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春的一天，戈什把我叫到了他的辦公室。他說：“內維爾，我知道這對你未必公平。”我以為要被解雇了。他接著說：“我覺得你的能力遠不止于此。我相信你有能力管理全球范圍內的公司業務。”我驚呆了。我才二十四歲，當時除了管理基特韋的裝瓶廠還不敢有大的奢望，能管理裝瓶廠就挺不錯了。在我的經歷中，別人很多次在我身上看到的能力要比我自己感覺到的強。所以，這回不是最後一次。

　　可口可樂在非洲的總頭叫阿爾基里恩，是個美國人。這人極力主張管理人員的年輕化。第二天他要來我們這里，戈什已經安排了我和他見面。基里恩給了我新的任命，管理讚比亞另一家大的裝瓶廠，這座工廠歸可口可樂公司所有，負責盧薩卡以外所有的批發站，管轄范圍一直到維多利亞瀑布，東到300英里以外的馬拉維共和國邊界，西到200英里以外的如今的安哥拉的邊界。

　　不久，我被調到盧薩卡，地位有了很大的提升，公司給配了車，有住房補貼，從此開始直接為可口可樂公司工作。我的父母還住在盧薩卡，但母親病得很重。我還受到了嘉獎，首次有了公司的股票期權，但並沒能掙到錢，因為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可口可樂公司的股票價格長期低迷，我的特權也就泡了湯。不過，這樣的股票期權是公司對我工作的認可，我依然感到榮耀。到了我事業的晚期，股票期權則獲利頗豐。

　　回到盧薩卡幾周之後，我生活中與人最重要的一次會面出現了。當時我作為讚比亞國家隊的隊員出場，和一個叫企鵝的橄欖球隊打比賽。這在盧薩卡是件大事，到場的觀眾有數千人。結果，我們以微弱比分輸掉了比賽。在球隊俱樂部的酒吧里，我的朋友和球迷們都讚揚我在場上的出色表現。其中有個人叫科林吉爾，我們早在上中學的時候就認識（我還記得，他在學校里因為偷著吸煙挨過鞭子）。科林問我見過她的妹妹帕梅拉沒有，我說沒有。帕梅拉是在很小的時候隨家人從蘇格蘭移居到讚比亞來的，她的父親是政府部門的一位工程師，住在城外大約十英里的地方。于是他哥哥就領著我擠過人群去見帕梅拉。她長得很美麗，金發碧眼，白皮膚，穿著短裙，修長的腿，臉上挂著甜美的微笑。我們聊了一會兒，我被深深地迷住了，但我心里清楚幾分鐘之後隊里要會餐，同時又覺得機會難得，于是就約她五天之後在電影院會面。之後我去和比賽的對手們一起共進了晚餐。晚餐進行了大約兩個小時，然後我又回來繼續參加慶典，當時還有舞會。我發現帕梅拉還在那兒，孤零零地一個人站著。接下來的事情可以說創造了我人生的歷史!我找到了終生的伴侶，她不僅外表美，而且也是我遇到過的最支持、最理解我的人。沒有她，沒有她的支持，我事業的成功會大打折扣。

　　但事情有些復雜。她當時已經結婚了，不過和羅得西亞的丈夫分了居，現在回到盧薩卡和父母住在一起。

　　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非洲，盡管英國卡爾納比街的時尚產品和流行音樂已經傳了進來，但人們的思想還是相當保守。我們相處不久便開始同居，這在當時是犯忌的事情。此外，我還在可口可樂裝瓶公司里給她安排了個工作，讓她給我的上司當秘書。出于禮節的需要，在公司里她叫我伊斯德爾先生，上下班也是各走各的。其實人們早就知道了我倆的關係。後來我晉升為營銷經理，她便開始為我工作。

　　當時，主管非洲西部、東部和中部事務的負責人叫托尼揚，他對我事業的發展很有幫助。他私下里拉住我說公司里的人都很保守。“這會影響你的前程。”他指的是我和帕梅拉的關係。那時候我的脾氣不好，聽不得批評，便回答說，如果需要，我可以辭職。托尼很冷靜，說我要是那樣做就有點過頭了，但一定要注意這件事的影響。

　　到盧薩卡可口可樂裝瓶廠工作之後我一直四處奔走，很多時候都是在路況很差的公路上開車。一次，公司讓我開車到盧薩卡北部的卡布韋機場接基里恩，一起調查當地的市場情況。他坐公司的飛機飛過去。當時我的車在維修，便開同事的車去了。羅得西亞的邊界仍然關閉著，所以汽油只能用油罐車從陸路運進來。運油的車經常漏油，路面非常滑。我的車突然打滑翻進了溝里，然後又撞到一棵樹上，我一下子被摔到了車的後排座上，最後踢碎了玻璃才從車里爬出來。

　　基里恩在機場轉來轉去，不見我的人影，感到很納悶，最後又飛回了盧薩卡。他又氣惱又困惑，不明白手下這個年輕雇員為什麼會失約。

　　我站在路旁擺著手截車。說來也巧，第一輛過來的車里坐著我的熟人。他開車把我送回了盧薩卡。我當時渾身是血，還摔成了腦震蕩，立刻被送進了醫院。基里恩聽說我受傷了，他的態度馬上由憤怒變成了同情，我總算是保住了飯碗。另外，那輛車是報廢了。

