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追求才有特色
——關于《透明的紅蘿卜》的對話徐懷中莫言金輝李本深施放
《中國作家》編者按:對《透明的紅蘿卜》的作者莫言,讀者大概很陌生。他是一位青年軍人,發表過一些短篇小說,其中《民間音樂》一篇受到著名作家孫犁的讚賞。本篇是莫言的第一部中篇小說,寫作上有新意,藝術上有追求,是值得一讀的作品。當然,《透明的紅蘿卜》自有不足之處,但對一個剛剛步入文壇的青年作者的追求、探索的精神,我們認為是應充分肯定的。為此,我們在刊登這篇小說的同時,發表了作者和他的老師、著名作家徐懷中以及其他幾位青年作者的對話。
徐懷中:莫言,你怎麼想起這麼寫《透明的紅蘿卜》的?
莫言:我這篇小說,反映的是“文化大革命”期間的一段農村生活。剛開始我並沒想到寫這段生活。我想,“文化大革命”期間的農村是那樣黑暗,要是正面去描繪這些東西,難度是很大的。但是我的人物和故事又只有放在“文化大革命”這個特定時期里才合適。怎麼辦呢?我只好在寫的時候,有意識地淡化政治背景,模糊地處理一些歷史的東西,讓人知道是那個年代就夠了。我覺得寫痛苦年代的作品,要是還像剛粉碎“四人幫”那樣寫得淚跡斑斑甚至血淚斑斑,已經沒有多大意思了。就我所知,即使在“文革”期間的農村,盡管生活很貧窮落後,但生活中還是有歡樂,一點歡樂也沒有是不符合生活本身的;即使在溫飽都沒有保障的情況下,生活中也還是有理想的。當然,這種歡樂和理想都被當時的政治背景染上了奇特的色彩,我覺得應該把這些色彩表達出來。把那段生活寫得帶點神秘色彩、虛幻色彩,稍微有點感傷氣息也就夠了。
徐懷中:莫言對農村是比較熟悉的。他有一篇《民間音樂》,你們看過嗎?那篇東西很精彩。莫言對農村還是有很深的感情的,寫農村題材是他的優勢。
金輝:這恐怕與他參軍時年齡較大有關係。參軍時二十歲了吧?
莫言:是的。
徐懷中:這篇作品恐怕是屬于那種只用幾句話還不容易概括出主題的作品。
莫言:生活是五光十色的,包含著許多虛幻的、難以捉摸的東西。生活中也充滿了浪漫情調,不論多麼嚴酷的生活都包含著浪漫情調。生活本身就具有神秘美、哲理美和含蓄美。所以,反映生活的文學作品,也是很難用一兩句話概括出主題的。
金輝:是的,生活中確有某些現象,是很難一下說出個究竟來的。像莫言剛才提到的,關于美與醜,在極端的意義上,還是比較容易說清的。譬如說殺人,基本上可以說是醜的,但也不絕對。只有在特定的環境下,你才能說,這是美的,或這是醜的。
莫言:這些美或醜,人人都能感覺到,但是很難用數學一樣精確的語言把它描述出來——即使數學也還有模糊數學這一說。數學語言也有它含糊的地方。
金輝:這段時間,我對模糊性琢磨得比較多。莫言自己也談到了模糊性。現在有不少理論文章提到了文學的模糊性,這還僅僅是從文學作品本身的模糊性談起,實際上還應該更拉開視野去認識。數學上出現模糊數學,是因為有許多事物無法用精確的數學語言表達。也就是說,世界上存在著能用精確的數學語言來表述的事物,也存在著模糊得只能用模糊數學語言表達的事物。如果硬要用精確表述模糊,反而失其真了。模糊數學對事物進行的是模糊概括、模糊描述、模糊把握。我覺得要談文學的模糊,首先要從生活本身的模糊談起,生活中的某些模糊性,決定了某些文學作品的模糊性。比如肖像描寫,你把每根頭發、每顆牙齒都進行了精確描繪,給人的印象也不一定清楚。中國的白描手法有時僅用幾筆,如“高個子、無胡須”,反而給人一個較清晰的印象。