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公車上書》受到阻撓以後，很多起初參加聯名上書的舉人出于各種顧忌，不願再冒這麼大的政治風險，紛紛退出。作為這次運動的領袖，康有為跟別的舉人是有所不同的，別人可能是出于一時的民族情感，一旦事情過去了，政治熱情就減弱了。可是康有為更具有大無畏的精神，而且他看到了政治事件背後更深重的民族危機，所以更堅定了他希望自己的主張能夠被皇上聞知的想法。可是這時已經沒有可以依靠的群體，所以他決定將上書的內容作一些修改，以個人名義再次進呈皇帝。

　　這一年的科舉考試中康有為中進士第八名，授工部主事。康有為的科考之路可謂坎坷，自幼熟讀經書，被人稱為神童，後又師從大儒朱次琦，算得上是不可多得的奇才，可是科舉考試卻屢試不中，秀才考了三次，舉人考了七次，三十八歲始得功名，雖說不至于像范進一樣瘋掉，至少也是一件十分可喜可賀的事，可是個性十足的康有為並沒有前往赴任。5月他遷出南海會館，修改《公車上書》的部分內容，詳盡闡述了變法的次序及原委，並遞送都察院。可是都察院告知康有為，已有公職的依照朝例應該由自己所屬的部門呈遞，但是工部也因為一些人情上的緣由沒有接收，最後是袁世凱表示願意幫忙，此舉贏得了康有為的好感和信任，但是最後袁世凱的上司榮祿也拒不接收。國難已如此深重，而中直諫言依然無人理睬，康有為失望至極，打定主意要離開京城。可是好友陳次亮、沈子培都覺得在當時外辱方深的形勢下應該做一些比講學著書更有實效的事情，在好友的再三挽留下，康有為在京城留了下來。康有為已經改變了第一次上書時單憑一己之力的做法，聚集各省舉人共同吁請朝廷，可是結果依然以失敗告終；已經取得了功名，再次上書也依然受到阻隔。這些事件一方面使康有為為國家蒙受恥辱感到痛心，另一方面也使他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中國這片土地上頑固勢力的迂腐和強大。

　　這時康有為深刻地認識到想要通過個人的努力一步登天地去籌劃維新事業是不可能的，單憑一股臨時聚集的力量也是遠遠不夠的，“必合大群，而後力厚也”。思想是行動的先導，要先使世人在思想上有所轉變，才能在事情上有所成功。于是上書失敗以後康有為積極奔走，希望中國能夠成立學會，講求政治。然而中國的風氣向來散漫，士大夫出于各種禁忌，為避嫌疑不敢聚集在一起討論國家形勢。在陳次亮的建議下，康有為決定先通過報紙使朝中士大夫懂得成立學會的重要性，了解變法情由，形成開明的風氣。

　　康有為選擇了一個很好的時機，一方面他雖然沒有到工部任職，但是他已經被朝廷授予了官職，這與之前以布衣身份言政還是有所不同的。而且經過上書倡言變法一事，作為維新領袖，康有為這個名字已經被很多士人所熟知，甚至也引起了一些朝臣的關注。又有萬木草堂的賢能弟子追隨，佐其成事，這也擴大了他的影響。另一方面甲午新敗，國恥當頭，人心思變。這兩個有利條件使他辦報和組織學會的活動得以開展，並發揮為變法制造輿論的作用。

　　他和門人先自行籌款，于1895年6月27日正式在北京創辦了《萬國公報》，該報的名字與英、美傳教士在上海組織的廣學會所辦報紙同名。廣學會的《萬國公報》成立的時間比較早，在社會上已經形成了一定的影響，有助于新報紙的發行。《萬國公報》是形同《京報》的木板雕印的兩日刊，由康有為的得意弟子梁啟超和麥孟華主筆，委托民間報房雕印。在內容上，長篇主要是轉載上海廣學會《萬國公報》的文章，介紹西方政治經濟概況，宣傳“富國”、“養民”、“教民”之法，短篇多由梁啟超主筆介紹變法思想。他們所印的每期報紙都隨報房所印《京報》免費向朝中士大夫分送。起先大部分的款項由康有為捐出，後來陳次亮、張君立都來幫助他，但是期期都要用錢，累積下來也是一個不小的數目，康有為一度有過典衣辦報的窘困。但是辦報還是如康有為所願，發揮了一定作用的。

