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莫言何鎮邦

　　我同莫言第一次比較深入的交談是在十三年前，即1987年深秋時節，在井岡山的革命歷史題材文學創作研討會上。那次會議是由中國作協創作研究部、解放軍文藝出版社與江西省文聯共同主辦的，與會者數十人，會期也較長，約有一周。故除了開會外，還有遊覽以及自由交流的時間。當時的莫言，剛因“紅高粱”係列引起轟動，照說正處于躊躇滿志的時候，可是在那個會上，莫言卻處處以低調的姿態出現，發言是低調的，說得很短，具體說些什麼也記不清了，會下也很少同人交流。後來我問他，他說在軍藝讀完書後，回到總參，總參又不設創作室，所以他的處境並不是多好。他想繼續上學。恰好當時我在籌謀著同北京師范大學一起舉辦文學創作研究生班，我把這個打算告訴他，他聽了很高興，說如果這個班辦起來，一定要告訴他，他準備來讀研究生班。

　　翌年春天，我們果然籌劃著舉辦首屆文學創作研究生班的事。我及時把這個信息告訴莫言，他果然很快地報了名。到了秋天，他就成為這個研究生班預備班的一名學員來到魯迅文學院上學了。

　　莫言當時已是小有名氣的青年作家，他到魯迅文學院的這個剛剛創辦的研究生班上學，在某種程度上給這個班增添了光彩。記得在當時給國家教委有關部門的關于對一部分雖然不具備大本學歷但創作成績優異的青年作家破格錄取進入研究生班的報告中就以莫言領銜，提到“莫言等青年作家”雲雲，可見莫言的知名度和影響。唯其如此，我不是把莫言看做我的學生而是作為朋友看待的，但莫言卻不想當特殊學員。他同這個研究生班個別有點小名氣的作家不一樣，不像他們處處要顯出自己的“份兒”來，而是老老實實地當好學員。平常，他總是按要求上課聽課，完成應該完成的創作作業。1990年春天，他因家中有事請假回山東高密，大概由于家事未曾料理好，多耽擱了些時日，假期一超再超。而按我們的規定一門學位課如果因病因事超過三分之一的課時未能上課時，就取消學生參加這門學位課考試的資格。而一門學位課沒有成績，是不能獲得畢業文憑的，更談不上撰寫碩士學位論文參加答辯了。當莫言請假的時間接近一門學位課三分之一的課時的時候，我讓他的同學給他捎了信，他得知後立即趕回北京，不僅作了口頭的檢討，還寫了書面的檢查。我們當然諒解了他，讓他繼續聽課。1991年春，他順利地修滿了應修的學位課和專題課，獲得足夠的學分，領取了文學創作研究生班的畢業文憑。後來，他又順利地通過了學位論文答辯，獲得文學碩士的學位。從這件事看來，莫言並未把自己當成特殊學員，唯其如此，他較好地完成了研究生班的學業。這對于他後來的文學創作無疑是個很有用處的加油站。

　　莫言從研究生班畢業後，又回到他在總參的原單位。我同他之間的聯係時斷時續，可以說並不密切。記得有一次，他和劉震雲等幾個同學在《現代文學》課上寫的讀書筆記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上刊出後，稿費寄到了我處。我電話中徵詢他們處理的意見，他們都說把它吃了吧。于是我把他約到魯院附近一家火鍋店吃涮鍋。莫言說得頗高興，大說便宜好吃，還說以後再約齊到魯院附近這家火鍋店吃火鍋。說是這麼說，真約到一塊兒就很不容易。後來，偶爾在一些會上見到他，打個招呼作罷，也沒時間細聊。後來又聽說他為長篇小說《豐乳肥臀》寫了一大摞檢查，檢查得胃病又犯上了，還有一些人揪住不放。後來又聽說他把女兒接來北京上中學，從來不邁入北京地界的夫人也隨軍了。于是在北京安下了家，有了家，大概胃病就不犯了吧。後來又聽說他轉業去了《中國檢察報》，終于有了一個安身立命的地方……

　　大概是前年的夏天，我家鄉《海峽》雜志的執行主編葉恩忠同志來京組稿，想見一見我在京的一些學生，記得約了劉震雲、余華、莫言等，還有劉恆和王朔。莫言接到我邀請的電話時，答應得很痛快，而且最早到達約定的地方，記得他和劉震雲還狠狠挖苦了一下遲到的余華。此後，我同莫言之間的聯係又多了起來。譬如請他為“名家側影”的從維熙專輯撰稿，請他為童慶炳教授的《創作美學》一書約幾個當年聽過課的同學聯合作序，等等，他均答應得很痛快，而且總是第一個把稿子寄過來或傳過來。由此，我看出莫言還是很看重師生情誼的，雖然我不敢貿然把他看做我的學生，他還是認我這個老師的。這也許正是我在魯迅文學院從事文學教育工作十幾年，為一批青年作家的成長付出大量的時間和心血後得到的唯一的回報和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