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覺莫言張志忠

　　最早遇到莫言，是在107路電車上。一大早起來，便下了汽車換電車，趕往西直門招待所，去參加有關方面召開的一個小型的軍事文學創作會議。電車上三個雄赳赳氣昂昂的少壯派軍人正在大侃文學，主侃的是一位眉清目秀、渾身透著機靈勁兒的少年才子——此先我已經研究過莫言的作品，又知道莫言也是與會者，又從他們的談吐中猜出他們是軍藝文學係的學員，我便在心中斷定——這便是莫言，在作品中才氣縱橫的他，自然從頭頂到腳後跟都透著聰明氣、才子氣方是。時為1985年冬，《透明的紅蘿卜》《金發嬰兒》和《球狀閃電》等問世不久。

　　說來罪過。開會時一介紹，方知我眼中的“莫言”是何繼青，另一位軍事文學新秀，其聰明和機靈不假，以當過偵察排長為證，現今仍在南國廣州為“特區軍旅文學”的繁榮爬方格；莫言呢，驗明正身，乃是無法從他那自詡為“獰猙而白皙的長臉”上讀出“紅蘿卜”的玲瓏剔透、色澤斑斕來，恰恰相反，他那瞇縫的細眼和手捧發言稿一二三四五地念他關于戰爭文學的條條框框的姿態，倒顯得質樸乃至木訥。具體講什麼有些記不清，似乎是說他要寫絕對主觀的戰爭，但他那咬文嚼字的認真相給我以很深的印象。

　　是的，莫言是老實忠厚之人。上一年年底，《太原日報》的編輯小安到北京組稿，請幾個青年作家吃飯。目標當然很明確，聯絡感情，拉一些稿子，但這種規格在今天已經很低很低，遊山玩水辦筆會，或者許以一筆獎金，都是司空見慣的。但莫言坐在那里卻異常認真，主動地詢問約稿情況和交稿時間，用市井語言說，就是自己給自己上套子。結果呢，小安人還未回到太原，莫言的稿件已經飛到他的辦公桌上等著他了。

　　現在的學生難教，作家班的學生就更難教。晚上寫作開夜車，早晨便做夢鄉人，若是覺得老師講得不中聽，也可以讓老師對著一排排空座位發呆。每逢這個時候，莫言就成了對付學生的一張牌，講莫言當年在文學係讀書從不遲到從不缺課卻一點兒不耽誤他成名成家，恰恰相反他是把所學用在所寫上雲雲。我未曾目睹過莫言的這一段好時光，但卻得到那些親身經歷其事的許多人的證實，而不是為了誘惑當今的夜遊神改惡從善的口頭文學。

　　莫言的規矩本分，我以為很大程度上是受其父親管束的結果。他的父親修身齊家，管教子女甚嚴，是否由此而及于治國平天下未可知，但卻實實在在贏得鄉村人的敬重，說他身上有“虎毛”，無言而自威。如果說，《爆炸》中父親打已經成年的兒子的那驚天動地的一個巴掌，是“虎老雄風在”，仍然令兒子感到震懾，那麼，《紅高粱》中的“土匪種”父親豆官，則被作家的叛父嘲父意識所支配——在現實中，父親與兒子永遠是成年人與孩子的關係，命里注定，不可抗拒；在報復的幻想中，卻可以把父親也還原為兒童，讓他也出乖露醜，還被狗咬掉一只卵子，多麼不堪其辱呵。

　　關于《紅高粱》的這段話純屬我的臆測，現實中的莫言對父親的深情愛戴卻是切切實實的。那年秋天從家鄉回京，他帶著幾分神秘感地講起來：為了拍電影《紅高粱》，張藝謀帶著劇組到山東高密去，還投入資金種了幾百畝高粱，可是，卻偏偏遇上天旱，高粱長得蔫里蔫氣，打不起精神來，撒了化肥，不下雨也白搭。莫言的父親卻充滿自信地告訴他們，他已經給老天爺燒香了，必定有雨。果然，是夜大雨滂沱，第二天，那無邊的高粱就都脫胎換骨重新做“人”了。

　　“我是個農民。”莫言如是說。但是，當別人講到他的農民意識時，他又難免懷疑這句話是否含有貶義。他有兵來將擋、水來土掩的招法。“你說我是農民意識，我還說你是小市民意識呢。”他還就此正兒八經地寫過一篇短文，以攻為守。是的，“農民意識”一詞，由于前些年總是在政治領域中流通，並且貶值，與狹隘、保守、目光短淺聯係在一起，容易產生歧義，我在研究莫言的時候，則取農民文化一說：“他的生活之夢、文學之根、情感和想象自由騰飛的天地都在那高粱如血、棉花似雪的土地上，張揚著鄉村和大自然孕育出的生命血性，也傾訴著現實生活中灰暗而淒涼的童年記憶，他的認知方式、價值觀念、情感取向，都打上源遠流長的農民文化的深刻印記，連他那奇異的藝術感覺和表述方式，在兼得福克納、馬爾克斯和川端康成之啟悟的同時，都帶有濃厚的鄉土氣息。這正是他在中國文壇得以獨樹一幟的根基之所在。”

　　對于鄉村，他生于斯長于斯愛于斯恨于斯；對于城市，他只感到冷漠和恐懼。在想象的高粱地里殺人越貨搶男霸女無所不為的莫言，早先連在大街上騎自行車的膽量都沒有；後來被“逼上大街”——在北京生存，自行車是平民百姓最便利的交通工具——卻又訴苦說，騎車被人撞倒還挨了一頓罵；現如今，自行車玩得轉了，心靈呢，在他的一篇近作中，一位成年男子步行穿過交叉路口，弄不清交通規則和紅綠燈是咋回事，戰戰兢兢，舉步維艱，警察斥責，司機唾棄，路人追捕，愣是要定他“流氓行為”，把他擠對得精神失常變成猴子完事。你想想這是一種什麼心態？

　　這種被傷害感被追捕感是弱小獵物自我保護的本能，那些山中王林中強天霸海霸的才不會有什麼恐懼呢。《枯河》中被父親、母親和哥哥暴打的無助，《透明的紅蘿卜》中不堪勞動的重負的弱小，都是以可憐告人。但是，能從極端惡劣的環境下畸形成長，並終于用筆墨盡掃往日的陰霾，在紙上稱王稱霸，非得有些過人之處不可。生活的歷練，書本的熏陶，民間文化的潛移默化，加上個人的堅韌意志，都是他登上文壇的必要條件。但話不能揀好聽的說，在這紛繁萬狀的社會中，生存和發展非得有點兒尺蠖精神不可。莫言就講過一些自己的故事：怎樣審時度勢，怎樣嘩眾取寵，我曾經把這些故事玩味一番，不要獨吞，在此把其中的一二奉諸讀者共享，以便知道羊群里怎麼會變出個駱駝來。

　　莫言入伍所在的連隊里，戰士們一個比一個積極，早晨起大早打掃衛生，搶了掃帚搶扁擔，晚上踴躍靠近領導，匯報思想，接受教育。要和連長指導員黏在一起分不開。唯有莫言，既不起早，也不貪黑，不求脫穎而出，只要不顯山不露水即可。何以然？莫言早已窺見其中利害：連長和指導員像鬥架的公雞，總在鬧矛盾，多幹活多匯報便難免被表揚，指導員表揚的連長就不買賬，連長器重的指導員就挑出些毛病來，二虎相爭兩敗俱傷，下邊人也跟著遭殃，倒是莫言這樣少出頭露面、不惹人注意的容易留得住幹得長。這是否也是做了一回得利的漁翁？

　　還有一件事就更滑稽。莫言在保定的一個教導隊當教員的時候，還沒有提幹。為了能給上邊留下深刻的印象，他每天晚上睡覺都把他住的外屋的燈明晃晃地開著，自己卻在里屋夢周公化蝴蝶。這倒不是說莫言懶惰，但人熬夜的精力畢竟比不過電燈，那些頂頭上司又有不少屬于“印象派”的，看見燈亮著就誇獎其勤奮學習精神可嘉。

