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約翰內斯堡的裝瓶廠搞了兩年營銷之後，我被任命為南非境內所有三家可口可樂公司直屬裝瓶廠的營銷總管。這三家工廠分別在約翰內斯堡、德班和比勒陀利亞。這次晉升讓我遭遇了更大的挑戰。

　　其實，在這個新位置上我要做的事情並不多，因為三家公司都有自己的營銷經理。所以，我從心底里認為根本沒必要設這個職務。但是，亞歷克斯里德說服我接受了這項任命。亞歷克斯原來是約翰內斯堡裝瓶廠技術部的經理，現在得到新的任命，統管全南非的裝瓶業務，可他對營銷一竅不通，而我在這方面是輕車熟路，所以我的任務是幫他熟悉這方面的業務。但是，幹了八個月之後，我覺得自己簡直成了累贅。只要涉及到營銷，事無巨細在報可口可樂總部之前都要從我這過一遍。這種工作沒任何效果，我很不滿意。在某種程度上說，我好像整天就是裝出一副在那兒工作的樣子。于是，我寫了一張條子，請求亞歷克斯撤銷我這個位置。也許很多人一輩子都在搞“寫來寫去沒任何成果”的文字工作，但我喜歡的是能幹出業績的工作。他批準了我的請求。就這樣，我被調去當南非的營銷副總經理，總部在約翰內斯堡，平生首次為可口可樂搞特許經營。

　　可還是一樣，這個職務也很別扭。我是營銷總經理手下唯一的直接下屬，公司里其他部門的領導，比如廣告部、營銷部、市場調查部等等，都是我的下屬。好在這只是個過渡性的職務，因為公司已經決定派我到哈佛大學參加一個為時十五周的管理培訓班。回來之後，我將升任主管整個南非營銷的總領導。這對我來說又是一次大的人事變動。

　　當時我遇到一個大變故，那就是在我動身去哈佛之前，我的父親在北愛爾蘭去世了。父親從讚比亞回了國，還在母親去世之後娶了帕迪格林的遺孀。帕迪是父親的同事，1954年在我們剛到讚比亞的時候很照顧我們，他年輕的時候死于心臟病，之後是父親幫著養大了他的兩個兒子。他這兩個兒子就像是我的親弟弟，根本沒有“收養”的感覺。我們現在的關係也很密切。我還把侄女瑪麗過繼了過來，在她的眼里我是她的好父親。

　　1976年的秋天我是在哈佛的商學院度過的，這是我第二次到美國。頭一次是同年的早些時候乘火車去亞特蘭大。當時我只是覺得美國幅員遼闊、地貌多樣，但這一次，哈佛讓我明顯感受到了一個陌生的世界。我選擇到金融財會速成班學習，因為我以前沒接受過這方面的專業訓練。雖然在讚比亞的時候也讀過這方面的書，但那畢竟是自學。

　　在哈佛大學的班級里我年齡最小，同學們的資歷和閱歷讓我自嘆不如。他們大都是已經進入最高管理層的專家級人物，類似密蘇里太平洋鐵路公司的首席工程師這樣的人物。

　　對我來說，這次工商管理培訓是我人生的轉折點，我確信在那時沒人看得出我會是可口可樂將來的兼首席執行官。可是，在這個知識最淵博的群體里我卻把自己排在了首位，因為我明白在這里收獲最大的人一定是我。

　　我知道，畢業以後會有更多的挑戰，其中有一項是早就為我設計好了的，那就是我會被提拔到營銷總管的位子上。所以，當時任可口可樂南非地區總經理的弗雷德梅耶爾後來和我通電話，告訴我要我出任約翰內斯堡可口可樂裝瓶公司的總經理時，我頗感詫異。但是我仍立刻接受了任命，因為這是我夢寐以求的職務，尤其是在當時。可口可樂從南非啤酒公司手里買下史威士公司的產業，其中還包括南非啤酒公司的一些品牌的冠名權，我來哈佛之前還參與過這件事情的一些工作。所以，我的工作將包括把這些新產業融入到可口可樂公司的運營中來。這個挑戰將意味著公司的變革，因為上一年可口可樂在約翰內斯堡的市場份額有些縮水。我馬上打電話把事情告訴了帕梅拉，她當時要來波士頓和我一起過感恩節。這可要好好慶祝一下。我又要以裝瓶廠商的身份回到產業的特許經營圈子里了，這樣的工作讓我興奮不已。

