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說莫言從維熙

　　一段有趣的插曲

　　今天已過冬至，樓身正在進行整體粉刷。一位乘吊籃上下粉刷樓體的工人，行至我居住的五層窗臺，見我正在寫字，便用山東腔對我說：“喂，聽說您是個作家，您知道有個莫言嗎？”

　　天氣雖然很冷了，我還是停下正在填寫的護照申請表格，拉開窗與那小夥子攀談開了：“你問這幹什麼？”他站在晃晃悠悠的高空的吊籃中，抹了抹臉上的灰漿點子，對我說：“俺是來北京打工的高密人，聽樓里人說您也是個作家，幾次過您窗口，看您在電腦上打字，不敢隨便打攪您；今天您沒開電腦，便乍著膽子問問您，認不認得俺的那位作家老鄉。他在咱那地盤上，可是名氣大著哩！”

　　高處不勝寒。更何況那天刮著大風，我體諒那位高空作業的高密小夥的辛苦，便遞過去一包“紅塔山”，並對他說：“我老祖宗的根，也在山東。你拿去抽吧！”

　　他把煙忙塞進窗子，連連說：“不行，我們老板定下紀律，不許……不許……”

　　我說：“天這麼冷，他不知躲到哪兒幸福去了，咋會看見你在高空挨凍。快收下吧，只當是莫言送給你的好了。”

　　“那麼說，您認識俺那老鄉了？”

　　我點點頭。吊籃開始上升，小夥子的身影消失了。

　　…… ……

　　這本來是生活中的一個符號，並沒想到將其寫進文章中間。未曾想到的是，兩天以後的一個中午，鎮邦老弟打來了電話，點名讓我給莫言用文字畫像，他說在我們這代作家里，沒有比我更合適的人選了。我想了想，此話也算一矢中的。雖然這兩天我正忙于辦理去美國探望兒孫的煩瑣手續，還是不得不暫停各種表格的填寫，忙里偷閒地涂抹上莫言這幅由表及里的文字畫像。也好，剛才談及的小小插曲，正好可以成為莫言肖像的第一筆，我將其寫在篇首，以示我“愛屋及烏”的心緒……

　　文學之外的閒話之一

　　用人體造型美的視角去掃描莫言，他不能算是文苑美漢。過早謝了頂的腦袋，沒有窄腰而只有肥臀的線條；窄窄的一雙眼睛，似乎也不具備穿透生活的光澤。老實說，從相貌上很難找到他一點瀟灑的神情。記得，在他還身穿著橄欖綠軍裝的時候，有一次亮相于電視屏幕上，不是那身軍服不合他的身腰，而是他的身腰沒能撐起軍裝的一派英豪之氣來。因而當我看到他按著導演的指點，時而行走、時而靜立沉思的時刻，我當真笑出了聲，並對正在收拾屋子衛生的妻子說道：“快來看莫言，你也當過兵，看看這個男兵，是不是有點像熊貓？”

　　妻子甩了我一句：“你不能要求文職軍人都像國旗班的旗手一樣。重要的是，他的內在應該是個真正的男人就行了。”

　　我和她爭辯說：“我是說外形，又沒有涉及他的五臟六腑。”

　　她說：“外皮儀表堂堂，一肚子草的男人多了。你們文壇里這號人，也可以裝幾車皮。莫言這幾年寫了多少東西！這是那些酒囊飯袋的冒牌作家根本無法相比的。”

　　我說的是外在。

　　她說的是靈肉。

　　她說這些話是由衷的。這些年來，凡是莫言發表在大刊物上的作品，她都是先于我的第一個讀者。雖然她的文字表達能力偏軟，可是感悟文學的能力卻十分過硬。近兩年內，她特別欣賞莫言發表在《收獲》上的《野騾子》。我往往是在她的啟迪之下，閱讀莫言近年大量作品的。但當時面對電視屏幕，我仍然忍不住對莫言的光輝形象竊笑不止，心想莫言的尊容，真是有損于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偉大形象。當然，他脫了軍裝，我也就把“綠色熊貓”的印象漸漸地淡忘了。

　　想不到的是，我的這一細節被她記住了。1998年中國九位作家應海峽對岸之邀，出訪寶島臺灣。當天，她送我到機場時，像是發現了什麼秘密似的對我耳語說：“當過軍人的莫言，就是與別人不一樣。你看，別人都慢悠悠地磨蹭，只有莫言像個搬運工，不惜力地幫大家集中行李。你應當承認你那天說莫言不像軍人，至少是個偏見。”