　　莫言給我講這些事情是在山東高密縣招待所里，晚上乘車回京，本來講好下午有人陪我到莫言的父母家去看一下的，但不知什麼原因沒有成行，使我不免有掃興感。說不出莫言是否覺察到我的這種心情，但他一下午的娓娓而談卻使我覺得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在對作家個性的理解上增添了豐富的感性材料，在某些方面還印證了我憑依作品和他人的介紹對莫言性格的推測，獲益匪淺。

　　比如說，莫言善解人意的一面，和這一席長談中表現出的那種處世的智慧，或者如馬克思所言“農民式的狡猾”，它是本能與經驗的疊合而非老謀深算的策略，它是自為性的而不是以嘲弄生活和他人為目的的，生存和發展的異常艱難迫使他們聰明起來，開發自身的潛能，沒有這種機智，就不會有今天的莫言。他的機智造成一種幽默感，但幽默之中又含有更多的苦澀和悲涼。還是在高密，有說到“文革笑話”，莫言也講了一段：

　　收購優種長毛兔，要帶著母兔一起去，以證明其是純種的。一老農便帶著要賣的兔子和母兔子到收購站。收購者問：“你這兔都沒有病吧？”答曰：“大的萬壽無疆，小的身體健康。”

　　妙語驚四座，我們哄堂大笑。笑畢，莫言補充說，這個老頭當時便被活活打死。眾皆無言，啞然良久。

　　開篇：莫言傳葉開

　　開場白

　　新時期以來的中國文壇中，莫言是一個異類，是揭竿而起的農民軍領袖。這位山大王濃眉大眼，手腳粗壯，喜歡大碗喝酒大塊吃肉，常常打家劫舍胡作非為，率性所致，天馬行空。他既是神通廣大的齊天大聖孫悟空，也是頑皮搗蛋的花果山里的猴子兵；他可能是曹操，也可能變成劉備。不管什麼角色，他都一個人全包了。他有時是孫丙莫言長篇小說《檀香刑》里的主人公之一，貓腔戲班的老板，曾率領一夥村民反抗德國入侵者，最後被捕，遭受了有史以來最殘酷的酷刑——檀香刑——的折磨而死。，有時是上官鬥莫言長篇小說《豐乳肥臀》里上官家族的高祖，曾率一幫村民跟修築膠州鐵路的德國人打仗，也遭受了走鏊子酷刑而死。在小說的源頭上，上官鬥和《檀香刑》里的孫丙應該擁有一個共同的傳說原型。，有時是司馬庫莫言長篇小說《豐乳肥臀》里的主人公，一個忽發奇想地率眾炸毀日寇鐵橋的傳奇人物，大欄鎮首富，“福生堂”大掌管，小說里“我二姐”上官招弟之夫，當過抗日別動隊司令，還做過還鄉團團長。後來被蔣立人率領的獨縱十六團逮捕，逃脫很久之後再度自首，被公審後槍決。，不是帶著一群扮演妖魔鬼怪的鄉親們跟修建膠州鐵路的德國鬼子浴血奮戰，就是忽發奇想用電焊槍割斷日本鬼子的鐵路橋。莫言還常常是沉默寡言的黑孩莫言中篇小說《透明的胡蘿卜》里的主人公，被饑餓所控制，對食物有著驚人的嗅覺。，是吃奶吃到成年的上官金童莫言長篇小說《豐乳肥臀》里的男主人公，是母親上官魯氏唯一的兒子。他患有戀乳癖，一生嗜乳，以至于精神錯亂。中學畢業後去農場勞動，因“姦屍罪”被判刑十五年。改革開放後刑滿釋放，曾在外甥鸚鵡韓夫婦開辦的“東方鳥類中心”任公關部經理，後又在司馬庫的兒子司馬糧投資的“獨角獸乳罩大世界”任董事長，因被炒、被騙而失敗，終至窮困潦倒，一事無成。，是飛檐走壁的侏儒余一尺莫言長篇小說《酒國》里的主人公。他原來是“肉孩”之一，後來逃脫，自己開設了酒店，招聘了一對高官的雙胞胎侏儒姐妹做酒店經理，暴發成酒國市里的首富。，是整天渴望吃到豬頭肉的羅小通莫言中篇小說《野騾子》里的小男孩，酷愛吃肉。……在莫言的小說里，無論是唱貓腔後來又遭了空前絕後的檀香酷刑的孫丙，還是率領眾鄉親攻打據說膝蓋不會彎曲的德國鬼子的後來也遭了走鏊子酷刑的上官鬥，還是一生中經歷豐富閱人無數當過大掌櫃打過日本率領過還鄉團的司馬庫，都是徹底的失敗者。黑孩、上官金童、余一尺和羅小通們，也都是些吃不飽穿不暖的小可憐蟲，他們被一只看不見的巨靈神掌壓在社會的最底層，被扁得屁滾尿流。現實中的作家莫言卻依靠著自己的創作實績，革命成功分田到戶，成為豐衣足食的上流人物。

　　莫言僅是莫言而已，莫言毫無疑問地不能被重復第二次，他的身上沒有任何的榜樣意義。莫言寫小說能夠達到這個地步，我覺得毫無道理。研究他的歷史，想從中發現一點蛛絲馬跡，基本上就是徒勞。莫言的才能不是後天學習來的，他是一個天生的小說家。莫言自己說過，饑餓和孤獨是他創作的財富。可是，普天之下，整天餓得上氣不接下氣，餓得肚皮透明滾圓，里面的腸子看得見滾來滾去的人，有如恆河沙數，但是最後成為作家，尤其是成為像莫言這樣優秀作家的人，屈指可數。因此，研究莫言，如果要把他作為一個榜樣來看待，我認為毫無意義。莫言就是莫言，沒有什麼可學習性。世界上沒有兩面完全相同的鏡子。每一個讀者都有自己想象中的莫言形象。他可以調動自己的全部人生經驗，想象出一個屬于他心目中比較合適的作家莫言。

　　前傳

　　莫言在自己的小說里，對山東高密有著神奇瑰麗的描述。我沒有去過高密，在翻開地圖冊認真求證之前，我一直誤以為高密是魯西某個偏僻的小鎮：默默無名，資源匱乏，地不傑人不靈。沒有想到，高密卻是一個扼山東半島之咽喉，呈三角形踞在山東著名城市濟南到青島到煙臺中心地帶的一個通衢大道。在抽象的地圖冊里，高密北望萊州灣，南覷膠州灣；膠濟鐵路貫穿其間，高速公路四通八達；東臨膠萊河太古河之流淌，西有峽山水庫之高懸。土地肥沃，作物豐饒，江河密布，高粱叢生，百姓善良，人民彪悍。無論按照什麼風水學說，高密都是一個物華天寶、人傑地靈的泱泱大郡。往大里想象，遠古之聖人孔丘孔老夫子，也許就誕生在高密這里。用莫言那種天馬行空的筆法，我們還可以假設孔夫子曾在高密設壇招徒，束修二條，即可進入師門。然後，老孔登高望遠，開講仁義道德，流風所及，遍惠千古。由此可見，高密這個肥沃的土地，盛產上官鬥、司馬大牙、杜解元、司馬庫等英雄好漢，也是理所當然的事情。如果莫言有幸出生在那個風雲變幻、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的時代，想必也是個佔山為王、砍人腦袋如開瓜切菜的英雄好漢。如果這樣的假設成立，在《豐乳肥臀》里，“我二姐”上官招弟用貓腔所深情演繹的那個雪夜出擊、英勇炸毀日寇鐵路大橋從而威震四方的鐵血男兒司馬庫就不是司馬庫，就有可能是莫言了。

