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晚些時候，公司高層對我這一年的業績進行評估後，讓我掌管整個非洲南部的裝瓶廠。我拒絕了，因為我已經做好了離開南非的準備，要到世界的大舞臺上一試身手。我給亞特蘭大的威爾森打了電話，于是，他給北林蔭道的總部通了氣，1980年春天，我被召到了亞特蘭大，威爾森任命我為可口可樂駐澳大利亞的總經理。

　　悉尼只有一家公司直屬的裝瓶廠歸我管理，其他的裝瓶廠家都屬于私人特許經營。所以，我的管理范圍很有限，但上面承諾一年之內讓我做整個大區的總裁，范圍包括澳大利亞、新西蘭以及周邊的島嶼。這是可口可樂在全球范圍內十八個大區中的一個。我先從亞特蘭大飛到紐約拿了簽證，然後赴澳大利亞做就職演講。在那一周里，我幾乎圍著世界飛了一圈兒。從約翰內斯堡到亞特蘭大，從亞特蘭大到紐約，從紐約到悉尼，再從悉尼飛回約翰內斯堡。

　　離開南非時我很傷心，我一直愛著這個國家，我是在這個國家真正長大成人的。帕梅拉也同樣戀戀不舍，不願離開這塊“我們的”大陸，她畢竟也在非洲生活了二十六年。現在我們每年都要回非洲一次，並資助那里很多非政府組織。 

　　我們于1980年初搬到了悉尼，當時卡拉才兩歲。悉尼的市容讓我想到了南非。在我看來，世界上有五個最美麗的城市，悉尼和開普敦都在其中。我們找房子的時候有個美好的想法，住得要靠海，每天上午可以到海灘上去，遊遊泳或是幹點別的什麼。但後來發現，要買這樣的房子，我們手頭的錢還差五十萬美元。最後，只好花二十萬美元在悉尼以北十英里處的科德角買了處房子，帶陽臺和遊泳池，坐落在一片美麗的林子里。

　　這兒離海灘也不算遠，只有二十分鐘的路程。我們經常帶著小冰箱，里面裝著對蝦、牡蠣和一瓶葡萄酒到海灘上看日落，天晚了之後在海里遊泳。我們也去看歌劇、芭蕾和賽馬。有時候也看棒球比賽，這種比賽是為保護一種鴨嘴獸募捐。我們還交了一些朋友，關係最好的是林恩和邁克霍爾。我們後來發現我們有些遠房表兄妹也住在澳大利亞。 

　　悉尼雖說城市很美，但有些土氣，我們在那兒生活得並不愉快。現在悉尼成了國際大都市，但當時不行，我在公司的外面很難交到朋友。人們經常罷工，這影響到了我們的生意，也給日常生活帶來不便。這兒的生活消費比南非要高出百分之十，如果涉及到體力活兒，費用會更高，比如給園丁、保姆和垃圾工支付的報酬。

　　我這份新工作幹起來也不順手，因為可口可樂公司和當地裝瓶廠之間的關係很緊張。有個在布里斯班開裝瓶廠的叫阿奇鮑爾，人非常粗魯，又尖又滑，很難纏，是個沒教養或者說沒文化的人。

　　早在來澳大利亞之前，就有一幫澳大利亞的裝瓶商人到約翰內斯堡來過，其中就包括這個阿奇。我在家里請他們吃晚餐，當時我的房子正在出售，因為我們正在辦理移居澳大利亞的手續。阿奇把帕梅拉弄得很難堪。他說：“你們賣房子可是辦了件天大的傻事。不出半年，內維爾就會和澳大利亞的裝瓶商鬧崩的，到時候你們還要回來住這房子的。”他說這話時很嚴肅。

　　到了一個新的國家首先要做的事情之一就是四下里走走，看看裝瓶廠和客戶。這樣的旅程饒有趣味，沿途可以看到各種不同的風土人情，每個地方或每座城市由于歷史、地域和氣候的不同都有著自己獨特的文化。昆士蘭州的首府布里斯班是澳大利亞大城市中最粗獷的一個，這個州歷史上是種甘蔗的地方，所以地面凹凸不平，後來開發了旅遊業，才被踩得平整光滑了一些。這兒的裝瓶廠總經理阿奇以前就是個收割甘蔗的，他對此很自豪。這人說起話來滔滔不絕，政治上糊涂得無以倫比。我第一次到布里斯班的時候，他在希爾頓酒店頂層的私人包間里為我搞了個晚餐會，窗外景色十分怡人。他的主要客戶和批發商們，還有一個大旅遊公司的老板和一個賽狗公司的經理都到了場，據說那個賽狗的是他最要好的“伴兒”。他們一邊大口喝酒吃海鮮，一邊對我講他們對世界的看法以及他們如何討厭那些矯揉造作的東西，用他們的話說，他們討厭充滿娘們兒氣的男人，這些人毫無風度可言。

　　那天晚上，可以說我是在奄奄一息地掙扎著。為了彌補我們之間的文化鴻溝，我盡量把話題往體育上引。在澳大利亞，這一招像符咒一樣靈，因為這是一個過去現在都對體育非常著迷的民族，也這反映出最粗魯的澳大利亞人也絕不缺乏對生活的熱愛。可我在體育方面實際上還是個“糊涂蛋”。