除了生活本身的模糊外,還有人本身的模糊——思維過程的模糊。作家把握生活是一種總體上的感覺,不可能一二三四地幾條就列出來了。感覺到的生活是模糊的。構思呢?構思也是模糊的。鄭板橋說有三種竹子:眼中之竹——這是生活中的模糊;心中之竹——畫家思維中的模糊;筆下之竹——作品中的模糊。這樣比喻顯得有點勉強,但鄭板橋說這三種竹子是不同的,每一種竹子都有自己的模糊性和精確性。生活反映到作家的頭腦中,再變成文字,基本上都是模糊語言,很少有精確語言。再就是欣賞的模糊。作品模糊性越強,讀者再創作的余地就越大。像《紅樓夢》,不同的讀者就有不同的感受,同一讀者在不同時期不同情緒下讀它,也會有不同的感受。這就是《紅樓夢》百看不厭的原因。
莫言:生活中原本就有的模糊、含蓄,決定了文藝作品的朦朧美。我覺得朦朧美在我們中國是有傳統的,像李商隱的詩,這種朦朧美是不是中國的蓬松瀟灑的哲學在文藝作品中的表現呢?文藝作品能寫得像水中月鏡中花一樣,是一個很高的美學境界。作品應與生活有一段距離。我看魯迅先生的《鑄劍》時,就覺得那里邊有老莊的那種瀟灑曠達、空靈飄逸的靈氣。站得很高很遠地觀察生活,也許可以逃避很多困難。
李本深:從某種意義上來理解,功利主義和非功利主義與寫實、寫意的問題有相通之處,《透明的紅蘿卜》寫意成分很濃,追求一種空靈意境,有點神秘氣氛,也無可非議。但我同時覺得,這種追求不能過了頭,不能為追求神秘氣氛造成玄虛。“妙不可言”固然很好,但我覺得要是“妙而可言”是不是更好一些呢?作者有意掩藏自己的意圖,也不能隔著太多層次,還是要適當考慮藝術效果,適當考慮可讀性。
金輝:莫言的作品還是有可讀性的。至少從語言上還是可讀的。長期以來,我們的讀者也養成了一個欣賞習慣,看完一篇作品,總想很輕松地一下抓住主題。
莫言:其實我在寫這篇小說時,並沒有想到要譴責什麼,也不想有意識地去歌頌什麼。一個人的內心世界哪怕是一個孩子的內心世界,也是非常復雜的。這種內心世界的復雜性就決定了人的復雜性。人是無法歸類的。善跟惡、美跟醜總是對立統一地存在于一切個體中的,不過比例不同罷了。從不同的角度觀察同一事物,往往得出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結論。
我寫這篇小說的時候,已經聽老師講過很多課,構思時挺省勁的,寫作時沒有什麼顧忌。我跟幾個同學講過,有一天淩晨,我夢見一塊紅蘿卜地,陽光燦爛,照著蘿卜地里一個彎腰勞動的老頭兒;又來了一個手持魚叉的姑娘,她叉出一個紅蘿卜,舉起來,迎著陽光走去。紅蘿卜在陽光下閃爍著奇異的光彩。我覺得這個場面特別美,很像一段電影。那種色彩、那種神秘的情調,使我感到很振奮。其他的人物、情節都是由此發酵出來的。當然,這是調動了我的生活積累,不足的部分可以用想象來補足。
李本深:莫言的這篇作品是凝聚著作者的追求的,一種風格上的追求,美學上的追求。這篇東西,初看一遍,的確感到有些朦朧,好像眼前罩著一層霧。作者究竟要表現一種什麼東西,究竟要告訴讀者一種什麼東西,一下子很難想清。但它確實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把這些印象清理了一下,與其說是幾個人物的個性和形象,還不如說是感覺到一種很濃的氣氛,一種很有色彩的調子。我總感覺到這個作品的字里行間透露出一種荒涼感,一種心靈上的荒涼感。作品中所描寫的野性的情愛、傳統的重荷以及人們在窮困的重壓下的簡單的追求,全都籠罩在一種淡淡的哀愁之中。作品中描寫的那個地方,空氣好像不大流通。蘿卜地、地瓜地、黃麻地、鐵匠鋪、橋洞、河水;石匠、鐵匠、姑娘、孩子,就呼吸著不大流通的空氣,在這種色彩斑駁的環境中生活著。我想,這種氣氛,這種意境是怎樣制造出來的呢?我覺得作者在景物描寫上也好,在心理刻畫上也好,全部採用的是一種類似白描的手法,感情衝得很淡,從而造成一種看不見的距離感,這種距離感也許是使作品產生朦朧氣氛的原因。