　　我說：“那是他從來具有的憨厚，當然啦，可能與他當兵也有點關係！”

　　到底是孰是孰非，這無關緊要。重要的是，莫言是個一貫沒有文場中嬌氣而肯于在集體中吃苦負重的人。早在1987年，中國作家代表團出訪德國的時候，莫言在團隊中也拿出他的那份樸實，在往返機場上扮演搬運工的角色。其實並沒有人讓他這麼幹，其閃光點在于出自他的行為本能。因而，在訪德歸來作總結時，他是全團一致公認的勞動模范。這些看起來貌似平常的行為，正是身背嬌驕二氣的同行們最為匱乏的精神。不知是不是因為我經受過“勞改”的原因，我特別看重莫言身上十分濃烈、在知識分子中最為欠缺的素質。因而，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我總把莫言看成我的忘年小兄弟。在訪問德國和訪問中國臺灣期間，只要有兩個人同住一間屋子的機緣，我都願意與他為伍。

　　文學之外的閒話之二

　　該怎麼說呢，那是一段文學低迷的時期。一場風暴過後，有的人提出來“重新組織文藝隊伍”，並同時提出“要用筆綠化全國”的口號。一時之間風聲鶴唳，文化人重新嗅到了某種氣味。

　　這年的12月28日，友人們在我家中聚會，迎接20世紀90年代的文學之春。那天，來的友人很多，我的同輩人自不必說，該來的都來了；在比我年輕一代的作家中，莫言也來了。在我的記憶中，他當天說話很少，酒卻喝得不少。在我的認知中，文人有兩種酒態：一種是酒後忘我，一種是酒後沉默。莫言屬于後一種，當他與在座的王蒙、葉楠撞杯時，只是往嘴里倒酒，沒有像葉楠等友人那樣酒後高聲喧鬧。最有意思的是，當友人們離開我家之後，妻子才發現莫言帶來的禮物：一個竹編籃筐里，蜷臥著兩只顏色相異、絨布做成的小貓。

　　“這有點像他今天的肖像。”我說，“像只無言的醉貓！”

　　“在二十多位友人中，他顯得最靦腆。”妻說。

　　“那是老虎裝貓。”

　　“何以見得？”妻說。

　　“你看他的《紅高粱》不是充滿了人性中的野氣嗎？貓的柔順不過是他的外殼罷了。”我說，“蔫人出豹子。這個山東高密小子，骨子里藏有豪氣、義氣、霸氣和匪氣。”

　　妻子笑個不住：“你別侮辱我們軍人。”

　　“怎麼是侮辱呢，這是最高的褒獎。你沒看見文壇上那些‘排排坐，吃果果’的乖乖們，骨頭里最缺的就是這種鈣質嗎？”

　　她無言了——她對文壇缺乏全面的了解。

　　大概是第二年的早春，一位山東的編輯來我家組稿。言談之間，他從背包里拿出了一瓶酒，說是奉莫言之命給我帶來的家鄉烈酒。那瓶酒的名稱，今天我已忘得一幹二凈，但是酒瓶上的商標，我卻一直記憶在心：那是《水滸傳》中的漢子武松，在景陽岡上打虎的畫面。沒等這位編輯多費唇舌，我立刻應下為他們報紙副刊寫稿。他連連對我表示感謝，我說你感謝莫言去吧，只要是莫言的委托，我一定盡其所能。之所以如此，我當真覺得莫言的軀體里蘊藏著打虎人的陽剛之氣。

　　他是個真正可以信任的朋友。事隔不久，華藝出版社找到我的家里，說是要突破一下文壇的沉悶局面，要我出面找上幾個有創作實力的作家，出一套實力派作家的書。在比我們這代人更年輕一代的作家里，我找上了莫言。現在回頭一看，那套叢書雖已黯然失色，但在1991年的特殊時日，“華藝”能把這些屬于“可以清理”的作家捆綁在一起，並在建國門外的一家飯店聚會，也算是一次難能可貴的行為了。

　　記得，在會議間隙，莫言曾對我說：“老哥還不忘我，我銘記于心。”

