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能為大政治家與否，吾不敢知。雖然，其為大教育家，則昭昭明甚也。 ———梁啟超一、廢科舉倡新學

　　誠如梁啟超所說，康有為也許不是一位實力強勁的政治家，但是他在教育領域的成就不可小覷。他既是一位教育實踐家，又是一位教育理論專家。他先後開辦了萬木草堂、廣仁學堂，寫就了《教學通義》、《桂學答問》等理論著作，以及之後出現在《大同書》中的對未來教育事業的設想，都體現了康有為對教育事業的一片熱情。

　　在近代史上，康有為並不是第一個提出新式教育理念的學者，在他之前王韜、鄭觀應等人都曾闡述過廢科舉、興新學的理論主張。康有為將前輩學者的學說匯集起來並形成一整套的教育思想體係，其中融合了東西方優秀的教育理念，極具特色。

　　康有為認為，教育的目的是培養人才，他認為人與禽獸的區別在于人生來就有思辨的能力，也有學習的能力。人與犀牛、虎豹比起來，雖然弱小卻可以降服它們，原因就在于人有智慧。而人與人之間同食同事，為何又有等級之分？其原因就在于學習。讀書人可以通過學習走上科舉之路（且不論其制度如何），而目不識丁的農民終其一生都將被束縛在土地上。教育將人與動物分開，又將人與人分開等級，卻將人與世界聯係起來。康有為指出，教育在于啟迪人的心靈，教人“覺知”，了解宇宙間的真諦，從而使民心開智。康有為意識到教育的落後導致了人民的愚昧，而人民皆愚，統治必然會衰落。同樣地，施行愚民政策的國家也不可能有進步。綜觀世界各國，國與國之間的強弱高低歸根結底還是智力的競爭，他指出“今萬國之勢，競智而不競力，競生徒而不競兵伍”，“欲任天下之事，開中國之新世界，莫亟于教育”，說的就是人才抑或教育對國家綜合實力的重要意義。

　　事實上，很難將康有為的教育思想與其政治思想剝離開。面對當時中國的嚴峻環境，維新派積極地向西方尋求救國真理，深深地意識到教育是西方國家富強的原因，也不失為曲線救國的良策，“嘗考泰西之所富強，不在炮械軍器，而在穹理勸學”，並諫言及時興辦教育，“當此綢繆未雨之時，為興學育才之事，若追亡救火之急，猶恐其不能立國也。”康有為等維新派知識分子對日本的發展變化最為感興趣。同為經受過西方列強欺淩的東亞國家，日本為何能在短短時間里崛起成為大國？善于學習、重視教育是其重要原因之一。自唐代起，日本便一直向中國學習，之後雖也有過閉關鎖國和被大炮轟開大門的慘痛經歷，但是甲午戰爭中日本居然打敗了中國。康有為在給光緒帝的《日本變政考》一文中指出：“日本之驟強，由興學之極盛。其道有學制，有書器，有譯書，有學會，有遊學，五者皆以智其民也，五者缺一不可。泰西之強由于人才，人才出于學校。日人變法，注意于是，大聘外國，專門教習至數十人，小學有五萬余所，其余各學皆兼教五洲之事，又大派遊學之士，歸而用之，數年之間，成效如此。”的確，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前只有少數男子能夠去學堂學習，自明治維新後開辦學校短短幾十年時間里就取得了難以預想的效果，原因何在？“以區區三島地，當吾國十一，而大學堂七區，蓋不以京城限也。若以吾國地論，則大學堂應有七十區矣。縱無七十區，而上海、廣東等天下輻輳之所，亦應立為大學堂，以教學者。其小學教科書至精詳矣，其官學公學所費至千萬，乃至官給補助，小學者亦五十余萬，而幼稚園、蒙學、工學、盲啞學尚不在內，其學費過我多矣。”在康有為的眼中，日本能夠在短時間內迅速崛起，原因在于意識到了教育對于國家發展、繁榮的積極作用。他不僅十分重視教育，還積極地付諸實踐，教育國民並提高全民族的素養，從而使國家民族有突飛猛進的發展。誠如康氏所說：“近日本之勝我，亦非將相兵士能勝我也，其國遍設各學，才藝足用，實能勝我也。”

