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接受了父親的勸告，留在了校隊，幾周之後我們這只隊伍也升入了甲級。1965年，南非從全國的大學里選拔球員，組隊與阿根廷隊打對抗賽，我被選中了，我第一次嘗到了真正的一流比賽的滋味。

　　同年，我大學畢業，先是在約翰內斯堡的埃德加連鎖店的一個分店做實習經理，幹了六個月，之後，讚比亞一家可口可樂裝瓶公司向我發出了邀請。老板叫莫里斯戈什，立陶宛人，猶太血統，是二戰中納粹對猶太人施行大屠殺時逃到非洲來的。他當時很慘，有一段路甚至是赤著腳步行。他跑到了讚比亞的第二大城市基特韋，白手起家創建了一番工商偉業。他曾當過基特韋的市長，這事兒總是浮現在我的腦海里，就連我和他探討公司是否應該與其周圍的社區保持密切關係這類商業問題時也不例外。我和戈什的女兒蕾娜在大學里是戀人，這是我人生早期最純潔的愛情，但後來我們分手了，因為她的哥哥娶了一個基督徒，家里為此鬧得不可開交。她後來嫁給了一位猶太醫生。蕾娜的哥哥伯納德在梅奧診所工作，是世界上頂尖的心血管醫生之一，我們的私交一直很好。其實最早要雇傭我的人就是戈什先生，但考慮到我和蕾娜是戀人不方便，所以我拒絕了。可現在沒了障礙，不可能再發生什麼衝突。

　　讚比亞獨立兩年之後，我回到了故鄉。讚比亞的第一任總統是肯尼斯卡翁達，他既是個社會活動家也是個人文主義者。他領導了非暴力的獨立運動，但從不仇視具體的白人個人，不過他也炸過鐵路和電廠，也造成過破壞。

　　卡翁達為不在種族問題上搞極端做法盡了很大的努力，他關心的是人。1959年，我十六歲的時候，我的地理老師就把他請到過我在盧薩卡上學的學校，當時他剛從監獄里出來，我們還一起吃了午餐。我本以為他應該脾氣火爆，是個鬧事的人。但這個人看上去安詳平和。我記得我問他：“你幹嗎不對我們發火？是我們白人把你關進牢房的。”我不記得他的原話是怎麼回答的，但基本意思是我們白人犯了錯誤，正義在他那一方，所以他大可不必為此發火。他說如果他在意關押他的白人對他的虐待，他早就會放棄他的原則，但以惡報惡不是他的原則。

　　我父親也認識卡翁達。卡翁達雖是讚比亞的總統，也是愛爾蘭學會的名譽主席，每年都要出席聖帕特里克節的夜晚舞會，而舞會就是我父親組織的。父親是這個學會真正的主席。

　　我一向同情卡翁達領導的獨立運動，但是這個國家獨立之前，我也有過多次的迷茫。那時白人居住區都組織了安保巡邏隊，連我父親晚上也要出去站崗放哨，還要巡視社區的安全狀況。 

　　1964年，讚比亞獨立。卡翁達把讚比亞的許多工業都實行了國有化，包括許多有利可圖的銅礦。我的運氣不錯，軟飲料不在其中。那時期，一些抱有良好願望的領導人開始發起社會主義運動，但並不成功，反而給社會造成很大的破壞，後來這場運動被一些非理想主義者利用，服務于他們個人的利益。

　　卡翁達政府規定零售業只能由讚比亞的公民經營，沒入讚比亞國籍的長期居民只能搞批發，這些人大都是在讚比亞居住了十年或十年以上的白人。如今讚比亞仍在執行這一政策。

　　我先是在一個叫穆富利拉的小城做實習經理，管理著一個由兩輛卡車組成的可口可樂供應站，給超市、酒吧和餐館供貨，年薪一千一百美元。

　　雖說有兩輛車，但其中一輛總是閒著，因為我的手下只有一名推銷員。我問我的上司是否能再雇一個人，他們卻不答應。于是我便申請了商業駕駛執照，開著載重十噸的卡車到各個站點送貨。這樣一來，就增加了客戶數量，一年之內，我的銷售額也增長了一倍。幹體力活有個好處就是能保持身體健康，這對我打橄欖球也十分有利。不久，我就進入了讚比亞國家隊。