　　“報開兩月，議論漸明。初則駭之，繼而漸知新法之益。”朝臣士大夫中，慢慢地有些較為開明的官僚開始對變法的觀念產生興趣。帝師翁同騄在《馬關條約》簽訂之後，深受觸動，開始向變法靠攏。他曾經來拜訪過康有為，可是不巧康有為不在。但是得知這件事以後，他很受感動，主動去謁見翁同騄。見面後，翁同騄對1895年不代康有為上書的事情表示了真誠的歉意，說自己當時真的是不了解日本的情況，十分慚愧。為了共同的維新大業，康有為盡釋前嫌，與翁同騄討論變法之事，相談甚歡，甚至忘記了時間，最後翁同騄還向康有為索要他倡導新法的文章。當時康有為對朝中的權力架構並不熟悉，不知道皇上沒有實權，所以他認為翁同騄可以利用帝師的特殊身份給皇上較大的影響，特別是在思想上。他當面稱翁同騄應當以變法維新為己任，廣泛地推舉賢能，促進維新大業。這時翁同騄才道出了原委，他說：“我與你雖然是第一次見面，但是十年前我就聽說過你，算得上是老朋友了。我要跟你說的事情你要保密。皇上實際上沒有什麼實權，太後對他多有猜忌。就連皇上賞近支王公大臣點心，太後都要派人檢查，看點心里是否藏了密詔。現在皇後也不許皇上過多地和我接觸。即便是我在家里會見客人，都會有太後的線人窺視打探。所以我不敢頻繁地會見客人，這實在是有難言之處的。”聽完翁同騄這一番話，康有為才略略地知道了一些宮中內幕，但是沒有仕宦經歷的他並沒有真正了解到其中的利害。朝中好不容易有人有變法之心，這是他政治主張得以實現的一線希望，所以他還是頻繁地給翁同騄寫信，希望他能推動朝廷變法。

　　在統治階級上層尋找希望的同時，康有為也覺得輿論漸開，再次倡導建立學會的時機趨于成熟，于是7月底8月初他又開始帶著闡述自己政治觀點的文章到處遊說，講明建立學會的必要性，希望能從官員中爭取到更多支持的力量。康有為的此番遊說也確實聯絡到了一批官員，如袁世凱、楊銳、沈子培和沈子封兄弟等人，“即席定約，各出義捐”成立強學會。強學會設立在北京宣武門外後孫公園，由陳次亮擔任強學會的提調，張孝謙任幫辦。列名的還有梁啟超、麥孟華、汪大燮、王鵬運、陳仰垣、袁世凱、徐世昌、楊銳、張權（張之洞之子）等，共二十二人，帝師翁同騄、孫家鼐，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王文韶，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武將宋慶、聶士成以及英、美傳教士李提摩太等人。起初強學會的支持者不但人數眾多，而且背景復雜，大多有著較高的政治地位，這使強學會一開始聲勢就比較大。大家各盡其力，翁同騄為學會籌撥了一臺機器，各會員紛紛捐款，很快強學會就已經經費巨萬。這使康有為大受鼓舞，他熱血沸騰地親自為強學會起草了序言。俄北瞰，英西胏，法南瞵，日東眈，處四強鄰之中而為中國，岌岌哉！況磨牙涎舌，思分其余者，尚十余國。遼臺茫茫，回變擾擾，人心惶惶，事勢矺矺，不可終日。

　　昔印度，亞洲之名國也，而守舊不變，乾隆時英人以十二萬金之公司，通商而墟五印矣。昔土耳其，回部之大國也，疆土跨亞歐非三洲，而守舊不變，為六國執其政，剖其地，廢其君矣。其余若安南，若緬甸，若高麗，若琉球，若暹羅，若波斯，若阿富汗，若俾路芝，及為國于太平洋群島、非洲者，凡千數百計，今或削或亡，舉地球守舊之國，蓋已無一瓦全者矣。