金輝:說到反映生活要有點距離感的問題,我覺得反映過去了的生活要達到藝術真實,必須有點距離感。如果完全沒有距離,即便能寫出真實情景,也只能寫出表面真實,或某一個側面的真實,寫不出多面的、立體的真實。如果沒有若即若離的距離感,也許能寫出客觀真實,但很難寫出心理真實。
莫言:我倒是願意對生活有意進行一些誇張和變形。
金輝:這也就是作品的主觀色彩。現在有好幾種創作觀點。有一種主張是作家退出小說,認為作家主觀色彩隱藏得越深越好。實際上,無論怎麼隱藏,作家也不可能不給他的作品加上很強的主觀色彩,他的妙處就是讓讀者不直接感到作家在指手畫腳,不代替讀者思考罷了。實際上二者是融合在一起的:一方面隱蔽自己,一方面又把很強的主觀色彩加到作品里去。如果小說沒有作家的感受,小說就是死的,就是一堆材料。莫言是有自己的追求的,把握生活有他自己的角度,表現生活有自己的手法,作品已開始有點自己的調子了。
施放:莫言這篇作品,從他開始構思一直到寫作的全過程,我都是很清楚的,我們住一個房間。他的構思不是從一種思想、一個問題而是從一種意象開始的。有天早晨去飯堂的路上,他說:“老施,我要寫篇小說。我要寫一個紅蘿卜。”我問:“你要寫一個什麼樣的紅蘿卜?”他說:“我要寫一個金色的紅蘿卜。”接著他就把那個夢給我講了。他就是從這個意象來構思這篇小說的,其他的東西都是從這兒生發出來的。這跟我們習慣的構思方法是兩回事,這里邊有很多東西值得思索。我們習慣的構思方法往往是這樣的:閱讀了一篇文章,學習了一份文件,響應了一個號召,然後用這種眼光去觀察生活,然後看到這個人值得寫,那件事值得寫。為什麼呢?因為符合中央某個精神,符合黨的要求,對四化建設有利,對改革有幫助。我們從生活中觀察到的、尋找到的一般都是這些東西。找到了這些東西,我們就開始構思了。這種構思方法,難免帶上人為的痕跡。而莫言是先捕捉到一個意象,然後內心產生一種感受,使這種感受像面包發酵一樣膨脹起來,所以,他構思出來的東西,都勢必帶著一種很獨特的色彩。這種思維方式,我覺得很值得研究。是從外往里注入,還是從里往外發酵呢?我把這種由意象而生發出來的思維方式,叫做“內省型思維方式”。這種由內向外的東西,寫出來一定帶著明顯的個人色彩,而且感情真摯。
李本深:哎,施放,你說這紅蘿卜象徵著什麼?
施放:我想,莫言在寫這篇小說前,紅蘿卜究竟象徵著什麼,他也不一定能說得清。
李本深:現在他能說得清嗎?
莫言:大概意思也許能說出來,說清了難。
李本深:我突然想起艾特瑪托夫的一部中篇小說,名字叫《白輪船》。中心人物也是一個孩子,住在外婆家里,外婆家臨近森林。傳說森林中有一個“鹿母”,孩子天天沉浸在幻想中,沿著河邊,追尋鹿母的蹤跡。後來鹿母被外公逮住殺了,孩子跳河自殺。小說以鹿母為線索,展開了人與人之間、善與惡之間、美與醜之間的復雜關係,思想的光點很集中、很強烈。《透明的紅蘿卜》的那種壓抑感、那種震撼力都是有的,但總覺得思想光散了一些,閃閃爍爍的。朦朧、空靈都是好的,要是能想辦法再把思想凝練一點是不是會更好些呢?