　　我把辦公室安排在了約翰內斯堡市中心附近一片工業區內的廠子里，辦公的時候能聽到裝瓶生產線工作的聲音。當時的我三十三歲，主管著兩家工廠，手下有一千七百多名員工。雖說公司的總部離我只有幾英里遠，但我相當于經營著“自己”的獨立產業。不過，當關上辦公室的門剩下我一個人的時候，我會意識到自己是這里的頭兒，尤其是一想到以前的很多同事都要向我匯報工作，而且他們的年齡都比我大，常常會有一種孤獨感在心頭彌漫。

　　可口可樂公司把罐裝的原漿運來，我們再配上蘇打水勾兌成飲料，然後裝瓶。原漿的配方屬于絕密，在世界各地分幾個點制成。頗具諷刺意味的是，我還曾為百事可樂裝瓶，這是因為南非啤酒公司終止了與百事可樂聯營的經銷權。百事可樂公司為此還以反壟斷法的理由在美國進行了起訴。為了能讓自己的產品能夠繼續進入約翰內斯堡，他們不得已和我們做了這筆交易，就這樣我接手了為百事可樂品牌裝瓶的活兒。

　　作為企業經營者，我曾面臨過許多挑戰，其中有兩件事極為棘手。第一件是和史威士公司的磨合。盡管從技術角度講這屬于兩家公司合並，但可口可樂在合並後的公司里擁有百分之八十二的股權。為了避免職務重復，公司進行了機構精簡，結果第一輪調整下來，原可口可樂的經理們幾乎把持了所有關鍵部門。到第二輪調整的時候，我想盡量保留一些史威士公司的部門經理，在一些位置上我特意選了一些地位稍低的史威士公司經理出任主管，想以此糾正我認為自身存在的偏袒可口可樂員工的做法。結果，我犯了個大錯誤。這些人中只有一個在崗位上待的時間超過了一年，因為史威士公司原來的文化氛圍與我們不同，而我們還在按可口可樂的方式行事，沒考慮建立一種讓雙方都能適應的企業文化（這一點我還是到後來才搞懂的）。

　　第二件讓我頭痛的事是對沙利文規章的執行。沙利文規章是可口可樂公司的高管們在美國的亞特蘭大一致通過的，但違反了大多數南非籍管理人員的意願，有的規章甚至違反了南非的法律，當然，這大概正是里維蘭德沙利文的意圖。例如，沙利文規章中規定員工得共用衛生間和餐廳，而南非的種族隔離制度要求不同膚色的人使用的衛生間和餐廳必須是分開的，還規定里面的設備要一樣。實際上，分開是分開了，但有色人種使用的設備質量相當低劣。從客觀角度講，執行沙利文規章沒什麼難的，只要把原來的衛生間和餐廳改建一下就行，但是執行起來卻會遇到諸多的挑戰。比如說，南非的種族分類方式非常亂，有時候同一個家庭的孩子會因為膚色的深淺程度或頭發的卷曲程度不同而被劃分成不同的種族。而我們的雇員有兩種：一是部門經理，他們按月取酬，再就是普通工人，他們每周領一次報酬。普通工人全是白人，而經理們一半是白人，另一半是有色人種，其中有一部分是亞洲人。所以關于種族隔離工作的執行就異常困難。

　　另外，沙利文規章的宗旨和字面含義，我必須一絲不茍地維護。開始的時候，我們發現有些白人女工悄悄地跑到街對面一家公司的隔離衛生間去方便。我就試著讓手下的管理人員先在餐廳里做表率，讓不同膚色的人故意坐在同一張餐桌上。一天，人力資源部的經理跑來告訴我，說有人賄賂餐廳的黑人服務員，讓他們專門藏好一些碟子供一撥兒人專用（而且刷的時候也要分開）。我還以為這些盤子是給白人留的，但是查了一下才發現這些盤子的底部都抹了一些指甲油做標志，是那些亞洲人留著用的。

　　接下來，政府的檢察官就登門了。他們找到我，一條條地列舉我們違反了哪些種族隔離的法律條款，還說要罰款，而且我本人也得坐牢。我只能承認違了法，拉著他們的手求情，表示下不為例。實際上，種族隔離制度正在土崩瓦解，當時要逮捕或囚禁一位可口可樂的高管是會引發國際事件的。還有，雖然南非政府的法律對各行各業的工作都分了類，列出了哪些工作只允許白人做，但這些規定有很多空子可鑽，因此，不但外國公司，就連南非本國的公司也經常違反這樣的法規。所以，奉行種族隔離政策的政府不得不重新通過新的立法強化這些規定。