　　當時，由于英國對羅得西亞進行經濟封鎖，讚比亞的燃油施行配給制。英國在1965年發布了《通用獨立宣言》，目的是保持白人在這些國家的統治地位。為了報復英國的禁運政策，羅得西亞中斷了從莫桑比克港口向新獨立的讚比亞的石油和其他消費品的鐵路運輸，因為讚比亞是英國的同盟國，而羅得西亞是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的基地，非洲國大是一個反對在南非實行種族隔離的組織。

　　為了給兩輛送貨的卡車弄到燃油，我每周兩次在漆黑的深夜帶著現金沿土路開車去剛果邊界，買回二十四加侖一桶的柴油。嚴格地講，這是非法行為，但保住了可口可樂供應站的運營。

　　辛勤的汗水帶來了回報。不久，我被任命負責管理基特韋一處有八輛卡車的配送站，還拿到了一百美元的獎金，這相當于一個月的工資。

　　在讚比亞拓展可口可樂的市場需要付出驚人的努力並且也十分危險，要在一條被戲稱為“死亡之路”的道路上來回奔波。這條路貫穿讚比亞、坦桑尼亞和達累斯薩拉姆港口。由于《通用獨立宣言》的原因，羅得西亞的邊界已被關閉，這條“死亡之路”便成了車輛通行的主幹道，沿途也冒出了許多為卡車司機服務的小雜貨店和餐館。可口可樂供貨主要是靠一些零散的小商販，于是，公司就派我和一位叫薩迪姆維拉的讚比亞籍同事去這條路摸摸情況，看是否應該把銷售網擴大到那里。于是，一天上午我倆坐著一輛達特桑牌的小型貨車上路了。因為路途遙遠，到坦桑尼亞的邊界要走大約三百英里的路程，我們還在車的尾部放了兩只裝滿沙子的糖果口袋保持車的平衡。

　　1966年，《時代》雜志把這條死亡之路描述為“世界上最可怕的公路”，這里有讓人頭暈目眩、毛發悚立的急轉彎和令人膽戰心驚的沙漠、沼澤。我的妻子一向埋怨我在土地上開車比在柏油路上開得快，她埋怨得對。在這樣的土路上開快車簡直就是在無數的車轍和小溝小坎上面飛。

　　這條道的路況極差，開快車要比在其他的土路上危險得多。羅得西亞的邊界關閉之前幾乎沒人走這條路，可現在一夜之間就擠滿了卡車。車一輛接著一輛，趕上又是旱季，路上塵土衝天，司機們就像瞎子一樣什麼也看不見，只能硬著頭皮往前開。還好，路面並不泥濘。

　　一路上薩迪大部分時間都讓我開車。我承認，如果我是車上的乘客，我會被我當時開車的速度嚇呆的。當時年輕，天不怕地不怕的，我肯定經歷了數不清的風險，但運氣不錯，沒出事兒。

　　離坦桑尼亞邊界大約一百二十五英里的時候，我們停下來在一個叫姆皮卡的小鎮過夜。我們當時熱得厲害，渾身冒汗疲憊不堪，走進了旅館，發現只有一個空房間，可事先我們定的是兩個，而且這個房間里面只有一張床。床倒是不小，但用的時間久了，床面明顯變形，中間凹下去像一只碗。這就意味著，如果我和薩迪同睡在這張床上，我倆會一下子滾到中間擠在一起，薩迪還是個大個子。我們問旅店有沒有墊子什麼的可以放在臟兮兮的水泥地面上當床用，但答復是沒有。看來我倆只好親親密密地擠一晚上了。疲勞是件不錯的事情，我倆一上床便一動不動地睡到了大天亮。