　　莫言生不逢時，出生在1955年這個毫無特色的年份的春天里。莫言生得晚，我生得更晚，不知道這一年里發生過什麼值得說的大事。據此我們可以拔高說，莫言的出生，算得上是“高密東北鄉”這個年份的一件大事了。只不過，當時的高密東北鄉的村民對此毫無感覺。跟我們這個國家所有地方一樣，村民們有著旺盛的生育能力，生個孩子就像生條驢一樣——按照《豐乳肥臀》里上官家的看法，甚至還不如生條驢重要。在小說里，上官魯氏，這個跟馬爾克斯的長篇小說《百年孤獨》里的烏蘇拉一樣性格倔膲、生命力旺盛、意志堅定的婦女，在就要生下上官金童和上官玉女這對雙胞胎的關鍵時刻，她的家人都跑去關心同時生育的那條母驢了。根據莫言的回憶，他的親生母親的一生也是這樣的多災多難、頑強質樸，一次為了搶收谷場上的糧食，她把莫言之前的一對雙胞胎生在了打谷場上莫言：《我的〈豐乳肥臀〉》，見《莫言散文》，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2000。。

　　我曾在另外一份資料上，十分驚訝地看到莫言出生于1956年的說法。這個說法讓我感到特別古怪。一個人的出生年月有疑義，往往都意味著某些神秘的徵兆。我沒有就此求證過莫言，我覺得有神秘是好事。如果真的是有疑義的話，我也寧願把這件事情看淡，簡單地歸結為是莫言那位心地善良的母親因為過分操勞和飽受壓迫而沒有把兒子生日的準確時間記下來的結果。

　　在一篇文章里，莫言較為詳細地描述過他母親的形象。莫言的母親是一個身體瘦弱、一生疾病纏身的普通鄉下女人。她四歲的時候，母親就死了，由“像鋼鐵一樣堅強”同上。的姑母養大。她從四歲開始纏腳，纏了十年，十六歲的時候，嫁給了當時十五歲的莫言父親，“從此開始了長達六十多年的艱難生活”莫言：《我的〈豐乳肥臀〉》，見《莫言散文》，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2000。。她生過許多孩子，但是活下來的只有四個。莫言寫道：“我想困擾我母親一生的第一是生育，第二是饑餓，第三是病痛，當然，還有她們那個年齡的人都經歷過的連綿的戰爭災難和狂熱的政治迫害。”同上。在莫言誕生之後，因為他的饑餓感，因為他的驚人食量，母親沒少為他操心，替他受委屈。也許正是對于母親的這種深切的認識和同感，讓莫言跟他的“高密東北鄉”產生了密不可分的情感聯係。在莫言的小說中，直接寫到“母親”的以野心巨大、篇幅浩瀚的《豐乳肥臀》為最。長達五十萬字的長篇小說《豐乳肥臀》，體現出了莫言的浩闊視野和豐富復雜的情感綜合能力，那里面對于母親的深情敘述，充滿了真正的剛性。很顯然，一名作家無法斬斷自己和故鄉的天然聯係。肉體的臍帶割斷了，精神的潛溪卻汩汩流淌。甚至可以這麼說，有什麼樣的地方，就會誕生什麼樣的作家。也許這種事情不是絕對的，但是普遍的。什麼鳥兒唱什麼歌，什麼花兒結什麼果。

　　不是碰巧，而是必然的。出生在1955年春天的莫言，正好插翅難飛地在人的一生中記憶力最敏銳的少年時代，深刻地體會到了災荒年代給自己和村民們帶來的深切痛苦。饑餓的感受給莫言帶來的體驗和記憶，是難以磨滅的。饑餓未必會把所有人都造就成作家，但是饑餓總是讓人對于饑餓本身記憶深刻。莫言自己的文章里，反復地提到“饑餓”這個詞，這種難以忘懷的饑餓感受也許就是他後來得以從小說這精神的後花園里某條交叉的小徑中重新返回高密東北鄉的動因之一。在那個年代，童年時代和少年時代的莫言，基本的人物形象是：腦袋大，身子小；肚皮透明，皮包骨頭。高密東北鄉平安村的小孩，都像他一樣生有一張不知疲倦的、勇于探索的嘴巴和一個無底洞般的巨胃。60年代初，正是中國現代史上一個古怪而狂熱的時代，一方面是物質極度匱乏，老百姓吃不飽穿不暖，幾乎可以說是在死亡線上掙扎；另一方面，人民的政治熱情高漲，在不知疲倦地進行著共產主義的崇高實踐。其結果，就是像莫言這樣的小孩餓得嗷嗷亂叫，到處找吃的。莫言說：“那時候，我們這些五六歲的孩子，在春、夏、秋三個季節里，基本上都是赤身裸體的，只是到了嚴寒的冬季，才胡亂地穿上一件衣服。”莫言：《饑餓和孤獨是我創作的財富》，莫言2000年3月在美國斯坦福大學的演講。見《莫言散文》，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2000。莫言繼續說道：“那時候，我們身上幾乎沒有多少肌肉，我們的胳膊和腿細得像木棍一樣，但我們的肚子卻大得像一個大水罐子。我們的肚皮倣佛是透明的，隔著肚皮，可以看到里邊的腸子在蠢蠢欲動。我們的脖子細長，似乎扛不住我們沉重的腦袋。”莫言：《饑餓和孤獨是我創作的財富》，莫言2000年3月在美國斯坦福大學的演講。見《莫言散文》，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2000。那時候，他們這些屁大的孩子餓得嗷嗷亂叫，每天想的就是食物以及如何弄到食物。為此，他們這些兇狠的小家夥竟然想出了吃煤塊的主意。莫言回憶說：“1961年的春天，我們村子里的小學校里拉來了一車亮晶晶的煤塊……一個聰明的孩子拿起一塊煤，咯隗咯隗地吃起來，看他吃得香甜的樣子，味道一定很好。于是我們一擁而上，每人搶起一塊，咯隗咯隗吃起來。我感到那煤塊越嚼越香，味道的確是好極了。”同上。同樣的情形，莫言在另外一篇散文里寫到過，我們可以看看這篇散文里的敘述：“1960年春天，在人類歷史上恐怕也是一個黑暗的春天。能吃的東西似乎都吃光了，草根、樹皮、房檐上的草。村子里幾乎天天死人，都是餓死的。村里人也老實，餓死了也不會出去闖蕩。後來盛傳南洼那種白色的土能吃，便都去挖來吃。吃了拉不下來，又死了一些人。于是不敢吃土了……冬天，學校里拉來了一車煤，亮晶晶的，是好煤。有一個生癆病的杜姓同學對我們說那煤很香，越嚼越香。于是我們都去拿著吃，果然越嚼越香。”莫言：《吃相兇惡》，《莫言散文》，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2000。對比一下兩篇文章，我們可以發現其中微妙的差別，比如前面的一篇里，吃煤的時間是“1961年春天”，後一篇里是“1960年冬天”。時間的偏差我們可以認為是莫言記憶上的一點小小的失誤，但是事實的傳達上，兩篇文章都把那個時代的“饑餓”特徵鮮明地表達出來了。其中的饑餓感如此讓人記憶深刻，如此鮮明，也許也是使得莫言在回憶這件事情時模糊了故事發生的季節背景的原因之一。兒童時代的莫言們想象力如此豐富，在那個災荒的年代，沒有把他們這些小東西，尤其是莫言這個老中農的後代餓死，似乎有些命定的味道。按照莫言自己的回憶，他其實是一個命很大的人。這位老兄兩歲的時候曾經掉進過茅坑里，還是他哥哥把他拎出來衝洗幹凈的莫言：《故鄉往事》第一節“滾燙的河水”，《莫言散文》，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2000。。農村的小孩子都這樣，既然命大，就年年月月地長，到了一定的時候，就上學念書識字。大家都是這樣，沒有什麼好說的。問題在于莫言這位普通的少年比較古怪，吃不飽穿不暖的，竟然天生就擁有一顆記憶力不凡的腦袋。他60年代初上學，到了“文化大革命”開始時，念到了小學五年級。