莫言:我是要認真考慮隨意性的問題,往往寫著寫著就信馬由韁了。
金輝:這樣也許會有神來之筆。
施放:創作時太理智了好像也不行,莫言寫東西的時候,看起來很輕松。
徐懷中:盡管他說是“天馬行空”,無拘無束,但實際上他還是有一定的法度。莫言是以他熟悉農村生活這一後盾為基礎的,興之所至,是跟隨著他對農村那種熟悉的程度。像小說中關于鐵匠爐、關于打鐵的描寫,我覺得寫得相當好。他把中國人的那種民族傳統的意念,以及那種手藝人的觀念寫得很精彩。小鐵匠為了學到師傅淬火的技術,硬把手伸到水桶里去試水溫,師傅就把燒紅的鋼鑽子戳到他胳膊上。他被燙傷了,但偷到了技術,還是很高興。這一筆寫得很真……
李本深:是很真實。這篇作品總的人物,有三個點吧?小黑孩是一個點,老、小鐵匠是一個點,小石匠和姑娘是一個點,這三點都好像是獨立的,但作者用一種淡淡的哀傷情緒把這三個點串聯起來,用一種朦朧的氣氛把這三個點籠罩起來,從而又使這幾組人物渾然一體。我覺得這里邊也體現了作者的追求。現在強調創作自由,這種自由表現在選材上,也表現在手法上。不可厚此薄彼,也不可薄此厚彼,只要是追求,就是可貴的。應該鼓勵作家進行各種各樣的嘗試,應該衝擊一下我們那些制式的、單調的作品,那些作品是提取了雜質的,是過濾了情感的。《透明的紅蘿卜》沒有過濾情感,沒有提取雜質,其中有一些自然形態的東西,但並不使人有什麼不舒服的地方,而是覺得很貼近生活,很有泥土氣息。我讚同莫言的這種嘗試。
徐懷中:寫小石匠和姑娘的情感,也很真實地反映了農村中青年男女的愛情。他們既有受封建意識束縛的一面,又有自由的一面。作者把在極端貧困生活下的農民的心理變化,很準確地寫了出來。盡管他在寫作時把那種從政治意念出發的東西掃蕩得幹幹凈凈,但因為忠實于生活,恰恰從整體上把當時農村那種氛圍很真實地再現了出來。我覺得,這篇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寫出了中國農民的命運。作者把政治背景淡化了,但極“左”路線給農村帶來的嚴重後果,還是可以從作品的氣氛中感覺到的。當時的普通農民的鬱悶心情,苦中作樂,堅韌忍耐,都從人物的活動中表現了出來。盡管作者在寫的時候,有意識地排除了政治意念,但是我覺得又恰恰達到了另一種境界。當然,如果像李本深剛才說的那樣,把思想更凝聚一些,使思想體現得更加深刻,更加鮮明,那就更好了——這里還是有它的不足之處。
莫言:我的思想還很淺薄幼稚,寫作功底也不厚實,根本沒形成自己對藝術和生活的固定的、係統的看法,一切都是支離破碎的。只不過是在聽課中,受了老師的啟發,自己胡亂地想想,胡亂地嘗試嘗試。
徐懷中:這種嘗試是很艱難的。我覺得,這是一種很難的寫法。他表現了當時的中國農村的面貌。“四清”時我在農村待過八個月,我想,只有中國農村才是這個樣子,外國農村我們不了解,只有中國農村才有這種特定的情景。實際上,土地給農民帶來的不是過去認識的那樣一種關係。把人集中起來,就在橋洞里邊睡,在這種艱苦的情況下,他們也有自己的歡樂。那種民情風俗,寫得味道很足,作者盡在不言中傳達給別人的那種感受很多。當然,我想這個作品的讀者面不會很寬,一是欣賞習慣上的問題;二是如果對農村不太熟悉的人,也許欣賞這篇作品會感到距離比較遠。但是,這不是太大的問題。我們每個人寫東西,必然有局限性,不可能寫得讓每一個讀者都喜歡。如果能像李本深剛才說的那樣,寫作時有所考慮,使得自己的作品能擴大讀者面,做到雅俗共賞,那就更好了。總體來說,我對這篇作品的印象是,如果我們不管作者的主觀意圖如何而對作品加以分析的話,還不是不可捉摸的。在讀這篇作品時,正好剛看了李存葆同志的《山中,那十九座墳塋》,我就覺得這兩篇東西是兩個味道,好像是從兩個方向攻佔了同一個陣地。李存葆的作品是反映了“文化大革命”時期的軍隊生活。莫言是反映了荒謬年代的農村生活。這兩篇作品是截然不同的兩種風格、兩種音響。我覺得都有很好、很強烈的效果。莫言看似隨意把筆撒開地寫去,但他用文字還是很節約的。比如他寫一個生產隊長,只有那麼幾行,寫隊長晚上辛苦,白天跑到菜園屋子里睡覺,淡淡一筆,給人留下很多可供回味的東西。筆墨不多,但人物性格很鮮明、很自然。剛才本深說了,莫言沒有對人物進行凈化處理,把人物很立體地帶著人物本色地勾畫出來,我覺得也是很好的。總之,從我看了莫言的《民間音樂》再加上這篇《透明的紅蘿卜》,我想,他已經初步形成了他自己的一種色調和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