　　我說些什麼今天已然記不清了，但是我心里始終有莫言，倒是真情實話。在我的認知里，進入20世紀90年代之後，出現了一批吃狼奶長大的後來人，他們心中只有自己，並只為自己活著——莫言與一些狼孩涇渭分明，他行文做人的野氣里，始終不失中國傳統中的忠厚。盡管後來，我們都忙于各自的寫作，彼此來往少了一些，但莫言如日中天之後，並沒有忘乎所以像有的廉價文人那般自吹自擂，或千方百計煎、炒、烹、炸自身。這是我尊重並深愛莫言的又一因素。

　　文學之外的莫言話題

　　我們很少通電話——除非有事要談。記得，偶然通電話時，他常常勸我寫寫家族史。我說我不能，因為多年來讓我夢里也相思的東西，是勞改隊襤褸的衣衫，是一條茫茫的驛路。

　　生活坐標和生活經歷的不同，決定了各人筆墨馳騁的領域。可以這麼說，從莫言發表《透明的紅蘿卜》開始，特別是他的《紅高粱》問世之後，我就覺察出這是一匹掙脫了籠頭的野馬。基于這種認知，除了我激動地寫下《五老峰下蕩輕舟》，對莫言的告別文學慣式、另辟蹊徑的藝術之勇表示讚美之外，他的處女作集是我主持一家出版社工作時，責令編輯迅速組稿並發稿的。當時，進入那套“文學新星叢書”的青年作家有四十多位，歷經十多年時間的磨礪和檢驗，依然光束不滅的究竟還有幾何？莫言不僅是長生的一個，而且作品越來越耐讀。當然在其洋洋灑灑的筆鋒下，偶然也分娩畸形胎兒，但在總體上是硬硬的幹貨。在良莠不齊、草苗爭長的文苑，不能不說這是一個奇跡。他的作品中，第一沒有新新人類“寶貝”式的無病呻吟，第二不離開中國土地的原色。這個在斑斑雜色的文學路上的長跑者，心中百無禁忌，進入文學競技的最佳狀態。這是其一。其二，莫言的文風里比過去的野性又多了許多幽默的色彩，這是他過去的文字里所沒有的。

　　讀他近期的作品，在暗自竊笑之際，不禁使我想起我們在臺北圖書館，與臺灣地區同行們共議21世紀文學命題的日子。當莫言走上講壇，宣讀他的講稿時，有別于其他作家發言的是，他似乎不是在講演，而是向在場的聽眾發出一連串的提問，加上他那張喜笑顏開的臉，使全場笑聲不絕于耳。這個山東高密小子，不僅文字里多了幽默的潤滑劑，連人也不是20世紀80年代的小莫了。他越來越像個非作家的平民百姓，既不作高深的哲理思考狀，更睥視故作深沉的假道學。如果硬是把學院派作家與生活源的作家分開的話，他理所當然地屬于後者。

　　之所以如此，在于童年生活、高密田園對他的影響太深遠了。如他筆下的“紅高粱家族”係列——包括《天堂蒜薹之歌》在內，都深深地刻寫下家鄉田園對他的影響。盡管他對我說，這是他的偽家族史，其創意之源泉也正孕育于其鄉野的田壟之中。近時讀報，見莫言的文學觸角又伸向了話劇，說是要搞出莎士比亞《奧賽羅》式的《霸王別姬》來，我不知這只是宣言，還是要付諸行動，抑或是受他友人張藝謀的影響。在我看來，每個人都受自我的藝術局限，無論他是多麼偉大的天才，也無法掙脫自身藝術的制約。張藝謀《圖蘭朵》的藝術實踐，盡管各種媒體給予極大的熱情，我仍然認為它是無法與《紅高粱》的精湛相媲美的，一個半生不熟的夾生貨。莫言要嘗試一下這種藝術表現，只能讓我感到其勇氣可喜可嘉，但不會有預期的收獲。孰真孰假，讓我們拭目以待吧！

　　本想勾勒一幅莫言肖像草圖，沒想到一發而不可收。電腦告訴我已然超過四千字了，就此住筆。我最後的幾句尾語是：莫言是個好人，絕不是隨風搖擺的“狗尾巴草”；是中國文壇的一個奇才，如果能在野虎出籠的狂奔中加上一點自審自識，未來的年代必將有驚雷般的佳作撼動世界文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