　　我中國孱臥于群雄之間，鼾寢于火薪之上，政務防弊而不務興利，吏知奉法而不知審時，士主考古而不主通今，民能守近而不能行遠。孟子曰：“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蒙盟、奉吉、青海、新疆、衛藏土司圉徼之守，鹹為異墟；燕、齊、閩、浙、江、淮、楚、粵、川、黔、滇、桂膏腴之地，悉成盜糧。吾為突厥黑人不遠矣。

　　西人最嚴種族，仇視非類。法之得越南也，絕越人科舉富貴之路，昔之達宦，今作貿絲也；英之得印度百年矣，光緒十五年始舉一印人以充議員，自余土著，畜若牛馬。若吾不早圖，倏忽分裂，則桀黠之輩，王、謝淪為左衽；忠憤之徒，原"夷為皂隸。伊川之發，駢闐于萬方；鐘儀之冠，蕭條于千里。三州父子，分為異域之奴；杜陵弟妹，各銜鄉關之戚。哭秦庭而無路，餐周粟而匪甘。矢成梁之家丁，則螳臂易成沙蟲；覓泉明之桃源，則寸埃更無凈土。肝腦原野，衣冠涂炭。嗟吾神明之種族，豈可言哉！豈可言哉！

　　夫中國之在大地也，神聖繩繩，國最有名，義理制度文物，駕于四溟，其地之廣于萬國等在三，其人之眾等在一，其緯度處溫帶，其民聰而秀，其土腴而厚，蓋大地萬國未有能比者也。徒以風氣未開，人才乏絕，坐受淩侮。昔曾文正與倭文端諸賢，講學于京師，與江忠烈、羅忠節諸公，講練于湖湘，卒定撥亂之功。普魯士有強國之會，遂報法仇。日本有尊攘之徒，用成維新。蓋學業以講求而成，人才以摩厲而出，合眾人之才力則圖書易庀，合眾人之心思則聞見易通。《易》曰：“君子以朋友講習。”《論語》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海水沸騰，耳中夢中，炮聲隆隆。凡百君子，豈能無淪胥非類之悲乎！圖避謗乎？閉戶之士哉！有能來言尊攘乎？豈唯聖清，二帝、三王、孔子之教，四萬萬之人將有托耶！

　　在序言中，康有為還是先強調了中國所面臨的重重危機，然後以被殖民和瓦解的印度、土耳其為例，警示會中成員乃至國中之士。又從中國歷史中旁徵博引，證明成立學會對國家變法自新的重要作用，闡明了強學會廣聯人才，創開風氣，挽救時局的宗旨。最後他滿懷激情地號召君子士人不要畏險自保，應積極參加學會，共同為國家的前途命運出力。從這篇序言來看，強學會不僅是一個講學的團體，更是在一開始就充滿了政治色彩，是維新派“欲開民智先開官智”，向朝士官僚宣傳維新思想的陣地。在這一點上，梁啟超也曾經說強學會的性質“實兼學校和政黨而一之”。這樣，中國資產階級最早的政治團體便以這種復雜的形態出現了。它從一開始就在尋找開明官僚作為可以依賴的力量，沒有自己的力量就注定了這個團體可能會遭遇輕易解體的結局。

　　成立之初，強學會還是以輿論為主，不僅每十日一聚聽取有關時事的演說，還“以報事為先”，積極地擴大報紙的影響。他們認為原來借用廣學會名稱的《萬國公報》應該有一個自己獨立的名字，而正好在報刊名稱上英國教士李提摩太也向康有為等人提出了異議，所以很快《萬國公報》改名《中外紀聞》，作為強學會的機關報。該報十一月初一正式出版，由梁啟超和汪大燮主筆，每次發行量為兩三千份左右，隨《邸報》附送京官。