　　還有一點值得提及，康有為認為國人在經歷了幾次失敗的戰爭之後，心中積聚著難以磨滅的民族自卑感和盲目的排外思想。排外並不能使國家富強，自卑只會讓列強備感優越而愈加放肆。康有為試圖利用教育使人們直面自身的不足，勇于學習，重新站立起來。中國人並不像列強眼中那樣愚昧，縱觀五千年的歷史，優秀的人才層出不窮，且不說聞名遐邇的四大發明，墨子早在戰國時期就總結了光學等物理原理，張衡發明了渾天儀，還有自鳴鐘、地動儀等。而中國之所以逐漸落後于世界，根本就在于教育方法出了問題。八股取士的制度不鼓勵人們鑽研科學知識，只知道吟詩作賦等風花雪月之事，以為風雅。手工技能都交由腦筋愚笨的人去做，固然不會有創新。但凡有一兩個智力和實踐能力均有發展潛力的，政府、社會卻不予認可，這一點充分表明並非是中國人愚鈍，根源在于社會，在于制度。康有為意識到教育可以培養才學之士，再看今日之中國，最大的弊端就在于“人才乏也，人才之乏，不講學也。”救國圖存需要才學之士的鼎力相助，“士之才否，國命之所寄也”，改革教育便成為維新變法的重要入手點。

　　基于這一原因，康有為主張廢科舉，興教育。中國幾千年來的封建教育體制束縛、摧殘了一代代讀書人，同時也阻礙了國家前進的腳步。他對此的批評十分激烈。在１８９８年寫就的《請廢八股試帖楷法試士改用策論折》中，康有為列舉了科舉制的種種弊端，其最大的害處就是“令諸生荒廢群經，唯讀四書，謝絕學問，唯事八股。”八股逐漸束縛了中國的知識分子，令人們“皓首窮經，不學無術，窒息思想，扼殺民智”，學非所用，用則不學，大好時光耽誤在些無用之事上，再加上出題人刻意刁鑽，專出難題、怪題、偏題坑害士子，最終制造出如范進、孔乙己這樣的科舉廢人，更不用說還有數以萬計的童生“老死名場”。康有為在論八股取士時說：“今日之患，在吾民智不開，故雖多而不可用，而民智不開之故，皆以八股試士為之。學八股者，不讀秦漢以後之書，更不考地球各國之事，然可以通籍，累致大官，今群臣濟濟，然無以任事變者，皆由八股致大位之故。故臺遼之割，不割于朝廷，而割于八股，二萬萬之款，不賠于朝廷，而賠于八股，膠州、旅大、威海、廣州灣之割，不割于朝廷，而割于八股。”

　　諸生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聖賢”書的應試準備佔據了大量時間，多少精英被困科場，虛耗光陰。學八股的讀書人完全不關心外部事物，其培養出的人才大都是“巍科進士，翰苑清才，而竟有不知司馬遷、范仲淹為何代人，漢祖、唐宗為何朝帝者。若問以亞非之輿地，歐美之政學，張口瞠目，不知何語矣”。對此，康有為將中國的淪陷歸結于八股取士，“中國之割地敗兵也，非他為之，而八股致之也”。錢穆先生在研究中國古代政治制度時說：“一項好的制度若能永遠好下去，便將使政治窒息。”康有為在《上光緒皇帝第四書》中再次強調，如果不將八股取士廢除，中國的現狀就不會改變。因此他堅決主張廢止八股，推行經濟等六類科目，培育人才抵禦外侮。康有為強調廢除八股而非科舉，可能他認為科舉作為選拔人才的制度，從根本上說還是可取的。在其發展過程中逐漸完善的各項規章制度，如考卷要封上卷頭以防考官作弊等對後來的教育也有啟發，真正坑害士人的並非科舉而是八股。康有為在主張廢止八股取士的同時，還積極策劃、設計了新學的基本面貌。他在《奏請廣開學校以養人才折》中說：“近百年間，文學大興，普之先王大菲特力，聘柏羅斯于瑞士，而創國民學，令鄉皆立小學，限舉國之民，自七歲以上必入之，教以文史、算數、輿地、物理、歌樂，八年而卒業，其不入學者，罰其父母。縣立中學，十四歲而入，增教諸科尤深者兼各國文，務為應用之學。其初等科二年，高等科二年。初等二年者，中學必應卒業者也。自是而入專門學者聽之。專門者，凡農商礦林機器工程駕駛，凡人間一事一藝者，皆有學，皆為專門也。凡中學專門學卒業者，皆可入大學，其教凡經學、哲學、律學、醫學四科。自是各學，以普之國民學為師，皆效法焉。”他主張學習德國“強迫義務教育”的做法，立法規定年滿六歲的適齡兒童必須去學校讀書，如有違抗則嚴懲父母。

