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廣告不能用。”史密斯對我說。我不解其中的緣故，他說那兩個女士中有一個用的是威爾遜牌的球拍。威爾遜當時是百事可樂下屬的一個公司，可我還是不明白。他告訴我可口可樂和百事可樂之間的競爭異常激烈，可口可樂的高管們當時甚至在正式的備忘錄里稱百事可樂是“倣造品”。這是個典型的例證，說明公司在海外的基地是何等的孤陋寡聞，對世界范圍內的事是何等的不了解。

　　在我的職業生涯中，我接觸到了很多優秀人物，能與這些人共事是我的榮幸。鮑勃杜普萊西斯就是其中的一位。他是位南非白人，我到約翰內斯堡的最初幾周他一直對我很冷淡。我在約翰內斯堡裝瓶廠就是接替他的職務做了營銷經理。他在這里是個傳奇性的人物，從普通的推銷員一路幹到廠里的高管，任何假賬都瞞不過他的眼睛。此人很講信譽，在交接工作的時候，他領著我轉了足有一百家銷售業績比較好的店鋪，對我的工作很支持，還指點我該如何與那些人打交道。他告訴我，最基本的做法是要和藹客氣，但要保持立場，每隔一段時間給他們打打折。那時候，連鎖經營的大型超市才剛剛出現，還不是我們的主要客戶。我們供貨的主要對象是那些在大街拐角處的便利店，這些店鋪每周營業七天，是家庭開辦的，大都是希臘人或葡萄牙人開的。我也是在那個時候開始參加鮑勃每周四晚上召集的網球比賽，比賽在他家的球場上進行，有泛光燈照明。體育最能展示一個人的品質。一次，沃倫巴菲特提議：“只要球壓在線上，就算出界。”而杜普萊西斯說：“那得是對手的球壓線才行。”杜普萊西斯或許是我打球遇到的唯一個雙發失誤後還要再發一次球的人，因為他發球總是準備不足。

　　杜普萊西斯晉升為負責整個南非市場營銷的頭兒。要說在廣告宣傳方面他算不上有什麼特長，但他為人機敏，還有些頑皮。當時，我們剛推出了一款可回收的五百毫升的飲料瓶，外帶一個可以重復封口的杯子。這是個不錯的發明，市場反應非常好。我常和杜普萊西斯一起用午餐。有一回，他約我早幾分鐘出來說是要審查一段宣傳這種新型瓶裝產品優點的廣告詞。廣告公司事先給他送來了一份設計方案，他覺得這個方案沒能突出重新封口這一大的特點，顯得很平庸。我同意他的看法，認為這條廣告得好好斟酌一下。結果，面對廣告公司巧舌如簧的解釋，頗有身份的杜普萊西斯根本不屑一顧。他聽了一會兒那些誇張性的套語，然後說了一句：“這條廣告就是垃圾。你說呢，內維爾？”我咕噥著表示同意，但避免使用他那種粗魯的話（我不會使用的語言）。廣告公司負責接待客戶的主管聽後又犯了一個大忌，他辯護說這是按可口可樂公司的旨意辦的。“那就讓我再給你個旨意吧，”杜普萊西斯急了，“看見那蓋兒了嗎？旨意就在這兒。給你24小時，把廣告給我改好拿回來。到時候你得把那個蓋兒突出來，吹成是狗的睪丸。懂了嗎？把它吹成狗的睪丸。”廣告公司的來人嚇得手足無措。杜普西斯又吼了一嗓子：“只給24小時，過期不候。”廣告公司的人走了之後，他憋不住哈哈大笑起來。這可不是我的風格，但人必須懂得遇到困境如何去做。廣告第二天如期送了過來，修改後的版本非常出色。

　　作為營銷經理，我必須經常查看約翰內斯堡所有的店鋪，包括像索韋托這樣黑人居住的周邊小鎮。在施行種族隔離的年代，南非的黑人和混血兒總會想方設法離開他們的居住區到約翰內斯堡的其他地方去打工，但在晚上宵禁開始之前，必須趕回他們的住處，而且他們還得持有通行證。

　　法律規定，黑人只能喝一種帶酒精的飲料，是一種用玉米釀成的叫“遊目睽木波西”的啤酒。不過，警方對這項法律的執行力度並不嚴。黑人區到處都是無證經營的叫作水濱的小酒館，都是普通人家開的。這些酒館出售常規飲料，一般只有十到十二個座位，這里最受歡迎的飲料之一是威士忌摻可口可樂。所以，我們就安排了銷售代理，專門為這些水濱供貨，這和酒販子一樣，雇人通過非法渠道推銷我們的產品。在種族隔離的國家里這是商業運營的典型做法。

　　我想感受一下這種市場的氛圍，但這些賣私酒的水濱只有到了晚上六七點鐘，人們幹完一天的活兒下班之後才真正開始忙碌，可按法律規定，我持有的去黑人區的許可證每天只能呆到下午五點鐘。所以，我只能偶爾超時在黑人區里光顧一下水濱，和店主還有顧客們聊聊。我是個白人，宵禁開始之後還在水濱里東扯西扯的，嚴格地講屬違法行為。但那些人很歡迎我，而且毫無顧忌地和我談論政治以及鏟除種族隔離的辦法。我百感交集，我到這里來本是為做生意，但卻上了寶貴的政治課。