　　上小學的時候，莫言的成績一直很好，作文尤其好。三年級時他寫的一篇《抗旱速寫》曾經被公社中學的老師拿去給中學生朗誦。如果不是爆發了“文化大革命”，他上中學應該沒有問題，可是“文革”卻愣是革掉了這麼一個小學五年級學生的中學受教育資格。莫言的讀書生涯在念完小學五年級之後，就這麼結束了。在這五年的念書時間里，莫言說過反動話：“因為我當著一個同學的面說學校像監獄，老師像奴隸主，學生像奴隸，學校里就給了我一個警告處分。”莫言：《我的老師》，見《莫言散文》，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2000。至于被革掉上中學資格的事情，莫言是這麼回憶的：“……我家成分是中農，原本就是團結的對象，鄭紅英一歪小嘴就把我上中學的權利剝奪了……鄭紅英卻說‘上邊有指示，從今之後，地富反壞右的孩子一律不準讀書，中農的孩子最多只許讀到小學，要不無產階級的江山就會改變顏色’。就這樣，我輟學成了一個人民公社的小社員。”同上。在這里，鄭紅英是莫言的班主任，她因為跟紅衛兵頭頭搞破鞋被莫言和同學張立新窺見，所以產生了濃重的報復心理。張立新出身過硬，鄭紅英不敢不讓他上聯合中學，但是中農的後代莫言就逃不掉了。

　　莫言酷愛讀書，夢想將來上大學。這跟他60年代初就考上了華東師范大學的大哥的影響有很直接的關係。他看的第一本“閒書”是《封神演義》，接著又看了《三國演義》《水滸傳》《儒林外史》《青春之歌》《破曉記》《三家巷》《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並且為《三家巷》里的區桃和《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里的冬妮婭而胡思亂想。莫言說：“讀完《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文化大革命’就爆發了，我童年讀書的故事也就完結了。”同上。

　　“文化大革命”開始的形勢乃是一片大好，不是小好。在偏遠的山東高密縣東北鄉平安村里，家庭出身好的老師聞風而動，一夜之間就成立了紅衛兵組織。紅衛兵這玩意兒在村子里也就是稀罕了十幾天，因為十來天後，村子里的貧下中農也都成了紅衛兵。不管怎麼說，當紅衛兵尤其是當紅衛兵的頭頭，總是一件愉快的事情。像莫言這樣的中農後代，就只能當臭狗屎了；至少，紅衛兵頭頭還可以在教室里把花生塞進女教師鄭紅英的褲襠里。

　　莫言告別教室，順理成章地變成了一個放牛娃。他每天牽著牛、背著草筐去田里，都要經過聯合中學的教室，心里因此充滿了苦澀。但是，塞翁失馬，焉知非福？正如莫言自己說的那樣，他後來有一段時間，知識和經驗不是來自課堂，而是鮮活的田野。這種經驗非常直截了當，對莫言此後的感受具有重要的影響。莫言跟牛說話，跟鳥兒交流，對著大樹自言自語，說話都合轍押韻，語言里充滿了花花草草的氣味。莫言曾經講過一個鬼故事，被作家阿城嘆為真正的天才，因為他把鬼故事講出了天真來阿城散文集《閒話閒說——中國世俗與中國小說》之“三十九節”，北京，作家出版社，1998。。在文中，阿城寫道：

　　莫言也是山東人，說和寫鬼怪，當代中國一絕，在他的家鄉高密，鬼怪就是當地世俗構成，像我這類1949年後城里長大的，只知道“階級敵人”，哪里就寫過他了？我聽莫言講鬼怪，格調情懷是唐以前的，語言卻是現在的，心里喜歡，明白他是天才。

　　1986年夏天我和莫言在遼寧大連，他講起有一次回家鄉山東高密，晚上近到村子，村前有個蘆葦蕩，于是卷起褲腿涉水過去。不料人一攪動，水中立起無數小紅孩兒，連說吵死了吵死了，莫言只好退回岸上，水里復歸平靜。但這水總是要過的，否則如何回家？家又就近在眼前，于是再蹚到水里，小紅孩兒們則又從水中立起，連說吵死了吵死了。反復了幾次之後，莫言只好在岸上蹲了一夜，天亮才涉水回家。

　　這是我自小以來聽到的最好的一個鬼故事，因此高興了很久，好像將童年的恐怖洗凈，重為天真。

　　作家阿城也是一個怪才，他在莫言閒談的一個故事中，看出了莫言敘述故事的不同尋常的角度。這里也可以看出，莫言在小學畢業之後，不得不光榮地當了人民公社小社員的經歷，反而讓他擁有與眾不同的自然感受。對于作家而言，少年時代的很多苦難記憶，到了成年，往往發酵成一壇醉人的美酒。海明威說過，“不幸的童年是作家的搖籃。”莫言也在《超越故鄉》《莫言散文》，第226頁，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2000。一文中寫道：“我的童年是黑暗的，恐怖和饑餓伴隨我成長。”在記憶之光中，童年的黑暗被有靈性的文字還原成光彩奪目的風景，這是作家從發酵到敘述的一個重要的過程。

　　就這樣，不是很必然地，莫言跟自然的關係搞得非常親密，親密到了喃喃自語的程度。他對于很多自然景物的切身感受，想必就從這里開始。

　　後傳

　　莫言的童年既是不幸，又是幸運。放到別人的身上，可能真是一件倒霉倒到了祖宗三代的壞事，放到他身上，卻把他的嗅覺、味覺、觸覺、視覺等直覺修煉成了精。從“文革”第二年輟學開始到1973年叔叔幫著走後門進入縣棉花加工廠做臨時工之間的六年里，莫言的生活非常苦悶、雜亂、迷茫。這段時間，莫言整天就是放放牛，割割草，幫幫工，拾拾穗，然後就是發呆，看閒書。看的書就是《封神演義》《三國演義》《水滸傳》這樣的傳統小說，無書可讀的時候，他甚至讀起了《新華詞典》。他還把上大學的大哥留下來的課本，從頭到尾看了好多遍。“盡管數理化不行，但是語文的實際水平比那些上過中學的貧下中農子弟要高許多。”莫言：《我的大學》，見《莫言散文》，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2000。莫言賊心不死，上大學的夢想一直存留在心中。這樣的夢想，讓他憑空產生了很多“不切實際”的衝動。　

　　莫言回憶說：“‘文革’後期，大學開始招收工農兵學員。按照政策來說，農村青年，家庭出身只要不是‘地富反壞右’，具備中學的同等學力，勞動積極，都可以接受貧下中農的推薦，免試進入大學。但實際上根本不是這樣。那時大學招收的學生少，每年的招生名額到不了村這一級就被瓜分光了，所謂貧下中農推薦其實是一句美麗的謊言。後來出了個張鐵生，靠著一封信上了大學。現在提起他來，人們大都嗤之以鼻，但在當時，我卻十分崇拜他。張鐵生的成功喚醒了我的大學夢，使我在絕望中看到了一線希望……于是我就給當時任教育部部長的周榮鑫寫信，向他表達我想上大學的強烈願望。”同上。當然，一個時代只能出一個兩個象徵性的人物，這是當下書寫歷史的基本事實。如果莫言也能夠靠著一封信進入大學，莫言就不是莫言了，莫言就是張鐵生了。後來莫言收到了部里的回信，“信箋上用圓珠筆寫了幾行歪歪扭扭的字。大意是信已收到，想上大學的願望是好的，希望在農村安心勞動，好好表現，等待貧下中農的推薦”同上。。莫言收到這封信，更是燃燒起了強烈的上大學的願望。“我雖然知道這是官腔套話，但還是受到很大的感動。這畢竟是國家教育部的復信，我一個農村孩子，能折騰得國家教育部回信，已經創造了奇跡……接下來的半年里，我給省、地、縣、公社的招生領導小組寫了許多信，向他們訴說我的大學夢想，但再也沒有回聲。村里的人知道了我在做大學夢，都用異樣的眼神看我，好像看一個神經有毛病的人。生產隊的貧農代表當著許多人的面對我說：‘你這樣的能上大學，連圈里的豬也能上！’他的話雖然難聽，但在當時的情況下，確實是到了家的實話，其實，即使隊里的豬上了大學，我也上不了。”莫言：《我的大學》，見《莫言散文》，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2000。莫言經歷的這種荒誕的上大學的經歷，實際上折射了一代人的求知命運。在一個人分三六九等的時代，知識重新成了一種權力的象徵。求知也是要有等級的。在那個時代，等級最高的是“貧下中農”，可以優先享受一切的政治和經濟權利，壓在最底下的是“地富反壞右”，那是真正被大石頭壓扁的癩蛤蟆了，連對白天鵝流口水的夢想都不能有。莫言雖然不過才是中農，但是“中農是團結的對象”，既然如此，就表明可以團結你，也可以不團結你。莫言的大學夢想，就這麼完結了。