　　吃的比睡的條件強不了多少。睡覺之前我們去了旅店的餐廳，想喝杯啤酒美美地吃上一頓。可一看菜單，幾乎沒東西，只好點了些牛排和炸薯條。牛排端上來了，看上去顏色發暗，灰得像鉛，餐刀幾乎切不動。不是刀子不快，是肉太硬。我倆費了好大勁才從肉的邊上弄下來一小塊兒。可放到嘴里怎麼也嚼不動，最後只能把牛肉推到一邊不再碰它，就著啤酒吃了一肚子的面包。

　　第二天早餐，我倆又冒著風險點了牛肉、雞蛋和薯條。薯條潮乎乎的。我們祈禱早餐的牛肉別再像昨晚那麼差勁，可牛肉一端上來我們就覺得眼熟，邊兒上還被切下去了一小塊兒。我們只好吃雞蛋和薯條，別管怎樣，里面還是有營養的。

　　我們又上了路。這次我們離開死亡之路，繞了三十英里去看了一下卡桑卡附近的一座紀念碑。英國探險家戴維利文斯通的心臟就埋在那里，他身體的其他部分運回國葬在了倫敦的威斯敏斯特教堂。我們還去參觀了龐大的西瓦恩甘杜莊園（位于鱷魚湖邊上），這處房產是一位英國貴族斯圖爾特戈爾布朗于1914年建立的。讀者可以想象，我們在非洲灌木叢中看到這處雄偉壯觀的英式建築群時感受到的震撼。里面有修剪整齊的花園和教堂，闊氣的房屋，餐廳里面擺放著漂亮的柚木餐桌，銀質的蠟燭臺，圖書室里存放著皮革封面的文學經典。戈爾布朗原是北羅得西亞的議員，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早期倡導北羅得西亞獨立，搞得英國外交界一片嘩然。到了晚年，他促使英國政府就獨立問題採取了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

　　在讚比亞我親身體會到了人們常說的可口可樂裝瓶公司與可口可樂公司之間的對抗關係。

　　基特韋裝瓶公司的經理叫查爾斯哈欽斯，性情粗暴，人們通常叫他哈欽。他給員工們訓話的時候總是讓大家站在椅子上。想象一下，我這六英尺五英寸的大個子站在椅子上會是什麼樣子。但他就是這種風格，簡直就是個惡魔。他這一套短時間內還行，長了我真受不了。

　　哈欽對可口可樂公司沒有好感。一次，公司派了一名新的代表過來，名叫萊昂內爾科克。科克來基特韋首次和哈欽會面之前，哈欽對我說：“我想讓你見識一下。”科克到了之後，哈欽坐在辦公桌前，我在他的身旁站著。房間里沒有第二把椅子，科克只能站著。哈欽的用意很明顯：瞧，誰是這兒的頭兒。

　　科克是公司的代表，其工作是要使裝瓶廠擴大銷售量，但上邊的想法下邊未必執行。哈欽不陪科克到基特韋的市場銷售部去查看情況，他對科克說：“外面有輛卡車，你想怎麼著就怎麼著吧。”結果，科克只好自己開著卡車到處跑，到下面的售貨點兒查看了三天。于是，他們玩兒起了遊戲。客戶把科克的一舉一動反饋給哈欽，而科克卻設法從客戶的表現和市場銷售情況搜集信息。最後，科克搞完調研來向哈欽辭行的時候，哈欽給他準備了一把椅子。按哈欽的說法，他們之間的這種關係是注定了的。但從多個角度看，遊戲的贏家是科克。後來，科克在我的手下做事，他回憶起這段經歷時說過這樣的話：“要想剝一只貓的皮有很多種辦法。”

　　莫里斯戈什雇用我的時候就有想法最終讓我來管理他這個產業。我的直接上司是銷售經理，那個人生性粗魯，很難相處。從我到這兒的第一天起，他便嫉恨我，認為我這個新來的是個有特權的後起之秀，所以，只要有機會他就會對我百般刁難。其實他本人也清楚，他不可能再有晉升的機會了。盡管形勢對我不利，但一個人只要閃光，就能克服障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