　　1975年聖誕節前的晚上，我和公司的一幫人到陽光公園酒店放松了一把。因為聖誕節期間讓人忙得透不過氣來，一年雖有十二個月，但這一個月就能佔到公司全年銷售額的百分之十七，是夏季和聖誕節的雙重銷售高峰。繁忙的商業活動大部分集中在聖誕節之前。那天晚上也算是年底，我們的銷售額創了記錄，大家高興地慶祝了一番。一會兒，又來了一些朋友，我們聚集了一大幫人，站在草坪上遙望著約翰內斯堡美麗富饒的郊區。

　　不一會兒，大家的話題轉到了政治上。有些人認為眼下的政治氣氛很緊張，但多數人不這麼看。我根據自己在索韋托的所見所聞提出，我們也許即將面臨又一次沙佩維爾事件。那次事件發生在1960年3月，當時南非的警察向和平示威的黑人開槍，打死了六十多人。有人當場就質問我：“你是什麼意思？”

　　我看著鬱鬱蔥蔥的北部郊區和一片片修剪整齊的花園以及遊泳池，說我們看到的這些別墅很快將會大幅貶值，所以我要賣掉自己的宅子，以後租房子住，趁著眼下的房地產生意行情還說得過去，我要保住自己的收入。

　　盡管我對帕梅拉說我只是有這麼個想法，但在聖誕節的前一夜說出這樣的話，可算不上是什麼好的聖誕禮物。到了1月31日我真的把房子推向了市場，1976年6月2日，房子賣出去了。

　　四天之後，索韋托爆發了騷亂。事情的起因是南非發布了一條法律，強行規定在種族隔離的黑人學校里一半的課程要用南非荷蘭語講授，以前的規定是所有課程都用英語講授。這引起了黑人的憤怒，因為南非荷蘭語被普遍認為是白人統治者使用的語言。

　　6月6日，我和一位推銷員來到索韋托。此行我們稱之為“查線”，即查看市場的動向，那位推銷員只要進行正常的工作就行。當時，示威活動正在升級，學校的聯合抵制運動也愈演愈烈，他們的口號是 “沒有自由就不開課”。我先是看到遠處出現了幾處示威的人群，接著又看到一英里開外的一座山上有更多的人在抗議。一位好心的店主催我快點離開，因為發生了暴亂，人們在焚燒汽車。但我們還是又去了幾處地方，一路還好，沒出事。我們正常的路線正好要經過有騷亂的地方，所以我們從別處出了城。在離城門不遠的地方遇到了一群開著防暴車輛的南非警察。他們草草地看了看我的通行證，對我說這是個“不好的日子”，說我這時候來這里簡直是瘋了。那天，直到看了晚七點的新聞之後，我才知道發生了大事。南非的局面出現了大的變化。那次，種族衝突的雙方都有無辜的人喪生。南非因此在國際上受到孤立，種族隔離制度岌岌可危了。

　　每隔一兩個月我就要到水濱去看看。接下來再去的時候發現氣氛完全變了。“你來這兒幹嗎？”酒館兒的老板問我。我覺察到我們之間有種緊張感，而且越來越強烈。晚餐聚會的時候我為此事抱怨了幾句，我的同事們說我不是真正的南非人，所以不了解他們的國情。這些同事對黑人的信仰和這次索韋托騷亂有著強烈的不滿。我問他們是否去過索韋托，他們說沒有。這樣的回答很合邏輯，因為法律禁止白人到那里去。但這種現象反映出一個問題，黑人和白人之間的對話就如同聾子和聾子之間的對話。很多白人根本聽不進黑人真正的想法，他們回避現實，一味重復他們的陳詞濫調，即支持種族隔離。而現實根本不是他們想象的那個樣子。

　　對種族隔離越來越強烈的對抗情緒也讓可口可樂公司付出了代價。我們的卡車司機成了暴力行為的受害者，有一位司機在索韋托遭到搶劫之後被槍打死。我參加了他的葬禮。到場的只有我一個白人，明顯感覺到周圍的人有一種復雜的情緒，他們恨我，但同時又對我不顧危險前來表示欽佩。最後，可口可樂只好雇用承包商用沒有公司標志的卡車為我們往黑人區送貨。

　　南非是個利潤豐厚的大市場，所以公司在這里投資巨大。1974年，里維蘭德利昂沙利文發起了一場勞工運動，在南非的勞動力市場推行種族平等。沙利文是通用汽車公司董事會的董事，是位美國黑人。可口可樂在1976年的下半年也隨之採納了同樣的原則，但後來表明公司的這一做法力度不夠大，而且行動得也太晚。到了1986年我離開公司之後，可口可樂公司為了抗議南非政府頑固堅持種族隔離政策，不惜承受人力和經濟上的損失，而撤出了南非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