　　上不了大學，莫言又開始夢想著要當一個作家。那時候，他的鄰居是一個大學中文係的被打成“右派”、開除學籍、下放回家的學生。莫言跟他在一起勞動，起初這位前大學生還忘不了自己曾經上過大學的事情，說起話來文縐縐的，但是嚴酷的農村生活和艱苦的勞動很快就把他那點知識分子的酸氣改造得幹幹凈凈，他變成了一個跟大家一樣的徹徹底底的農民。農村的勞動尤其是那個時代的農村勞動是非常艱苦的，又苦又累又常常饑腸轆轆。在勞動間隙，大家都餓得前胸貼後背，胃里泛著酸水，大家最大的樂趣就是聚在一起談論食物。大家把自己曾經吃過的或者是聽說過的美食講出來讓大家享受，這是真正的精神會餐。說者津津有味，聽者直咽口水。有一個老頭給他們講當年他在青島的飯館里當堂倌時見識過的那些名菜，什麼紅燒肉啦、大燒雞啦，“我們眼睜睜地看著他的嘴巴，倣佛嗅到了那些美味食品的味道，倣佛看到了那些美味佳肴從天上飄飄而來”莫言：《饑餓和孤獨是我創作的財富》，見《莫言散文》，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2000。。莫言還聽到這個“老右”前大學生說起一個作家：“寫了一部書，得了成千上萬的稿費。他每天吃三次餃子，而且還是肥肉餡的，咬一口，那些肥油就唧唧地往外冒。我們不相信竟然有富貴到每天都可以吃三次餃子的人，但大學生用蔑視的口吻對我們說：人家是作家！懂不懂？作家！從此我就知道了，只要當了作家，就可以每天吃三次餃子，而且都是肥肉餡的。每天吃三次肥肉餡餃子，那是多麼幸福的生活！天上的神仙也不過如此了。從那時起，我就下定了決心，長大後一定要當一個作家。”同上。對于少年時代總是缺衣少食的莫言來說，對作家可以一天吃三頓肥肉餡的餃子這樣的美妙傳聞羨慕得直流口水，實在是太正常不過的事情了。記得我小時候聽父親說毛主席可以天天吃到肥膩膩的紅燒肉的時候，也是口水都砸破腳趾頭的。那時我比莫言的理想還要高一點，竟然妄想當一個像毛主席一樣的人，可見莫言在餓得眼冒金星的時候打算長大後當一名作家也非常可以理解。很顯然，這是一種本能的、形而下的、發自內心的、真實的衝動，必將為很多高尚的人士所鄙視，但我知道這是正常的，很多作家在還沒有成為作家之前，內心里都涌動著類似的猛烈衝動。不同的是，莫言承認了這一點，而很多其他的作家進城之後，學會了說假話，把自己的尾巴夾在襠下，說起了道貌岸然的高調，最後喪失了寫作的衝動。

　　對于一個農村的青年來說，一般只有兩條道路可以改變他的人生。除了去上大學之外，就是去當兵。十年“文革”，大學莫言是念不成了，只好走參軍的道路了。當兵時如果好好表現，就可能被推薦上大學，也有可能被直接提拔成軍官。莫言“從十七歲開始，我每年都報名應徵，但到了中途就被刷了下來”莫言：《我的大學》，見《莫言散文》，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2000。。不是身體不合格，是家庭出身不合格。家庭出身在理論上也合格，但是既然有那麼多的貧下中農的子弟都想當兵，怎麼可能讓一個老中農的兒子去呢？好在天無絕人之路，1976年徵兵，莫言幸運地通過也在縣棉花加工廠當臨時工的公社武裝部部長的兒子的關係，給武裝部部長寫了一封信，請部長的兒子幫忙送去，“就這樣混進了革命隊伍”同上。。

　　莫言對于自己生養于斯的那片土地，可謂是愛恨交加。在《超越故鄉》這篇文章里，莫言寫道：“十八年前，當我作為一個地地道道的農民在高密東北鄉貧瘠的土地上辛勤勞作時，我對那塊土地充滿了刻骨的仇恨。它耗幹了祖先們的血汗，也正在消耗著我的生命。我們面朝黃土背朝天，比牛馬付出的還要多，得到的卻是衣不蔽體、食不果腹的淒涼生活。夏天我們在酷熱中煎熬，冬天我們在寒風中顫栗。一切都看厭了，歲月在麻木中流逝著，那些低矮、破舊的草屋，那條幹涸的河流，那些土木偶般的鄉親，那些兇狠狡詐的村幹部，那些愚笨驕橫的幹部子弟……當時我曾幻想著，假如有一天，我能幸運地逃離這塊土地，我決不會再回來。”同上。當莫言1976年2月16日爬上裝運新兵的卡車時，當那些與他同車的小夥子流著眼淚與送行者告別時，他連頭也沒回。他感到自己如一只飛出了牢籠的鳥。他覺得那兒已經沒有任何值得自己留戀的東西了，希望汽車開得越快、開得越遠越好，最好能開到海角天涯。當汽車停在一個離高密東北鄉只有二百華里的軍營，帶兵的人說到了目的地時，他感到深深的失望。多麼遺憾，這是一次不過癮的逃離，故鄉如一個巨大的陰影，依然籠罩著他。