　　《中外紀聞》顧名思義是一份介紹西方知識、傳播新學的報紙，它主要是編譯西電西報，介紹各國政治狀況，是維新派宣揚其思想主張的陣地，其中不乏激進的政治主張。當時還一度出現過免費奉送都有人不願接收，重金酬謝都沒人願意代送的情形。盡管維新派一再聲稱他們只是為了廣開輿論、富國強兵的目的而聚集在一起，但是其政治性還是顯而易見的，這自然會引起封建頑固派的警惕。不僅如此，甚至一些會員也會向這個組織發難，這就又要說到強學會成立之初，入會之人背景的復雜。他們雖然對向西方學習表現出了興趣，但是從本質上說，他們還只是開明官僚，大家在很多問題上的底線和根本的利益、立場還是很難融合的。這樣強學會內部很快出現分化，甚至遭到激烈的彈劾也在情理之中。

　　關于強學會遭彈劾的原因還有一種說法是，當時很多朝中大臣紛紛捐款，加入強學會，剛剛在《馬關條約》上簽字的李鴻章也主動提出向學會捐款兩千元以示支持的時候，康有為卻將李鴻章視為賣國求和之徒，拒不接受他的捐款。在合約上簽字的雖是李鴻章，但那是大清朝廷的意思，李鴻章一人將戰敗求和的罵名背在自己身上，那是身為朝臣的恥辱和隱痛。康有為此舉戳到了李鴻章的最痛處，他的張狂固執給強學會的發展帶來了隱患。沒過多久，李鴻章的兒女親家、禦史楊崇伊便上折彈劾強學會“私立會黨”、“植黨營私”，請求清政府下令查封。

　　而關于此事，康有為在1896年《記強學會事》中是這樣寫的，學會之所以遭到彈劾是因為會中某官剛愎自用，遭到會員的厭惡，強學會在琉璃廠設立分會時將其置于局外，沒有跟他商議，所以因為這樣的冒犯而招來彈劾之事。

　　我們現在來看，康有為所言設立分會時的矛盾或許屬實，但是事之成敗一定是在更深刻的必然性的基礎上，偶然性才能發揮作用的。個人恩怨只是一個表面的現象，深層的思想分化和不同立場上的政見分歧恐怕才是真正的原因。

　　康有為這樣說或許是在聚攏人心，希望挽救面臨解散的強學會。他說“從來意見不合，足以害事，凡辦大事必有阻撓，然新局凡百余人，大勢已成……有兩帝師從中主持，不日可以復開”。

　　事實上強學會在十二月初六遭到禦史楊崇伊“植黨營私”，“販賣西學”，“請飭嚴禁”的彈劾後，很快就被封禁了，只刊出了一個月零五天的《中外紀聞》也被迫停刊。後來在一些會中人士的努力下，強學會改為了官書局，成為官僚係統的一部分，只做翻譯之用，“漸諱時政”，排斥維新，完全失去了強學會倡導維新、力主變革的政治團體性質。京師強學會和《中外紀聞》遭到頑固勢力的打擊時，曾有人勸康有為躲避政治風波，可是他沒有輕易地放棄，而是出京南下，打算在上海建立新的強學會。當時上海是一個特殊而且重要的地區，不僅是南北樞紐，也是中西匯合之地，是康有為眼中最宜“合群”的地方。他帶著這種政治上的期待，拜訪了時任兩江總督的張之洞。在得到開明官僚張之洞的支持之後，康有為開始積極籌備上海強學會一事。不久上海強學會成立，康有為特擬《上海強學會序》。

　　天下之變岌岌哉！夫挽世變，在人才；成人才，在學術；講學術，在合群。累合什百之群，不如累合千萬之群，其成就尤速，轉移尤巨也。今者海內多故，天子怒焉憫憂，特下明詔搜求才識宏達及九能之人、一藝之士，而應詔者寡。固搜訪之未逮歟？得無專門之學風未啟，有以致之耶？故患貧而理財，而專精農工商礦之學者無人；患弱而訓兵，而專精水陸軍及制造船炮之學者無人；乃至外國政俗亦寡有深通其故者，此所關非細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