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遇見皮埃爾居里是在一八九四年的春天，當時我住在巴黎，已經在巴黎大學讀了三年了，並且已經通過了物理學科的學士考試 ()Ｋ，在準備數學學士學位的考試，與此同時，我開始在里普曼教授的實驗室做研究。我認識的一位波蘭物理學家十分敬重皮埃爾居里，有一天，便邀請我們一起去同他們夫婦共度周末。

　　當我走進客廳時，正看見皮埃爾居里站在朝向陽臺的落地窗旁。我覺得他看上去十分年輕，盡管已是三十五歲的人了。他目光清澈，炯炯有神，身材修長，十分瀟灑，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說話慢條斯理、深思熟慮，態度率直，笑起來既莊重又有生氣，讓人頗為信賴。我們交談起來，很快便十分投機。我們一開始談的是科學問題，我很樂意問問他的看法。然後，我們便轉到共同感興趣的社會問題和人類的問題。我倆雖然國籍不同，但彼此對事物的看法卻驚人地相似，想必這部分是因為我倆所生活的家庭環境有著某種相同的道德準則使然。

　　我們在物理學會和實驗室再次相遇，然後他便請求允許他前來拜訪我。我當時住在大學區的一幢樓房的七層，這是一座破樓，我因經濟條件所限，只能住這種公寓。但我仍舊樂呵呵的。因為我已經實現了我多年的夙願，能夠在科學方面進行深造了。當時我已二十五歲了。皮埃爾居里登門造訪，見我住得這麼差，對我表示了真誠的關懷與同情。這之後，他就經常跟我談及他願終生為科學研究而奮鬥的夢想，並請求我能與他共同分享這種生活。但是，我一時還很難下此決心，因為假若此事成真，那就意味著我將與我的家庭、我的祖國分離，並放棄對我來說彌足珍貴的為社會服務的種種計劃。我是在被蹂躪的波蘭的一種濃重的愛國主義氛圍中長大的，我想像許許多多祖國的青年人一樣，竭盡全力為保存民族精神而貢獻自己的力量。

　　假期開始，我離開巴黎回到波蘭父親的身旁，我倆的事也就擱下了。在人分兩地的這段日子里，我們鴻雁傳書，彼此間的感情未減反增。

　　一八九四年夏天，皮埃爾居里給我寫的一些信很有文採，熱情洋溢。信都不長，因為他習慣了言簡意賅，但是他的每一封信都在誠心誠意地表示著他對我的一片深情，希望我能成為他的終身伴侶。我對他的文字功底十分欽佩。沒有誰能像他那樣三言兩語就把一種精神狀態或一種境況表達出來，而且是用一種十分簡樸的方式講出事情的本質，給人以難忘的印象。他的信有幾段我在這本小書中已經引述過了，其他的我以後還要引述。下面我先把他殷切希望我能成為他的妻子的幾段引述一下：

　　我倆已經彼此承諾（是不是呀？）至少相互之間保持一種偉大的友誼。但願您沒有改變初衷！因為口頭承諾並不算數的，而這種事又是無法強求的。然而，這又會是一樁美事，我鬥膽地盼著我倆能相依相偎地在我們的夢想中度過一生：您報效祖國的夢、我們為人類謀幸福的夢和我們的科學之夢。在上述這些夢中，我認為最後的那個夢是可以實現的。我這是想說，我們無力去改變社會現狀，即使有這種可能的話，我們也不知道怎麼去做，憑一時想象去做，說不定會好心辦了壞事，阻礙了社會不可避免的進程。而科學方面卻不同，我們是可以做點什麼的，因為這一領域腳踏實地。我們心里清楚，盡管這一領域很狹小，但我們必有所獲……

　　我心急難耐地建議您十月份返回巴黎。如若您今年不回巴黎，我會非常痛苦的，不過，我這可不是出于一個朋友的私心才叫您回來的。我只不過是認為您在這兒學習更加有利，並且能夠完成更加實在有用的工作。

