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非洲，我第一次有了當企業家的念頭。我在庭院里種玉米，然後烤熟了在午餐時間讓家里的園丁拿出去賣給工人們，我還給這個園丁發工資。從各個角度看，這個園丁都稱得上是我人生中的第一個雇員。買賣上的事情我可以對他發號施令，讓人家多幹了活兒就得給人家報酬，這個想法應該是對的。

　　1957年的夏天，母親望眼欲穿的假期到了，我們返回了貝爾法斯特，那時候我十三歲。貝爾法斯特那邊朋友家的孩子們見了我之後有些失望，因為我在非洲住了三年居然一點也不黑。他們原以為我會很黑的。 

　　我們先是探望親戚朋友，之後，記得在晚飯的餐桌上父母邊吃飯邊談話。母親說親戚朋友們都變了很多。父親的回答我永遠也忘不了。他說：“不對，親愛的，是我們變了，我們再也不是以前的樣子了。”他的話太對了。

　　有件事表明我和非洲越來越有感情。在貝爾法斯特我看到了BBC電視臺一條關于盧薩卡的報道，于是我就給他們寫了封信表示不滿。那個節目展現的全是盧薩卡的老城，把這座城市描繪成了一片塵土彌漫的荒地。“盧薩卡比你們拍的要漂亮得多，”我在信里寫道，“我父親有很多關于盧薩卡的漂亮錄像，我可以肯定他願意借給你們。”

　　但父母對此事並不知情，後來BBC電視臺邀請我去他們那兒錄制節目，給我支付去倫敦的機票，父母都驚呆了。1957年6月30日，電視臺播出了一個專題節目，題目是《來自盧薩卡的孩子》，我出場為我的新家鄉正了名，還為父親在盧薩卡拍的片子充當解了說員。我上了電視節目，感到很榮幸。在我的節目之後出場的是伊麗莎白女王的丈夫，就是愛丁堡的公爵菲利普親王。他介紹了國際地球物理年的情況，這一年有六十七個國家攜手合作進行了大規模的科研活動。這樣的節目順序安排讓我覺得我有了一個傑出的夥伴。

　　回到盧薩卡才知道，我的電視節目已經成了報紙上的頭條新聞，我還得到了市政府的嘉獎。市長給我頒發了裝飾精美的城市盾形紋章的復制品，還有全體市議員都簽了名的表彰信，上面寫著：“你對盧薩卡的自豪感以及表現出的公民意識已被銘記。”

　　我愛上了非洲，這就是為什麼三年之後當父母再次回貝爾法斯特度六個月的長假時，我卻選擇住寄宿學校留在盧薩卡。

　　我住的那所學校叫吉伯特蘭尼學校。按英國的學制，我成了那兒一年級的學生。他們把新生叫做“差役”，在入學後的適應期中，這樣的學生必須自己學著疊衣服、收拾床鋪，同時還要替人跑腿幹一些雜活。我打橄欖球、板球和網球，也踢足球。當時我想將來做一名地理教師或者歷史教師什麼的，但假期的時候也去雜貨店打零工。另外，我一個朋友的父親開了一家服裝店，這也讓我產生了興趣。我還平生第一次擔負了真正的職務，當上了學生宿舍的頭兒。這樣的頭兒全校只選拔四個，這是這所學校的慣例，是為了培養學生的競爭能力。

　　中學畢業之後，市政府給了我一筆獎學金到南非的開普敦大學繼續讀書，其中的部分原因大概是因為我曾在BBC電視臺維護過這座城市的榮譽。此後，我險些走上一條截然不同的生活道路，差一點落個“雞鳴狗盜”的名聲，那樣的話可就成不了可口可樂的老總了。