　　然而，故鄉就是故鄉，故鄉就是那種你可以反抗可以憎恨可以熱愛可以潸然淚下但是無法選擇的宿命的出生地。它籠罩著你，它讓你對它愛恨交加，讓你對它無可奈何，讓你通過各種方法，重新記憶它、描寫它、想象它。故鄉是一個無法解開的結。美國作家托馬斯?沃爾夫說過：“我已經發現，認識自己故鄉的辦法是離開它；尋找到故鄉的辦法，是到自己心中去找它，到自己的頭腦中、自己的記憶中、自己的精神中以及到一個異鄉去找它。”托馬斯?沃爾夫講演錄：《一部小說的故事》，〔美〕萊利斯?菲爾德編，黃雨石譯，北京，三聯書店。實際上，對故鄉的逃離，就是對故鄉的另外一種回歸。莫言寫道：“兩年後，當我重新踏上故鄉的土地時，我的心情竟是那樣的激動。當我看到滿身塵土、滿頭麥芒、眼睛紅腫的母親艱難地挪動著小腳從打麥場上迎著我走來時，一股滾熱的液體哽住了我的喉嚨，我的眼睛里飽含著淚水……那時候，我就隱隱約約地感覺到了故鄉對一個人的制約。對于生你養你、埋葬著你祖先靈骨的那塊土地，你可以愛它，也可以恨它，但你無法擺脫它。”莫言：《超越故鄉》，見《莫言散文》，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2000。就像托馬斯?沃爾夫一樣，故鄉成了莫言心中的一顆種子，總有一天，這顆種子會生根發芽。一個人無法脫離他的故鄉，就像一條河流不能沒有源頭一樣。只有這種真切的故鄉的感受，才能給作家堆砌出施展拳腳的舞臺。這樣的一座舞臺，各種風景事物，各種人物事件，各種聲色記憶，都是作家的武器和道具。很多作家丟失了故鄉，也丟失了自己的武器，變成了一個沒有內功的武士，徒勞地揮舞著一把紙糊的大刀，用錫紙拋灑營造的刀光劍影來嚇唬普通老百姓，但是對于真正的讀者，這種花架子不值一提。莫言的心中，一直裝著“故鄉”這鍋醬湯，它在莫言的身體里發酵，散發出濃烈的氣味，使他在外界的壓力偏離自己內心的方向時，給他指引前面的路途。對于一個真正的作家而言，是否要返回自己的故鄉，如何尋找到返鄉的路途，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現實中大多數的所謂的作家，都迷失在城市和現代文明的聲色犬馬中，失去了心中的故鄉和真正的情感，徒勞地為一些表面上的喧囂所左右，被自己的欲望所左右，他們的文字，都是浮泛在濁流上的枯枝敗葉，沒有一點鮮活的色彩，更談不上任何的生命力。莫言在寫作衝動萌芽的前期，也為這種浮泛的思慮所牽制，總想表達一些大而無當、空洞無物的主題。莫言寫道：“1978年，在枯燥的軍營生活中，我拿起了創作的筆，本來想寫一篇以海島為背景的軍營小說，但涌到我腦海里的卻都是故鄉的情景——故鄉的土地、故鄉的河流、故鄉的植物，包括大豆，包括棉花，包括高粱，紅的白的黃的，一片一片的，海市蜃樓般的，從我面前的層層海浪里涌現出來。故鄉的方言土語，從喧嘩的海洋的深處傳來，在我耳邊繚繞。”莫言：《超越故鄉》，見《莫言散文》，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2000。故鄉的聲音如此眾聲喧嘩，故鄉的情感如此熱烈，然而，為傳統的文藝思想所控制的莫言，以為這種情感是有害的，他努力地抵制著故鄉的聲色犬馬的誘惑，扭過頭去，違背自己的真情實感去寫海洋、山巒、軍營，寫這種命定的主題和意象，但是他發現：“雖然也發表了幾篇這樣的小說，但一看就是假貨，因為我所描寫的東西與我沒有絲毫感情上的聯係。我既不愛它們，也不恨它們。在以後的幾年里，我一直採取這種極端錯誤的抵制故鄉的態度。”同上。像很多作家一樣，“為了讓小說道德高尚，我給主人公的手里塞一本《列寧選集》；為了讓小說有貴族氣，我讓主人公日彈鋼琴三百曲……”同上。莫言在苦悶地反思：“就像漁民的女兒是蒲扇腳，牧民的兒子是鐮柄腿一樣，我這個二十歲才離開高密東北鄉的土包子，無論如何喬裝打扮，也成不了文雅公子，我的小說無論裝點了什麼樣的花環，也只能是地瓜小說。其實，就在我做著遠離故鄉的努力的同時，我卻在一步步地、不自覺地向故鄉靠攏。”同上。

　　革命的隊伍就是鍛煉人。莫言參軍來到了渤海灣畔，除了站崗放哨之外，平時還是幹自己熟悉的養豬種菜之類的農活。第二年全國恢復高考，領導以為莫言是高中畢業生，讓他也參加了，報名的院校是解放軍工程技術學院。結果，他雖然自我感覺不至于交白卷，還不錯，但還是那些大約比他差多了的人被照顧上了大學。

　　1979年秋天，莫言從渤海灣調到狼牙山下，在一個訓練大隊當政治教員。“因為久久不能提幹，前途渺茫，精神苦悶，便拿起筆來寫小說。”莫言：《從〈蓮池〉到〈湖海〉》，見《莫言散文》，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2000。那時候，臨近部隊的保定市有一個市文聯主辦的文學刊物叫《蓮池》，莫言寫完小說之後，“寄過去，退回來，再寄過去，又退回來。終于，有一天，收到了《蓮池》的一封信”莫言：《從〈蓮池〉到〈湖海〉》，見《莫言散文》，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2000。。信上希望莫言能去編輯部談談。他把這封信翻來覆去地看，激動得一夜沒合眼。第二天一早，就搭上長途汽車趕到保定市。《蓮池》那位編輯叫毛兆晃，五十多歲，穿一身空空蕩蕩的、油漬麻花的中山裝，身上散發出一股濃濃的煙臭。他說莫言的小說有一定基礎，讓他改改。莫言回到部隊後，感到不好改，幹脆新寫一個寄給毛老師，毛老師說，還不如上一個呢。莫言受到了很大的打擊，好在他不氣餒，把兩個小說雜糅到了一起，又送到了編輯部。這便是莫言發表的第一篇小說《春夜雨霏霏》。接著，《蓮池》又發表了他的第二篇小說《醜兵》。為了感謝人家毛老師，他知道人家毛老師喜歡養花養草養石頭，一次進城，用一麻袋背了兩塊大石頭送禮，足足有八十多斤。可謂是禮輕情義重，不是一般的重，因為他背著這兩塊大石頭走了十幾里路。這個禮物把人家毛老師嚇了一大跳，毛老師說，他只需要拳頭般大小的石頭。

　　後來，莫言又寫一組短小的水鄉小說，得到了毛老師的讚揚，說是有點孫犁的味道，還讓他去白洋淀體驗生活。《蓮池》發表莫言的第三篇小說《因為孩子》，“看起來寫的是水鄉風情，其實寫的還是我老家那點破事”同上。。莫言在這里偷換了經驗，把自己的切身經驗，塞進了“水鄉風情”的酒瓶里去。通過這次創作，他明白了：“擺著一副體驗生活的架勢下去體驗生活，其實是一件荒唐的事情。”同上。故意去“體驗”的生活，其實不是作家本人的生活，而是外在的生活。反映到作品里，就是形似，而不是真正的情感流露。缺乏真情實感的小說，就是無本之木無源之水，只有一個花架子、空架子，像毛主席說的美國——是紙老虎。現代白話文小說的先鋒魯迅先生，最早也是最徹底地體會到了這一點。他的小說，絕大多數都是以故鄉為背景的，寫兒時朋友“閏土”的那篇小說，幹脆就叫做《故鄉》。其他的小說，《狂人日記》《阿Q正傳》《社戲》《祝福》等，都有堅實的故鄉背景。魯迅雖然是大才，但是他寫城市背景的小說還是不如故鄉背景的作品。中國另外一個擁有自己現實和心靈“故鄉”的大家是沈從文，湘西就是他想象、虛構、美化、詩性的故鄉。跟魯迅的故鄉不同，沈從文的故鄉充滿了桃花源的氣味，飄浮著一種田園詩的氣息。沈從文的“故鄉”，是傳統知識分子的夢境的真實再現，是一個知識分子的精神烏托邦。到了莫言這里，沈從文和汪曾祺那種詩意已經顯得不合時宜了。莫言的故鄉，被一種深沉的苦難所籠罩，他不可能也不願意讓高密東北鄉變成一個虛構的桃花源，因為那不是他的故鄉。沈從文迷戀自己的“烏托邦”邊城，他把這個城市的污穢都排掉了，剩下的是唯美的東西。但是像魯迅一樣，莫言對自己的故鄉愛恨交加。他對高密東北鄉的愛甚至要比魯迅對于紹興的愛要深得多。魯迅在《吶喊?自序》里說：“有誰從小康人家而墜入困頓的麼，我以為在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見世人的真面目。”對于故鄉，對于那個他總是拿著東西去典當的當鋪高大的鋪臺，魯迅的內心是非常憎恨的。“阿Q”這個不朽的人物形象，恰恰是魯迅故鄉里鄉人的形象的綜合，魯迅在他的身上投注了自己的全副精力，把在故鄉觀察到的“國民”形象的各種特點，完美地結合到了阿Q這個人物形象上。在阿Q這里，魯迅故鄉里的所有那些人物，都被高度綜合了，如果我們仔細研究，便可以從阿Q這里讀出“豆腐西施楊二嫂”“魯四爺”“祥林嫂”“閏土”“九斤老太”和“趙太爺”這些人的影子來。我同樣還相信，在魯迅的故鄉肯定有幾乎是真實的、類似阿Q的人物存在。這些人物是活生生的，他們自動自覺地就要走進作家的小說里來。同樣的情形出現在莫言的身上，只不過莫言一開始採取的是錯誤的排斥的態度而已。跟自己內心的呼喚作鬥爭，無疑是很痛苦的。一種外界先驗的邏輯，通過潛移默化的蠻橫方式，對作家和普通讀者都造成非常大的壓迫力。你是聽從內心的召喚呢還是臣服于大眾邏輯和政治邏輯，這其中的努力和鬥爭，有著非常激烈的形態。對于久已疏遠了自己內心的作家來說，寫點遵命文學倒也習慣成自然，一旦需要，他們就可以很快地進入某種古板的自動寫作的程序當中。從這個角度來看，莫言沒有被貧下中農推薦上工農兵大學反而是一件好事，他的內心的真情和體驗這種實在情感的能力和勇氣，反而不會被那種陳腐的氣息所壓倒，還多少為自己內在的衝動而感到疑惑。這種疑惑，在他尋找到自己的表達出口的時候，就形成了一種力量。