　　之所以選擇德國，是因為“今各國之學，莫精于德。國民之義，亦倡于德，日本同文比鄰，亦可採擇。請遠法德國，近採日本，以定學制”。康有為認為德國的義務教育非常成功，“德國之所以強，以人民皆任兵，人民皆入學故也。故最行強迫教育之法，令人民七歲必入學，小學之費令鄉落人民任之，其不足者官助之”。此外，職業教育也非常有特色，“考德國所以致富強者在致精工學，專意工學校之教：一曰高等手工學，二曰工學，三曰專門工業學”。對教育的門類和科目也都有詳盡的闡述。受德國先進經驗的影響，康有為將學制設定為八年，在這段時間里，學生要學習文史知識、數學、地理、物理等課程。義務教育之後，年滿十四歲的學生可以去縣立中學繼續學習。除了繼續深入學習義務教育階段的各項課程之外，中學還特別設立外語和實用知識的相關課程。康有為將中學學制設立為四年，又分為初等科和高等科，各兩年。初等科畢業後可以選擇進入專門學校學習技能，如農商、機器、礦產、駕駛等，類似今天的職業技術學校。中學畢業後學生可以選擇進入大學學習，依照層級提高的原則，各省設立大學。特別是京師，要設立一所大學作為典范，這也直接促成了清政府創立京師大學堂。康有為在《請飭各省改書院淫祠為學堂折》中建議將各地現有的公私書院、學塾等改為現代學校，各府、縣的書院改為中學，這樣就免去了重新建造學校的麻煩。除了國家應大力扶持教育發展，還應多多鼓勵士紳捐助，國家教育人人有責。

　　康有為設立了“經學、哲學、醫學、律學”等科目為大學科目。特別值得強調的是，康有為主張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教育方法，無論是從事哪一科目的學習都應該積極地將所學知識付諸實踐。學農學的就要下地幹活，學商學的就要去市場做買賣，學礦學的就要深入礦山勘探，學醫學的就要多參加會診……這一提倡將從前的讀書人從書本中拉出來，讓他們參加到實踐生產中，不得不說是一次大的進步。康有為這樣依據層級將學校教育的等級劃分開來，義務教育、中學、專門學校、大學，課程科目也逐漸加深，從側重于技能的學習到偏向形而上的研究性學習，從某種程度說是科學合理的，放在當時的中國，這套教育體係無疑是最先進、最具可行性的方案，他的主張為日後清政府的教育改革打下了理論基礎。

　　二、萬木草堂的教育實踐

　　１８８８年，中法戰爭前後，康有為趁著在北京參加順天鄉試的機會試圖向光緒帝遞呈一本五千多字的奏折，提出變法維新、挽救危局的主張。但這次上書卻在頑固派的百般阻撓下沒有到達皇帝跟前，康有為也遺憾落榜，然而他卻因為這次上書在愛國知識分子的圈子中聲名鵲起，也算是他沒有白白折騰一場。

　　１８９０年，康有為全家移居廣州，這時他心中牽挂國家的前途命運，日夜“思聖道之衰，憫王制之缺，慨然發憤，思昌天下”，希望能夠為救亡圖存做些有意義的事情，即使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也能填補他內心的空缺與不安。于是他決定開辦學堂，廣招門生，為變法維新集聚人才力量，也為國家培育新型人才，打開通往新世界的大門。

　　１８９１年，康有為在長興里開辦了學堂，也就是後來著名的萬木草堂，並寫就了《長興學記》作為學規，以“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遊于藝”為學綱，四綱之下又擬定了若幹學科。“志于道”包括“格物”、“辨惑”、“厲節”、“慎獨”等內容；“據于德”包括“養心不動”、“變化氣質”、“檢攝威儀”等內容；“依于仁”包括“教行孝悌”、“崇尚任恤”、“廣宜教感”等內容；“遊于藝”包括“義理之學”、“經世之學”、“考據之學”和“辭章之學”等內容。此外還有“六藝之學”，即禮、樂、書、數、圖、槍。從他所設立的科目中可以窺見，康有為依然繼承了千百年來儒家的教學內容，其中的很多內容都來自儒家經典。傳統教育理念仍是其主導教育思想。這與他後來大力推行孔教、強調思想教育的思想相一致。

