場所，因為他們的居住區是和白人分開的。在黑人區開商店的很多是從印度來的移民。

　　盧薩卡只有一家當地的報紙，電影院也只有一家，到了周六我們會去那兒看電影。沒有電視，晚上我們聽收音機里英國BBC電臺的新聞。周日晚上，葡屬東非有一家電臺播送排名前二十位的流行歌曲，想收聽體育節目必須用短波。想聽最新的流行歌曲還可以花些小錢購買每分鐘78轉的唱盤。盧薩卡城外幾英里的地方偶爾還可以看到野生的獅子。

　　這里的人一貧如洗。居住在北羅得西亞的多數非洲人都衣衫襤褸，赤著腳走路。不過從很多方面來說，當時那里的貧困現象並不像現在非洲某些地方那麼嚴重，因為如今有太多的人從貧窮的鄉下遷徙到城市，住在搖搖欲墜的貧民窟里。

　　窮歸窮，北羅得西亞的人非常友好，日子也過得樂呵呵的。這令我驚訝。他們看上去對生活心滿意足。社會結構似乎很合理，人們顯得安寧平和。不過，有些受過教育的讚比亞人開始不滿現狀，已經出現了要求獨立的政治呼聲，這個國家最終于1964年獨立。與非洲其他國家相比，北羅得西亞爭取自由的進程幾乎沒有什麼破壞性，而且一些歐洲來的移民也開始擁護這一潮流，其中就包括我們家。

　　北羅得西亞講很多種部落語言，但是在學校里非洲的孩子們學的是英語。因為部落之間的語言存在很大的差異，所以無論在當時還是如今，英語都是政府的官方語言。父母和我都學了一點當地的切瓦語，亦稱尼昂加語。每當遇到不會講英語的人，我們學的這點兒土語也能對付過去，但這只在講尼昂加語的地區管用。

　　在學校里，我第一次遇到南非的白人，他們是荷蘭人的後裔，隨著歲月的推移，這些人已經形成了自己的語言，叫南非荷蘭語。課間休息的時候，我們一起玩兒一種叫“博克—博克”的比較粗野的遊戲，幾個男孩子搭成一個人體隧道，遊戲的另一方用力往這些孩子的背上跳，以壓垮這個隧道。

　　在非洲生活也要遭受磨難。我中暑，鬧痢疾，最後還患上了瘧疾，而且當時沒有空調。不過，總的來說我在這個新環境里還是很健康的。父親也一樣，他喜歡他的新工作，而且很快就活躍在當地的橄欖球場上。他最熱衷的是培訓非洲人，要讓他們成為指紋專家，他的白人同事們都認為這是不可能的事。到1967年從讚比亞警署退休的時候，他交出的是一個由二十名訓練有素的當地人組成的指紋處，他的繼任者也是他培訓的第一個學員，後來還成為了警署的副署長。當時，父親所在的這個處是警署里唯一一個由清一色讚比亞人組成的單位。

　　但是，母親開始的時候卻感到生活乏味。她只能待在家里和仆人們一起料理家務。我上學，大部分時間在學校，她于是就開始想念家鄉。最後，她去了一家公辦的藥房幹文書工作。她度日如年，整天掰著手指頭數日子，就等三年的合同到期，那時候我們會有六個月的法定假期回貝爾法斯特度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