　　我上大學的公寓區在學生入住之初有一種儀式，要求一年級的男生每天清晨必須穿著內衣出來，每人還要帶一只活的動物。這種表演完全暴露在女生公寓的前面，到時候她們的窗子前就堵滿了擠眉弄眼的女孩子。男孩子們牽著各種各樣的動物來到外面，狗、牛、馬，什麼都有。這是一種愚蠢的儀式，但卻由來已久、頗有歷史。我和幾個同學發現校園附近的牧場上有幾只羊。一天晚上，我們開了一輛破舊的龐蒂克汽車，準備用它抓羊。農夫晚上把羊鎖在了一個倉庫里，于是我們就傻乎乎地砸開了鎖，逮了四只羊塞進那輛破車的後邊。為了能把羊裝下，我們事先已經把車的後座拆了。回來的路上趕上了紅燈，當時有位婦女在過馬路，順便往車里看了一眼，發現了我們四個人和羊。看到我們和羊擠在一起的狼狽相，她就呵斥了幾句。她耷拉著下巴，瞧著我們的蠢樣，就在她還沒反應過來的時候，綠燈亮了，我們開車就跑。

　　第二天一大早完事之後我們趕緊把羊完好無損地送了回去。但是，別的學生也去那兒偷羊，結果沒能得手被抓住了。警察把他們帶走之後告訴他們，只要他們交代誰偷過羊，就不起訴他們。我們也老實，就主動認了錯，根本沒意識到這有可能會以盜竊罪的名義受到起訴。後來，問題果真嚴重了，最後還是一位法官出面撤銷了這個案子。我們後來了解到這位法官上大學一年級的時候也在我們的公寓區被迫參加過同樣的儀式，所以他理解我們的處境。作為對我們的處罰，大法官的副手給我們的家長寫了一封信。父親是位職業警官，所以對這件事非常生氣。不過我好歹算躲過了一劫。那位法官最終成了南非司法界的資深人士，近來在一次晚宴上我碰巧和他坐在一起，雖說已是八十多的老人了，可他仍清楚地記得此事，也承認他當時確實起了作用，說至今還覺得這事很有意思。

　　我在開普敦大學的公寓住了三年，一直愛喝百事可樂。在南非，開普敦是當時百事可樂主導市場的幾個地區之一。在校園里，百事可樂是絕對的主宰。在盧薩卡的時候我也喝可口可樂，但上大學之後，我隨大流強迫自己只喝百事可樂。即使這樣，在校園外喝飲料的時候，我還是選擇可口可樂，這顯示了這種產品的重要影響力。現在，可口可樂在開普敦的銷售異常火爆，這個局面是福布斯家族開創的，他們把可口可樂在南非原本疲軟的市場變成了今天最強勁、最火爆的營銷市場。

　　在校內，我是橄欖球隊的球員，身高已經達到了六英尺五英寸。在體育方面，我最喜歡橄欖球，這項運動對我的團隊精神和生活勇氣的培養都有很大的有處。每到冬季，我們就在整個南非打巡回比賽，球員們結下了深深的友誼。今天，只要到了南非，我依然盡可能要見一見當初的老隊友。

　　在那里，我開始對社會學感興趣，準備將來做一名社會福利工作者。要取得社會福利工作者的資格，必須做大量的實際工作經驗才行。比如，我會被派到開普敦的貧民窟找那些在紅十字兒童醫院治療過的燒傷病人做後續回訪。貧民窟的人習慣在周五的晚上喝酒，有時候做父親的回到家里，喝多了會和家人打架，很容易把爐子或油燈碰翻，結果就把孩子燒傷了。所以，我去那里搞個案研究，確定父親們是否有家庭暴力傾向，確定這個家庭是否還能維持下去。我做過六個月這種深入的，有時會令人心痛的工作。

　　由于反對種族隔離，我被選進了學生會，1964年又成為了校刊的編輯，開始寫社論抨擊政府試圖把開普敦大學為數不多的非白人學生從學校開除出去的企圖。盡管校園內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學生已經是白人，但政府的官員們還想走得更遠，想把它變成一個百分之百的白人學校。但值得一提的是，他們的想法從未實現過，現在開普敦大學是一個典型的多種族高校，世界排名第105位，在非洲的排名第1位。

　　“開普敦大學是白人反對種族隔離的溫床，”我的一位同學同時也是我橄欖球隊的隊友休科本回憶說，“那時候正是在南非能得到最自由的思想教育的時候。”