　　試舉幾例。康有為所說的“格物”，即為中國儒家思想中關于認識論的重要概念，其含義為“窮究事物的道理”。其最早出自《禮記?大學》：“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在這段著名的關于儒家道德修養的論述中，格物致知的目的在于使人誠心正心，修身齊家，從而追求儒家學說中的最高理想，即平天下。後經程頤、朱熹發揮後，格物致知在宋明理學中被賦予更實際的意義，格物即要探索事物的真理，它是認識世界、認識事物、探尋真理的途徑。而格物的方法就是要讀書、探討，上至無極、太極，下至微小草木，格物窮理，知之愈廣，“日格一件，積習既多，然後脫然自有貫通處”。康有為對此的闡釋則是：“夫學者如牛毛，成者如麟角，成學之難，由于外物所引也。高科美官，貨賄什器，舉目皆是，習之數十年，熒之千萬人，非有勇猛之力，精進之功，摧陷廓清，比于武事，豈能格之哉？學者當視之如毒蛇猛虎，大小怨賊，念念在茲，芟除洗伐，而後能成金剛不壞身也。”他認為世間萬物若想要全部格之，縱有萬世之軀也是不能完成的，而聰明才智空被萬物所累。這就是為什麼幾千年來學聖賢之道的人多，得聖賢之道的人少的緣故。康有為將格物定為首要科目，即是要督促學生務必擺脫外物引誘，立下宏圖志向，專心致力于學。其“格物”之核心依然沒有脫離傳統道路，也沒有遠離“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傳統理念。康有為講學過程中所涉及的西學並不係統，也沒有經過深入探究，所以難免有粗疏之處。正所謂“以孔學、佛學、宋明學為體，以史學、西學為用，其教旨專在激勵氣節，發揚精神，廣求智……每論一學、論一事，必上下古今，以究其沿革得失。又引歐美以比較證明之，又出其理想之所窮及，懸一至善之格，以進退古今中外，蓋使學者理想之自由，日以發達，而別擇之智識，亦從生焉”。

　　最初，學堂只有二十幾個學生，後逐年增加，到了１８９４年已經達到一百多人。梁啟超這樣評述康有為的教學：“雖以樂學教吾儕乎，然每語及國事機隉，民生憔悴，外侮憑陵，輒慷慨欷噓，或至流涕。吾儕受其教，則振蕩怵惕，凜然于匹夫之責而不敢自放棄，自暇逸。”康有為始終牽挂著國家民族的命運，希望能夠為國家崛起培養人才，無時無刻不以身作則，對弟子要求極為嚴格。當時廣東有不少以傳授八股應試的學館。其中不乏為了考中舉人而埋頭苦讀的文生，但是也有縱情任性、沉迷賭毒、行為放蕩的不肖之徒。康有為對此極為反感，他在萬木草堂的門廊上挂起崇尚名節的堂訓，閒雜人等不得出入；並且要求長興學舍的學生嚴守禮規，不論寒暑一律著長衫，一看便知是康門弟子。此外，康有為還在《長興學記》中提出了學者之“四恥”：一是恥無志，即以讀書人沒有遠大志向為恥；二是恥徇俗，即以讀書人受世俗風氣熏染為恥；三是恥鄙吝，以鄙陋刻薄為恥；四是恥懦弱，以懦弱為庸人行為，讀書人當自恥之。康有為以此四點作為學生的行為戒律，要時刻謹記。

　　三、開民主教育之先河

　　康有為的長興學舍開辦以後，由于錄取、教學方式及教學內容等均新穎獨特，漸漸地吸引了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前來拜師。隨著人員的擴充，學舍也一再搬遷，萬木草堂最鼎盛時期“學者大集，乃晝夜會講”。康有為招收學生的方式很特別。梁啟超曾這樣記述道：“中國學風之壞，至本朝而極，而距今十年前，又末流也。學者一無所志，一無所知，唯利祿之是慕，唯帖括之是學。先生初接見一學者，必以嚴重迅厲之語大棒大喝，打破其頑舊卑劣之根性。以故學者或不能受，一見便引退；其能受者，終身奉之，不變塞焉。先生之多得得力弟子，蓋在于是。”這種挑戰學生思想“底線”的錄取方法在當時是絕無僅有的。