　　我盡自己所能想改變一下員工的種族比例，于是就破天荒地在南非雇用了首位黑人營銷經理，名叫歐內斯特姆楚努。雖說可口可樂早已開始雇用黑人推銷員，但經銷經理卻是清一色的白人，就連管轄黑人社區的經理也無一例外。我剛大學畢業的時候，曾經和歐內斯特在約翰內斯堡的服裝連鎖店里一起打過工，知道他有搞管理的潛能。自從可口可樂決定採納沙利文規章之後，就雇用了歐內斯特做公關幹事，在這個階層的雇員中基本上也就他這一張黑面孔。公司有事經常把他推出去，這是一種炫耀方式，讓人們看看可口可樂的白領里有黑人。雖說他的職銜很響亮，但沒有什麼實際權力，手下也沒有員工。我覺得根據他的能力應該幹一些更重要的工作，于是就把他弄來做經理，負責索韋托那邊的推銷。

　　而對歐內斯特來說這是個苦差事。搞公關可以坐在約翰內斯堡最好的飯店里用餐，到亞特蘭大的時候還可以見見可口可樂最上層的官員和貴賓，可做推銷經理得動真格的。開始的時候他拒絕我的邀請，我就對他講：“你被利用了，歐內斯特。你是甘心做白人的馴服工具呢，還是想搞一番事業？你現在不來我這兒積累點工作經驗，就永遠別想進入管理層。”後來我又和他的妻子深談此事，他終于答應了。遺憾的是，我離開南非之後，接替我的人思想守舊，和歐內斯特處不來，于是，歐內斯特便轉投了百事可樂到烏幹達發展去了。他已經積累了管理經驗，所以在飲料行業的身價大增。

　　在南非，我首次見識到了政府施行的物價控制策略，看到了政府對自由市場經濟進行的幹預而帶來的古怪後果。

　　那時候，南非政府為了控制通貨膨脹強行幹預物價。其實，要想有效地穩住物價，關鍵的一點是讓市場保持健康的競爭秩序。南非不然，哪家公司要想抬價，首先要向政府部門提交一份詳細的盈虧說明，但可口可樂並不認同這個做法。說來也怪，這反倒讓我們大大掙了一筆。

　　有幾家小型的飲料公司，他們的市場份額極為有限。其中有一家叫戈德堡—澤弗特，在南非擁有七喜品牌的經銷權。他們的營銷策略是保持飲料的價位比可口可樂低百分之十五，所以利潤極低。結果，他們總是第一個跑到政府那里要求提價。

　　可口可樂的利潤空間原本就不錯，但每當政府批準他們提一次價，自然也就進一步提高了我們的價格底限。如果政府不允許提價，那麼像戈德堡—澤弗特這樣的小買賣就只能關門倒閉。

　　擺在政府官僚面前的選擇很簡單：是看著那些小打小鬧的商家出局呢，還是允許漲價看著大玩家們繼續牟取高利潤呢？這個難題很有意思，也充分說明政府插手市場的自然秩序會發生什麼事情。最後的結果是南非的大多數消費者在飲料上花的錢不是少了，反而更多了。這就是政府幹預物價的措施很少奏效的原因。

　　我到約翰內斯堡的第一天就有種感覺，我在這兒的工作只是個過渡，如果順利，它會讓我從非洲走向世界。任總經理之後大約一年左右，我的想法得到了證實。一天，我接到伊恩威爾森的電話，他當時在亞特蘭大，司職可口可樂在亞洲區的工作。威爾森在可口可樂算得上是位功成名就的大明星，經常陪著可口可樂德高望重的元老羅伯特W伍德拉夫在南喬治亞島的種植園捕鳥什麼的。每當威爾森過生日，伍德拉夫還給他捎去玫瑰。不過，伍德拉夫對可口可樂最高層的圈內人士都這樣。

　　“內維爾，你有沒有思想準備到南非以外的地方工作？”威爾森問。我說準備不足，最好先在裝瓶廠再幹一段時間，等經驗豐富之後再離開。“那就等你準備好了，到時候告訴我。” 他這樣對我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