　　我巡視了歸我管轄的所有供貨站，尋找擴大銷售的機會，發現東線市場的可口可樂供應嚴重不足。這片市場綿延三百英里，但只有三十英里是柏油路，其余的路段都是土路，而且還要穿過灌木叢。商店的老板們只能開著小型貨車到離他們最近的批發商那里取貨。活兒很辛苦，成本也高，所以市場上的可樂產品很緊俏。于是，我制定了一個計劃，要建一個新的供貨站，這樣可以繞過那些批發商，把貨直接送到那里的中心城市奇帕塔的商店里去。但公司拒絕了我的建議，說預算中沒有這筆開支，讓我另想辦法。

　　于是，我提議讓我的父親出面，在奇帕塔開一家供貨站，由他做批發商。公司同意了，而且還出人意料地答應讓我擁有那個批發站百分之五十的股份。我們從銀行貸了一部分款，父親也出了一部分錢在那里租下了一個倉庫，買了兩輛卡車。我每個月抽出一個周末從盧薩卡開車跑三百英里到奇帕塔盤貨，給員工發工錢。那個地區可口可樂的銷售額很快就提升了百分之一百五。公司當然非常滿意，同時我也從這個副業中足足地掙了一筆。

　　此時，我和帕梅拉還開了一家化妝品商店，從英國進口芮謎品牌的係列產品，通過空運把貨物送到盧薩卡，這樣就避開了羅得西亞禁運造成的麻煩。這想法源于可口可樂公司的營銷策略，那就是千方百計確保貨源暢通。結果，芮謎在讚比亞的化妝品市場逐漸成為了第二大暢銷品牌，僅次于露華濃。我還買下了一家小型粉刷公司，專門為外國使館服務。這個公司的業務很穩定，沒有風險，因為使館的工作人員每三年就要換一茬人，每個新來的外交官都喜歡把自己的辦公室和住所新粉刷一遍。就這樣，我的副業收入比我在可口可樂公司拿的薪水高出了一倍。

　　1969年，帕梅拉已經離了婚，我們倆告訴母親一個好消息，說她已經同意嫁給我了。母親說：“哦，該是時候了。我本來就不同意你倆現在這個過法。”

　　1970年1月10日，我們在讚比亞結婚，然後到馬拉維湖去度蜜月，路上的第一站是我在奇帕塔的可樂批發中心。我給工人們發了薪水，之後又盤貨、數錢，讓新婚妻子在車里等了足足兩個小時。我的婚姻一開始就是這個樣子，這種情況一直延續了幾十年。夫妻生活摻雜著辛勤的勞動和冒險。在馬拉維邊境，哨兵扣留了我們兩個小時，想讓我們給他們點賄賂。最後，我編了個謊話，說第二天和馬拉維的總統海斯廷斯卡穆祖班達有個約會，他們這才在我們的護照上蓋章放行。 

　　1972年，可口可樂公司把我調到了約翰內斯堡，這個決定是阿爾基里恩做出的。顯而易見，這很可能意味著我今後會在全球流動著做業務。但這事也要徵得我的同意，現在到了我做選擇的時候：是留在讚比亞做小水坑里的大魚，還是去世界上發展。我選擇了後者，賣掉了我在公司以外經營的產業，放棄了安穩，選擇了冒險。

　　臨行之前，我和帕梅拉決定先到巴西度個短假，當時那邊恰逢狂歡節。在巴西，我收到一個不好的電報，通知我不要到約翰內斯堡的新崗位報道，返回盧薩卡。我猜想我一定是被解雇了。在假期的最後兩天，我倆坐在海灘上仔細琢磨我到底犯了什麼錯。回到拉薩卡才搞清楚，這只是工作安排上發生了點變化，這次調動被暫時推遲，並沒有撤銷。

　　當時，從讚比亞出境身上帶的錢數有限制。我發現這條法律有漏洞可鑽。我那時候剛好安排了一只阿根廷的橄欖球隊來盧薩卡與讚比亞國家隊打比賽。盡管事情是我組織的，但讚比亞隊並不讓我上場，因為他們知道我不久就要離開球隊去南非了，以後派不上用場了。說來也巧，阿根廷隊里一名球員出車禍受了傷，而他們又沒有替補隊員，于是就讓我為阿根廷隊出場。這可惹惱了讚比亞人，尤其是阿根廷人贏了比賽。不過，我的腦子里卻閃出一個與此無關的念頭。阿根廷的球員全都帶的是旅遊支票，我可以用讚比亞貨幣把他們的支票換過來。然後把支票藏在照相機套的夾層里帶到南非去。還有，讚比亞允許人們開私家車出國。于是我就花兩萬美元買了一輛雙排座的梅賽德斯奔馳轎車。車是從德國進口的，我可以合法地把車帶到南非去，但到時候不買那兒的保險。因為新到任工作一定很忙，于是我們就決定由帕梅拉和她父親開車把我送過去。到了羅得西亞的邊境，海關的官員發現車里有一本書在他們那里是禁書，威脅要沒收我的奔馳車。這可是我們一生的積蓄。我們好說歹說最後總算是只沒收了那本書。後來帕梅拉在途中開車穿過一片樹林時，有一群大象把我們團團圍住，車一度走不了了。到了南非的邊境，我們遭遇了更多的麻煩，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最後終于安全地把車開進了約翰內斯堡的一個車庫。那里的法律規定，我在六個月之內不得賣這輛車，而且在這段時間內也不許開它，只能偶爾發動一下給電池充充電。最後，我給車找了個買主，這就是我在可口可樂的新老板阿爾基里恩，就是我早些時候沒能到機場接上的人。我們用這筆錢在約翰內斯堡建成了海外的第一個家。從此，我就再也沒能回讚比亞居住。

　　可以說從阿爾斯特到非洲的搬遷造就了我，使我有了探索整個世界的欲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