　　在開辦萬木草堂的幾年時間里，康有為還不時地離開廣州，或參加應試，或遊覽講學，但從未中斷學生的課程。康有為每次離開之前，必定要作好學習計劃，並指派梁啟超等學長照顧、輔導學生。如有不懂之處可以請教學長，梁等必傾力解答。萬木草堂的學生張伯楨曾記載道：“光緒乙未（１８９５年），會康先生入都應春官試，草堂學務由學長代為主持。每日功課依先生所定章程閱書寫筆記，有疑義則請益于學長。學長原為梁任公（啟超）、梁伯雋（朝傑）二君，以任公、伯雋亦入都會試，改由徐君勉（勤）及王鏡如（覺任）代理。君勉奔走國事，不常在草堂，由鏡如獨任其事。先生定制，學長每星期講學一次。”有時候康有為出遊的時日較多，學生若有疑問可與康有為書信往來。康有為雖不在草堂，但學生從未因此而荒廢功課，依然是夙興夜寐，學習一事從未斷絕。

　　康有為的教學方法同樣異于其他。據說，康有為每次上臺講課之前，必先讓人敲鼓，聽到鼓聲的學生前來聽講。看到學生們坐滿了，康有為講得更加投入，妙趣橫生，頗有名士之風。萬木草堂的學生盧湘父曾回憶說：“萬木草堂之教法志在培養有用之人才。其所講授，非當時學者之所願聽，亦非讀書不多者之所能聽。草堂來學者，大都讀書頗多，而志趣稍異者，故人才之萃于一門，非偶然也。”據說，康有為在講堂上必講劉歆偽經、今文經學、張三世和通三世等內容，確實是其他學者不願意聽到的。而且康有為講課不用書本，也不寫講義，所有內容都在他的腦子里。據說康有為最喜歡講的內容是《古今學術源流》，從先秦諸子到宋明理學、從儒家思想到佛道淵源、從書法創變到詩詞格律，再到清代學術，康有為的腦中有一條清晰的脈絡，將中國幾千年的學術發展溯源理順清楚，這充分證明了他的博學廣識和對典籍的熟練掌握。學生們跟著康有為的思路一路回溯，倣佛是在歷史長河中暢遊。張伯楨後來回憶道：“先生綜博群籍，貫穿百氏，通中西之郵，參新舊之長。余從學之余，輒為筆錄，積久成冊，時用溫習，回念師門，猶不勝時雨�w陽之感雲。”梁啟超則描繪道：“先生每逾午則升座講古今學術源流，每講輒歷二三小時，講者忘倦，聽者亦忘倦。每聽一度，則個個歡喜踴躍，自以為有所創獲，退省則酉覃酉覃然有味聞之而彌永也。”

　　學生們除了聽講座，還要讀書做筆記，記下讀書時遇到的問題和心得。據梁啟超回憶，學生們要讀的書除《春秋公羊傳》、《論語》、《孟子》、《春秋繁露》等經典之外，還有傅蘭雅、李提摩太等翻譯的西洋書，以及嚴復等翻譯家的譯作，關于自然科學的譯作也在閱讀范圍之中。康有為要求學生每半個月將筆記（即功課簿）上交檢查，對其中學生提出的疑惑必悉心答復，絕無敷衍。學生的筆記本寫滿後即列入收藏，供新入學的後輩閱覽。據說，康有為將家中收藏的歷代書籍搬到萬木草堂，在這里設立了一個藏書室，也即圖書館。學生們可以借閱圖書，學生們按月依次值班管理，負責借還業務。因館中的圖書包括康有為的珍藏善本，故學生們都很珍惜一個月的值班機會。盧湘父曾回憶說，其他同學在宿舍里閉戶自修，而他卻得以在圖書館飽覽群書，對讀書人來說不能不說是一件快事。萬木草堂還設有一本《蓄德錄》，學生們在上面抄錄名人名言、名篇名句供大家傳閱學習，擴展知識面的同時也能了解同門師兄弟之間的學術進展情況。