　　1982年夏天，莫言被破格提拔為正排職教員，還調到北京的上級機關里工作。

　　此前的1981年5月，《蓮池》發表了莫言的《售棉大道》；1983年5月，還是《蓮池》，發表了莫言的《民間音樂》。這是兩部非常值得一提的短篇小說，《售棉大道》被《小說月報》轉載，產生了影響，《民間音樂》得到著名作家孫犁的表揚。1984年夏，莫言就“拿著孫犁先生的文章和《民間音樂》敲開了解放軍藝術學院的大門，從此走上了文學創作的道路”莫言：《從〈蓮池〉到〈湖海〉》，見《莫言散文》，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2000。。1984年秋天，莫言正式進入了軍藝，算是來了一個曲線救亡，混進了大學，圓了一個舊夢。當時的軍藝文學係主任徐懷中是個識貨的人，看到了莫言的作品後，對係里的幹事劉毅然說，“這個學生，即便文化考試不及格我們也要了”莫言：《我的大學》，見《莫言散文》，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2000。。由此可見，千里馬雖然跑得快，也還得有伯樂給相相。前有毛兆晃老師，後有徐懷中老師，硬是把莫言這塊璞玉給雕琢出來了。

　　即便是現在看來，《售棉大道》和《民間音樂》也是不錯的作品。《民間音樂》有一些很傳統的觀點，用“藝術”來反諷“商業”，用“瞎子”來對比“花茉莉”。在這部小說里，莫言還無法擺脫庸常經驗的約束，但是小說里出現的鄉村場景和場景描寫的變化，開始出現了他的故鄉情感的萌芽。《售棉大道》比起《民間音樂》來，在敘事上顯然更勝一籌。這部小說通過一次普通的然而令人感到筋疲力盡甚至心驚肉跳的農民售棉的經歷，來描寫“杜秋妹”“車把式”“拖拉機手”和軍嫂“臘梅”這四個人物。小說的觀念上雖然還是很傳統的，是通過歌頌“真善美”來抨擊“偽惡醜”，最後，“偽惡醜”的代表“拖拉機手”受到了一定的感化。這一主題思想看起來並不新鮮，沒有跳出大的路子，新鮮的是莫言在這部短篇小說里找到了自己表達的趣味和出發點。他寫《因為孩子》，明白了體驗生活是件荒唐事，而《售棉大道》，則調動了他自己的真實的生活經驗我們知道，莫言在小學畢業之後，先是在家鄉務農，後來他叔叔走了後門，把他弄進了縣棉花加工廠幹活。因此，莫言有著對于收購棉花的真實感受。在《我的大學》一文里，莫言也提到了自己進入棉花加工廠的事情。，寫起來比較清新自然，不造作。語言上，開始變得準確有力起來。這就好像一列火車，終于駛上了自己的軌道一樣，雖然還開得不快，但是大方向至少還是沒有問題了。

　　莫言自己說過，他的第一篇習作是寫挖河的小說，里面有一個老地主準備搞破壞。這是別人的思想在他的腦子里跑馬，是虛假的寫作，寫得很痛苦很幹巴很沒有意思。從《售棉大道》開始，莫言開始探索著在自己熟悉的土地上遛彎兒。這里面，回到自己的生活和記憶中，最重要的還是回到真實乃至真誠當中。莫言憑著自己的直覺，很快就對比出了虛假寫作和聽從內心寫作這兩者之間的差別：聽從內心的召喚，讓他感到幸福，書寫起來如魚得水。就好像一個生鏽的水龍頭被一把巨大的扳手擰開了，自來水嘩啦啦噴涌而出。就像美國作家辛格說的那樣，每個人的腦袋上都有一個小門，有些人在那麼突然一下子之間就打開了這扇小門。莫言控制不住了自己。他按圖索驥，開始小心翼翼地回到自己的高密東北鄉，回到那個蛙噪蟬鳴的天地里去。這里面也有比較謹慎的試驗——莫言為此寫了一係列的短篇小說。我粗略地統計了一下，在1984年和1985年這兩年不到的時間里，莫言寫了《三匹馬》（1983年10月）、《大風》（1984年9月）、《石磨》（1984年10月）、《五個餑餑》（1984年10月）、《枯河》（1985年3月）、《秋水》（1985年4月）、《白狗秋千架》（1985年4月）、《斷手》（1985年4月）、《老槍》（1985年4月）、《草鞋窨子》（1985年10月）等為數眾多的小說。這些小說基本上都是以他的故鄉為背景，以他的個人情感為線索，再加上很多真真假假的家族傳說和民間傳說，雜糅在一起。一個關于“高密東北鄉”的地理版圖，開始呼之欲出。

　　在莫言的很多小說和散文里，都隱隱約約、斷斷續續地出現一個女孩子的形象，這個女孩子在他的筆下幻化成了很多的人，但是萬變不離其宗，都是他的“初戀戀人”。在《初戀》這部沒有標明創作日期，但是據我猜測大概也是這個時期的短篇小說里，九歲的“我”暗戀一個如花似玉的新進來的女孩子“張若蘭”，最後向“娘”要了一個無比珍貴的蘋果，準備送給張若蘭。結果，他在一個草垛後面截住了張若蘭，卻張口結舌，怎麼也拿不出來自己的蘋果。張若蘭對著他的影子吐了一口唾沫，昂然離去。在《白狗秋千架》里，這樣一個兒童時代的戀女，變成了一個有三胞胎兒子和一個啞巴丈夫的可憐獨眼婦女“暖姑”，她認命了，只求“我”給她留下一個質量優秀的種子。在一篇散文《也許是因為當過“財神爺”》里，她又變成了王冬妹，跟“我”一起扮演了一回“財神”，弄到了香噴噴的餃子吃。顯然，這個王冬妹就是“暖姑”的原型，莫言幾乎不需要太多的誇張，只要原原本本地把積蓄在自己記憶中的情感準確地表達出來就行了。在散文《你好，福克納大叔》里，她又被莫言還原成了石匠的女兒，插圖本《封神演義》就是這個石匠家里的。大辮子的石匠女兒，是莫言的初戀對象。以這個女孩子為原型，小說里的各種各樣的女孩子呼之欲出。我甚至懷疑，莫言在寫《紅高粱》的時候，“我奶奶”的青春年少的形象里，很可能會摻雜有“石匠的女兒”的酵母在里面。從寫作的角度來說，一個令人難忘的人物，總是會在各種小說里改頭換面地出現。同樣，小說《愛情故事》里的女知青何麗萍，則改頭換面又出現在了《豐乳肥臀》和《司令的女人》里。