　　根據這封信，我們可以明白，對于皮埃爾居里來說，他的未來就只有一條路。他把自己的生命獻給了他的科學夢。他需要一位與他一起去實現這同一個夢想的伴侶。他不止一次地跟我說，他之所以直到三十六歲都還沒有結婚，是因為他不相信會有符合他的這一絕對條件的婚姻的存在的可能性。

　　二十二歲時，他曾在他的日記中寫道：

　　女人比我們男人更喜歡為生活而生活。天才的女人簡直是鳳毛麟角。因此，當我們被某種神秘的愛情所驅使，想要進入某種反自然的道路時，當我們全神貫注于自然奧秘時，我們往往就與社會相隔絕，我們就常常要與女人去鬥爭，而這種鬥爭又幾乎永遠不是勢均力敵的，因為女人會以生活和本能的名義扯住我們的後腿。

　　另外，從所引述的信中，我們可以看出皮埃爾相信科學，相信科學對人類有著無窮的力量，這種信念是堅定不移的。巴斯德說過：“我堅定不移地相信科學與和平將戰勝愚昧和戰爭。”皮埃爾與巴斯德可以說是看法太一致了。

　　這種認為科學可以解決一切的信念使得皮埃爾居里很少積極參與政治。他深受其教育與信念的影響，向往民主思想和社會主義思想，但又不受任何黨派理論的左右。另外，他像他父親一樣，一貫忠于公民應盡的義務。無論是在公眾生活中還是在個人生活里，他都反對使用暴力。他在寫給我的一封信里說：

　　如果有這麼一個人，想用頭去撞一堵牆，以便把牆撞倒，您對此人有何看法？這種想法可能是由一種非常美好的願望導致的，但是，真的這麼做起來，那就荒唐愚蠢至極了。我認為某些問題需要用一般的方法加以解決，而今天，不可用個別的方法去解決，人們一旦走上一條沒有出路的道路的話，就可能幹出許多壞事來。我還認為當今世界沒有正義，強權政治，或者說經濟強國才可能勝出。一個人累得半死不活，卻過著悲慘的生活，這是令人非常氣憤的事情，但是，並不是你一氣憤，這種事情就消失了。這種情況可能會消失，因為人就是一種機器，從經濟觀點來看，讓一部機器在正常狀態之下而不是強制性的狀態之下運轉，才是上策。

　　他對待自己的內心活動如同觀察普通事物一樣，都有著一種清晰明確的認識。他一向認為最重要的是忠于自己真正的意願，同時又尊重他人的觀點。為了顧此而不失彼，就必須權衡輕重，該謙讓的就謙讓。盡管他盡量地在遷就，將矛盾縮小到最低限度，但還是無法完全避免出現矛盾，他因而常常感到苦惱。他在給我的一封信中寫道：

　　我們大家都是情感的奴隸，都是我們所喜愛的人的成見的奴隸。我們也還得謀生，因而成了一部機器的齒輪。最讓人難受的是，必須向我們生活的這個社會的種種偏見做出讓步。讓步的多寡則取決于你自覺強大還是弱小。如果你讓步得不夠，你將被碾得粉碎。如果你過分退讓，你就是個卑鄙小人，你就會對自己感到厭惡。我今天已遠離了我十年前所遵循的原則。那時候，我認為凡事都得極端，對周圍環境絕不做任何的讓步。我當時以為，一個人就應該展示其缺點，正如顯示其優點一樣。

　　這就是那個自己無錢無勢卻想著與他所遇見的一貧如洗的女大學生結成連理的人的思想狀況。

　　假期後歸來，我們之間的情誼日見親密，雙方都明白除了對方，誰都找不到一個更好的終身伴侶了。于是，我們決定結婚並于一八九五年七月二十五日舉行了婚禮。按照我倆共同的志趣，儀式極其簡單，沒有採取宗教形式的婚禮儀式，因為皮埃爾居里不信仰任何宗教，而我自己也不是教徒。皮埃爾的父母對我表示了最誠摯的歡迎，我父親和姐姐參加了我的婚禮，很高興能認識這個我將成為其中一員的家庭。