　　康有為還發動學生跟他一同編書。《孔子改制考》便是十幾個學生把上自秦漢下至宋代的學者著述仔細檢閱，將其中關于孔子改制的言論一一挑出並注明出處，作為資料備用。這種做法不僅督促學生讀書並積累知識，還鍛煉了他們收集、選擇資料等學術能力，一舉多得。

　　此外，萬木草堂不設考試和年級，學業評定全憑學生們的筆記功課，學業指導和日常管理均由康有為和他指定的學長負責，梁啟超、陳千秋、徐君勉等擔負學長責任，對後輩有問必答，直諒多聞，大家共同討論、共同學習，營造出萬木草堂互助學習、獨立思考的教育景觀和民主和諧的學術氛圍。

　　康有為在萬木草堂實踐其教育思想的行為引起當地保守勢力的不滿，嘲諷、譏笑甚至詆毀萬木草堂的人不在少數，康有為和他的弟子們頂受住重重壓力，其毅力與勇氣著實可嘉。曾參加過維新變法的張元濟在《追述戊戌變法雜蚑》里的一首詩中說：“南洲講學開新派，萬木森森一草堂。誰識書生能報國，晚清人物數康梁。”後來很多民主進步人士都對萬木草堂讚賞不已，給予其很高的評價。從萬木草堂中走出的仁人志士為後來的維新變法以及新思想的傳播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１８９８年，清政府下令查封萬木草堂，藏書室里的書籍也被焚毀，但是消滅的終究只是形式，新思想的種子已經種下，並且開始萌芽。梁啟超這樣評價康有為的教育實踐：“先生不徒有教育家之精神而已，又備教育家之資格。其品行方峻，其威儀嚴整，其授業也，循循善誘，至誠懇懇，殆孔子所謂誨人不倦者焉；其演講也，如大海潮，如獅子吼，善能震蕩學者之腦氣，使之悚息感動，終身不能忘，又常反復說明，使聽者渙然冰釋，怡然理順，心悅而誠服。”

　　梁啟超後來不無深情地回憶萬木草堂的歲月時曾說：“每月夜，吾儕則從遊焉。粵秀山之麓，吾儕舞雩也，與先生或相期或不相期。然而春秋佳日，三五之夕，學海堂、菊坡精舍、紅棉草堂、鎮海樓一帶，其無萬木草堂師弟蹤跡者蓋寡。每遊率以論文始，既乃雜睞泛濫于宇宙萬物，芒乎距乎，不知所終極。先生在則拱默以聽，不在則主客論難鋒起，聲往往振林木，或聯臂高歌，驚樹中棲鴉拍拍起。噫嘻！學于萬木，蓋無日不樂，而此樂最殊勝矣。”此言此景不禁令人想起曾點之“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蚑而歸”的美好景象，相比于其他的教育形式，萬木草堂無疑是新思想的先行者和實踐者。

　　四、《大同書》中體現出的教育設想

　　康有為在《大同書》中對大同世界的各個領域都有設想和預測，當然也包括教育。在他的思想里，他始終認為西方之所以強大，憑借的並不是堅船利炮，而是教育。而中國衰落的根本原因也是教育。因此，他把教育作為救國的手段，把教育看成是通向大同世界的橋梁。康有為主張“去九界”，與教育都有些許關聯。例如“去家界”，滅家族後兒童由政府供養，提供義務教育；“去種界”，則是要通過教育手段提高其他人種的素質水平；“去形界”中提倡保障婦女受教育的權利；“去產界”之後，設立農工商學校，產學相結合等。

　　康有為設計了一整套的教育程序，人自出生至二十歲的培養和教育都由政府統一承擔：“一曰人本院，凡婦女懷妊之後皆入焉，以端生人之本，胎教之院，吾欲名之曰人本院也，不必其夫贍養。二曰公立育嬰院，凡婦文生育之後，嬰兒即撥入育嬰院以育之，不必其父母撫育。三曰公立懷幼院，凡嬰兒三歲之後，移入此院以鞠之，不必其父母懷抱。四曰公立蒙學院，凡兒童六歲之後，入此院以教之。五曰公立小學院，凡兒童十歲至十四歲，入此院以教之。六曰公立中學院，凡人十五歲至十七歲，入此院以教之。七曰公立大學院，凡人十八歲至二十歲，入此院以教之。”