　　科本還清楚記得南非的保安警察坐在傑克西蒙斯教授的課堂上，就等著他說出煽動性的話來，因為這位教授常常說這樣的話，有時候還為此坐牢。他一坐牢，學生們就會把監獄圍住，要求釋放他。科本還清楚記得有其中有一個學生是南羅得西亞（現在的津巴布韋）白人農場主的兒子，現在住在美國的舊金山。

　　我反對種族隔離的觀點有時候會和我橄欖球運動員的身份發生衝突。橄欖球是南非白人的民族體育運動。我記得，有一次比賽結束之後，場地隔欄外面的一個警察走過來問我：“你腦袋沒進水吧？我們原以為你是我們的人。”他不理解一位橄欖球運動員，而且還是俱樂部的正式球員，居然反對種族隔離。“當心點，我們盯著你呢。”他隨後警告了一句。那年晚些時候，我的住所受到了保安警察的突襲檢查，他們想找出什麼煽動性的材料，結果一無所獲。他們沒發現，在一只舊書架上的書後邊藏著一本毛澤東的紅寶書。

　　有一個和種族隔離相關的問題讓我陷入了兩難的境地。南非政府發布了一條法令，校園里舉行的所有舞會都必須實行種族隔離。于是學生會也通過了一項決議，在政府同意各種舞會可以對各種族的學生自由開放之前，決不舉辦任何舞會。但問題是有些舞會是為一個叫學生健康和福利中心的學生組織募捐而舉辦的，這個團體的宗旨是給開普敦城郊一個叫溫德麥爾的地方的窮人提供衛生服務、廉價食品以及其他幫助。我做過社會工作，心里清楚這樣的援助是絕對必要的。無論怎樣，我們過著無憂無慮的生活，學生會與政府的這種對抗會傷及到我們想幫助的人。我覺得要抗議政府的決策應該尋求別的辦法，于是就和學生會里反對禁止所有舞會決議的少數人站在了一起。我是校園反種族隔離組織成員中唯一一個採取這種立場的人。我頂住同齡人的趨同心理壓力逆流而上，反對給需要幫助的人增加痛苦。就是到今天我也說不清我的做法是對還是錯。

　　在我上大學期間，讚比亞正式脫離英國實現了獨立。我為開普敦大學讚比亞籍的學生搞了個慶祝會，那是1964年10月24日，到了午夜，就在那家酒店的大廳里，當時的英國大使也在場，我們降下了英國的國旗，然後第一次升起了讚比亞的國旗，大家還一起唱了讚比亞的國歌。“屹立歌唱讚比亞，自豪自由地……”我確信這次款待貧困學生的免費啤酒會增強大家的歷史責任感。

　　雖說我學的是社會福利專業，可還是感覺到了商海的誘惑。我大學里的很多同學都來自約翰內斯堡或者是開普敦的富有人家，他們的父親都有自己的產業，住的是豪宅，上學來開的是嶄新的汽車。而我根本沒車，只能和不同膚色的人們一起住在學校。我覺得低人一等，有時候甚至對這種財富上的差異感到憤憤不平，但更多的還是對出人頭地的渴望。我雖然是個警察的兒子，但總覺得將來有一天也會有和那些同學一樣的經濟地位，也會有和他們一樣的家庭。

　　為了能額外掙點錢，在大學里過得好些，每逢周六上午我就去一家服裝店打工。店主雇用我並不是因為我賣貨有什麼本事，而是因為我是個小有名氣的橄欖球明星。開普敦大學有很多橄欖球隊，但水平相去甚遠。1964年的時候我已經進入了乙級聯賽的球隊，但那年要想進入甲級隊似乎沒什麼指望，因為我在球場上司職前鋒，那只甲級隊里有兩名球員牢牢地把持著那個位置。到了大學三年級，有一家甲級俱樂部提出，如果我願意離開開普敦大學的校隊，他們願意給我一個位置。那只球隊不是太強，但畢竟是支甲級隊。但我父親不同意這事。他說：“我覺得沒必要到一支實力不強的甲級隊里打球。你應該記得我那句老話，‘永遠做最強的’。”他這番話對我以後的生活頗有裨益。在後來的歲月里有很多公司提出要給我一個位置，但它們都不像可口可樂這樣大牌，我都毫不猶豫地拒絕了。可以說，父親是對我生活影響最大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