　　在上面列舉的那些1984年到1985年間寫成的小說里，鄉村、傳說、母親、爺爺、村里熟悉的人群和記憶中美好的人與事，都開始進入了莫言的敘述。這些內容，賦予他靈感和激情。他的創作，變得一發不可收。

　　在《白狗秋千架》這篇小說里，第一次出現了莫言的文學版圖中的“高密東北鄉”這個詞語，同時也意味著一個文學共和國的萌生。《白狗秋千架》里，“我”還是返鄉的“成功人士”——一個年輕的解放軍軍官，對于兒時的戀人“暖姑”來說，他的身份形成了一種非常巨大的反差。軍官的返鄉，形成了一種微妙的象徵。我們可以說，這個軍官的返鄉，同時也是莫言本人的返鄉。在這部小說里，鄉村的質樸、粗野、落後、荒蠻、愚昧和命運的巨大壓力，都隱隱約約地體現了出來。在小說的結尾，“暖姑”把高粱地壓了一個圈，讓白狗把“我”帶來這樣一個情景，無疑啟發了《紅高粱》里的那個“我爺爺”和“我奶奶”的經典鏡頭。

　　可以這麼說，這個時期的莫言，已經有意識無意識地開始投資自己這片熟悉的土地，他搬運來各種建築材料，準備修建一個屬于自己的文學共和國。而後來在《紅高粱》《天堂蒜薹之歌》《十三步》《酒國》《豐乳肥臀》《檀香刑》《四十一炮》等小說里膽大包天地把天底下所有他認為合適的東西都搬到高密東北鄉來的出格舉動，都以這些小說作為開端。

　　一九八五年，莫言寫出了《透明的紅蘿卜》。這部中篇小說以“饑餓”“貧困”和“欲望”作為最直接的表現對象，除了黑孩這個令人難忘的角色之外，小鐵匠和小石匠的形象也讓人記憶猶新。黑孩就是一個饑餓的載體，他腦袋大，脖子細，可能就是以少年時期的莫言自己為描寫和回憶對象，因此里面還包含著一種深藏的情感。少年和兒童的形象，在莫言的小說里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他總是通過這些小孩的眼睛，看到了很多被人們忽略的事情。同樣，所見即所得，莫言本人也許就是所有這些小孩，他們是莫言的化身。有了這些化身，莫言變得非常輕松，輕松到了可以胡說八道的地步。《紅高粱》里，“我”父親也是一個小孩；在《酒國》里，那個不知道是侏儒還是兒童的余一尺，可能就是一個成精了的兒童；《豐乳肥臀》里的上官金童，是一個永遠都長不大的小孩，到了中年還要叼著獨乳老金的乳頭吃奶。《四十一炮》里的羅小通，也是一個餓死鬼一樣的人物。總之，在小孩的視角，大人的一本正經就變得滑稽了起來。這是一些貌似低智的小孩，通過他們，映襯出更加低智的成人世界。

　　根據莫言自己的回憶，在真實生活中，他偷了人家的紅蘿卜之後，看地的老農比較厲害，抓住了他之後把他的鞋子留下，交給了水利工程隊的頭頭。然後，這頭頭就發動好幾百人，對他進行了批鬥。莫言在毛主席像面前，認了錯。這個真實的事件，顯然對他的精神有著極大的傷害，因此，莫言在小說《透明的紅蘿卜》里都難以正式地把它寫出來莫言在十二歲參加修建水利工程的時候，曾經偷吃了一根紅蘿卜。為此，他跪在毛主席像前認罪，回到家里還立即挨了一頓毒打。這段經歷對他來說是刻骨銘心的。後來，莫言把這段經歷寫成了短篇小說《枯河》和中篇小說《透明的紅蘿卜》。具體的描寫參見莫言散文《超越故鄉之六?故鄉就是經歷》，《莫言散文》，第241~244頁，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2000。。生存的苦難和不公正，自此以後，一直是莫言關心的中心主題之一，他通過饑餓的方式，通過渴望的方式，把這種苦難和不公正表達了出來。莫言說：“什麼人說什麼話，什麼藤結什麼瓜……我是一個在饑餓和孤獨中成長起來的人，我見多了人間的苦難和不公平，我的心中充滿了對人類的同情和對不公平的憤怒，所以我只能寫出這樣的小說。”莫言：《饑餓和孤獨是我創作的財富》，《莫言散文》，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2000。也就是說，一旦正視這種苦難和不公平之後，莫言就真正找到了一把打開走向故鄉大門的鑰匙。莫言擁有了自己的翅膀和語言，在高密東北鄉的上空自由自在地飛翔。對此，莫言說：“故鄉留給我的印象，是我小說的魂魄，故鄉的土地與河流、莊稼與樹木、飛禽與走獸、神話與傳說、妖魔與鬼怪、恩人與仇人，都是我小說的內容。”莫言：《故鄉往事》，《莫言散文》，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2000。莫言有一個慈祥、愛憎分明、倔膲的爺爺，爺爺身上有各種各樣神奇的故事，因此他通過這個神奇的爺爺，走進了火紅的高粱地和久遠的味道醇正的歷史，讓我們聞到了《紅高粱》的馨香。

　　上面寫到的是莫言自己的寫作摸索，寫到他怎麼樣從虛假的寫作走向真實的寫作，從表達他人的情感到敘述自己的內心。可以說，在各個方面，莫言都準備好了，他就是還沒有徹底放開，對自己的探索還有些不夠自信，這個時候，美國作家威廉?福克納及其“約克納帕塔法縣”出現在了莫言的面前。有一種說法認為，福克納和馬爾克斯都對莫言有著很大的影響，但是據我的研究，還是福克納大一些。記得莫言曾經說過他看到《百年孤獨》是在他寫出《紅高粱》這些小說，已經擁有了“高密東北鄉”這個文學共和國之後的事情，所以“馬孔多鎮”對莫言的影響應該沒有福克納的“約克納帕塔法縣”大。實際上，作為一個虛構的地理版圖，福克納的“約克納帕塔法縣”對莫言當時還在試探和摸索的寫作（尤其指上面提到的那些短篇的寫作）有醍醐灌頂的功效。

　　莫言是在1984年12月一個大雪紛飛的下午，從同學那里借到《喧嘩與騷動》的。從福克納的“約克納帕塔法縣”里，莫言明白了：“一個作家，不但可以虛構人物、虛構故事，而且可以虛構地理……他的約克納帕塔法縣是完全虛構的，我的高密東北鄉則是實有其地。我也下決心要寫我的故鄉那塊郵票那樣大小的地方。這簡直就像打開了一道記憶的閘門，童年的生活全被激活了。”莫言：《你好，福克納大叔!》，見《莫言散文》，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2000。從此，莫言的感覺不是沒有東西可寫，而是東西多得寫不過來了。莫言得意揚揚地說：“經常出現這樣的情況，當我在寫一篇小說的時候，許多新的構思，就像狗一樣在我身後大聲喊叫。”同上。很顯然，從莫言這里我們應該得到一個小小的啟示，那就是寫作者最為重要的學習和訓練，就是找到一道打開封存的記憶的閘門。

　　對于莫言來說，福克納和他的“約克納帕塔法縣”，就是阿里巴巴的那個著名的咒語：芝麻開門！莫言打開了這扇大門，看見里面堆滿了琳瑯滿目的珠寶。

　　莫言的故事寫到這里，我覺得已經沒有什麼可寫的了。莫言在這里，已經由一個青年農民質變成了一個滔滔不絕的作家。此後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打住。

　　現在，請想變成好作家的朋友們都跟我說一句：芝麻開門！阿門！同時要做一個真誠的、善良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