　　其中所謂的“公立懷幼院”類似于今天的幼兒園，保證兒童身心健康發展；“蒙學院”、“小學院”類似于今天的義務教育階段，承擔著啟蒙、發智的任務，“養體為主”、“德育為先”；而“中學”在所有的教育階段中的地位最為重要，主要任務是“養體開智”、“智德為重”。康有為要求學生十一歲離開“小學”進入“中學”，至十五歲而出。他認為這一時期的青少年處在學習的黃金時期，也是品德、人格的形成時期，還是為日後一生的學業打基礎的時候，因此抓住這一時期的教育至關重要。日本、德國等國家強迫義務教育是合理的。大同世界內人人平等，二十歲之前均有受教育的機會，這對于國民素質的提高有重要意義。進入“大學院”的人們有機會憑個人興趣選擇一門作為深入研究的專學。學成之後以其所學，推薦到相應的職能部門工作，真正做到學以致用、人盡其才。此外，康有為還積極倡導學校開展音樂、體育、美術等素質教育課程，這在中國教育歷史上實屬首次。康有為在《大同書》中指出：“大學更重德性，每日皆有歌詩說教，以輔翼其德，涵養其性。”學生在培養高尚思想道德品質的同時，還應提高綜合素質。康有為對學校體育、音樂非常重視，認為體質與藝術修養影響著人未來的發展。他主張兒童時期就開始體育鍛煉，小學應有各種體育設施，如體操場、遊樂場等，一味死讀書對孩子有害無益；大學也應注重體育運動，如體操等，其目的在于“激勵氣節，發揚精神”。康有為在萬木草堂時期就開始這方面的探索，他要求學生平時注重音樂、體育的訓練，將智育、德育、體育和實踐有機地結合起來。梁啟超對此評論說：“中國數千年無學校，至長興學舍，雖其組織之完備，萬不逮泰西之一，而其精神則未多讓之。其見于形式上者，如音樂至兵式體操諸科，亦皆屬創舉。”

　　除了對教育體係的設計，康有為還考慮了各階段教育的布局地點、師資建設等細節層面的問題。他認為人本院應設立在溫度適宜、地勢平坦、風景秀麗、空氣清新、環境宜人的地區，利于孕婦安心靜養；育嬰院要選擇在環境幽靜、氣候適宜、更貼近自然的地區，目的是讓嬰兒成長于大自然中，以養嬰兒之仁心；小學院則擇山水佳處，不僅要建設明亮的教室，還有圖書館、操場、遊樂園等娛樂設施，滿足孩子愛玩的天性；等等。

　　對于教師隊伍的建設，出身于教育世家的康有為將教師放在非常高的位置，他甚至將中國乃至世界的未來都寄托在了教師，尤其是中學教師的身上。教師的高尚德行、優良作風對于孩子的影響是至關重要的。他主張小學院的教師一律啟用女性，因為小學院的孩子基本上都處于幼年時期，需要女性母親般的呵護與關懷。相比于男性，女性更溫柔善良、更有耐心和愛心，對孩子的人格塑造與發展有積極的作用。女性擔當教師實際上是利用其自身優越性，既是教師，又承擔了部分保育的責任，有一定的實踐意義。而到了“中學院”，學生的生活可以自行料理，教師就不一定是女性，而是有才能者居之。這一階段教師的責任是“導之以正義，廣之以通學，繩之以禮法，雖于慈惠之中而多用嚴正之氣”，重點在以正氣影響青年，使其形成健全的性格和心理。因此教師必須挑選學問廣博的賢德之士，為行誼方正、德行仁明、慈幼有恆者，只有言傳身教、誨人不倦的通達敬業之人方能承擔起教導青年的重任。“大學院”分科即細，無論男女，只要是業務精深、學問精進的賢者即可擔當大學教師。

　　康有為的大同教育理念是儒家教育思想與西方現代教育思想相結合的產物。他打破了中國幾千年來禁錮的教育體係，試圖開創一條全新的道路，如其中對于教師的選擇、對于教學環境的重視等，他的種種設想無疑是有進步意義的，對後世的教育理念也有一定的啟發。康有為的大同思想本身建立在烏托邦社會的基礎之上，但其中也包含著不合理的成分，如他對于人本院、育嬰院等的設計，這種統一的、規范化的管理並不一定會收獲好的結果，反而會因此而失去人才多樣化的可能。然而不可否認的是，康有為關于各個教育階段的銜接，以及他對于德育、美育等全面發展的教育理念是值得我們借鑒和學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