　　晚宴一直延續到午夜才散，我總算解脫了。我搖搖晃晃地拿著房間鑰匙鼓搗了半天才算上了床。我知道自己喝多了。大約五分鐘之後，有人敲門。我讓對方等等，邊說邊找了條浴巾裹住了赤裸的身體（我是個大個子，可旅館的睡衣太小，包不嚴我的身體）。打開門一看，是位漂亮的小姐，黑頭發，穿著短裙。她稱我為內維爾，我禮貌地問她是誰，可她卻問能否進房間再說。我迷迷糊糊地理著自己的思路，那姑娘見狀說：“是阿奇（那個裝瓶廠長）讓我來的，他付過錢了。”人們都知道，酒精會削弱人的意志力。我不標榜自己有多貞潔，但我確實禮貌地拒絕了她，然後把門關上了。我算是過了一關，但同時心里也對阿奇的為人有了底。沒出一個月，邁克霍爾解雇了兩名違紀的雇員。邁克是我在可口可樂的事業和生活中的摯友，後來做了澳洲區的營銷總管，一直在我手下工作。被解雇的兩個人和阿奇配合非常默契。我們一直想抓住他倆接受妓女“賄賂”的確鑿證據，但沒能得手，可他們變本加厲又以別的方式違反了公司的規章為他們的裝瓶廠謀利。

　　1980年夏，我飛到東京向伊恩威爾森報告第一個澳大利亞工作計劃的情況。威爾森這時候已經是可口可樂公司的副董事長了，而且剛剛得到好消息：他要接替即將退休的保羅奧斯丁成為可口可樂公司的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那天晚上的晚些時候，伊恩把我約到了他旅館的包間喝酒以示慶祝。他的助手彼得喬治來門口接我，看得出他和伊恩早就喝上了。可一進門才知道，伊恩剛剛又接到一個電話說事情有變，有個叫羅伯托戈因朱艾塔的人將成為可口可樂新的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這個人是1961年趁著去邁阿密度假的機會從古巴逃到美國來的。我在伊恩的旅館房間里陪他坐著，他的職業生涯算是到頭了，他怒不可遏，把一肚子苦水全倒了出來。奧斯丁推薦的本來是伊恩，為此還專門舉行了慶祝晚宴，當時把夫人們也都請來了。可羅伯特W伍德拉夫否決了奧斯丁的提議，推出了戈因朱艾塔。伊恩對我說伍德拉夫這樣做是因為他不想讓一個南非人當公司的頭兒，因為1980年的時候國際上反對南非種族隔離的呼聲越來越高漲。    

　　伊恩咽不下這口氣，于1994年在南非開辦了百事可樂經銷公司，當時種族隔離制度已被推翻，不過他的公司敗得很慘。2001年，伊恩在美國因虛報自己建立的奧羅拉食品公司的財政狀況被指控涉嫌證券詐騙罪，出庭辯護後被判處了監禁。

　　在東京度過的那個夜晚令人很不舒服，回到悉尼後我感覺自己也有點兒前途未卜。是伊恩把我弄到澳大利亞來的，他還承諾讓我做澳洲區的總裁，可他現在卻要走了。 

　　1981年初，一個叫薩姆阿尤伯的埃及人到訪悉尼，我們請他在美洲俱樂部共進了晚餐。薩姆接替了威爾森的職務，擔任亞洲區的總管。我在澳大利亞的頂頭上司叫羅伯特帕特森，是澳洲區的總裁，當初伊恩承諾的就是讓我一年之內接替他的職務。這人有個習慣，總要求下屬晚上早早回家。他規定公司的人如果參加晚宴，最晚也要在九點鐘之前結束。可阿尤伯那天提出晚餐後要玩兒老虎機，這讓帕特森很煩。帕特森不去，于是我就和阿尤伯走到賭博機那兒碰運氣。我們玩兒的時候，阿尤伯說：“你是知道的，準備由你接替羅伯特，計劃沒有變。這次我要帶他回亞特蘭大，你要當這個區的總裁了。”原來，上面換了新人以後仔細檢查了澳洲區的工作情況，認為伊恩當初的安排是對的，這下我徹底放心了。

　　幾周之後，我和羅伯特帕特森視察紐卡斯爾的裝瓶廠，這時候薩姆來了個電話。那天是星期二，他讓我星期四趕到馬尼拉，和菲律賓那邊的總管約翰亨特一起待一周。亨特後來是可口可樂公司的兩名首席運營主管之一，而且總裁唐納德基奧顯然是看中了他，想讓他做可口可樂的下一任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于是，我對羅伯特說薩姆讓我周四去馬尼拉。

　　“什麼事？”羅伯特問。

　　“我也不清楚，好像是關于一家合資企業的事。”我回答。

　　“別去，”羅伯特不同意，但他心里清楚我不去是不行的。“他們正在那邊收拾爛攤子。”

　　我即刻返回了悉尼，很快就登上了去馬尼拉的班機。飛機降落在一個破舊的機場上，我看到約翰亨特正在舷梯的下邊等著我。

　　原來，可口可樂公司對我的人事安排又有了大的變化，亨特和我的事業發展將令人愉快地結合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