　　我們開始時住的地方極其簡樸，是一個三居室，位于格拉西埃爾街，離物理和化學學校不遠。住所最大的優點是朝著一個大花園。家具很簡單，是從父母家搬來的。由于經濟條件所限，我們沒有雇用人，所以我幾乎得包下全部的家務活兒，好在我在學生生活期間已經養成這一習慣了。

　　皮埃爾居里的教師薪俸每年六千法郎，我們認為他不能做任何兼職，起碼開始時不能兼職。而我則在準備年輕女子教師資格的考試，以便獲得一個教職，一八九六年我便通過了這項考試。我們的生活是順應我們的科學研究來加以安排的。我們白天都待在實驗室里，舒讚貝格允許我在我丈夫身邊一起工作。

　　當時，皮埃爾正埋頭于晶體形成的研究，興趣大極了。他想知道晶體的某些面是因為生長速度不同，還是因為溶解度不同而造成特殊的發育與生長。他很快便獲得一些有意思的結果（但他並未發表），但後來因為要繼續放射性的研究而不得不中斷了對晶體的研究，這使他常常感到遺憾。這一時期，我正忙于淬火鋼磁化作用的研究。

　　皮埃爾居里在學校教學時備課非常仔細、認真。他的這門課是新開課，沒有硬性規定他做任何的教學大綱。開始時，他把他的課分為兩部分——晶體學和電學。後來，他越來越覺得對于培養未來的工程師來說，電學理論課非常有用，于是他便專講電學理論了，而且成功地把這門課列為正式課程（一共分為二十課左右）。在當時，他的這門課算得上是巴黎大學最完整最現代的課程。為了講好這門課，他付出了巨大的努力，這是我每天親眼目睹的。他總是對種種現象、理論與觀點的演變做出形象的全面闡釋，務求講解明晰、精確。他一直考慮要把自己的講義編訂成冊，但終因事情太多，幾年來一拖再拖，未能遂願。

　　我們一直生活得親密融洽，因為我倆對任何事情都有著共同的興趣：理論工作、實驗室的實驗、備課或備考。十一年的夫妻生活中，我們幾乎沒有分開過，所以這一期間我們幾乎沒有只言片語的信件往來。休息日和假日，我們便徒步或騎車遠足，或是在巴黎郊區的鄉間田野，或是去海邊或山里。皮埃爾心里裝著工作，所以很難在一個沒法工作的地方多待一段時間。只要是閒待了幾天，他就會說：“我覺得我們已經好久什麼也沒幹了。”相反，他對一連幾天外出郊遊還是挺感興趣的，玩得非常開心，那都是我倆一起去的，如同他從前與他哥哥一起玩時的快樂勁兒一樣。即便如此，遊山玩水也阻止不了他思考科學研究的問題。就這樣，我們跑遍了塞樊納地區和奧弗涅山區以及法國的海濱，還有幾處大的森林。

　　生活在大自然的懷抱之中，美景到處呈現，令人難以忘懷，不免過後常常要回憶起這些情景來。有一天，陽光明媚，我們在長時間的氣喘乏力的攀登之後，來到了奧布拉克高山草甸，空氣清新，滿目碧綠。還有一次也印象深刻，一天傍晚，我們流連在特呂埃爾山谷，忽聞一首民歌小調傳來，接著只見一只小船漸漸駛近，順水而下，歌聲漸漸逝去，我們恍若置身人間仙境，樂而忘返，直到翌日清晨才回到住處。歸來途中，突見一輛馬車駛來，兩匹馬被我們的自行車驚嚇，飛奔起來，我們趕忙下了大路，穿過翻耕過的田地而去，走了很久，到了高處，才又回到大路上來。這時，月亮似有似無，太陽即將噴薄而出，牛欄中的奶牛睜著溫馴的大眼睛一本正經地看著我們。

　　春天的貢比涅森林令我們著迷，一片綠葉濃蔭，望不到盡頭，林間長滿長春花和野葵，美不勝收，目不暇接；楓丹白露森林邊緣、魯安河畔對于皮埃爾來說也是一處賞心悅目的去處；我們喜歡布列塔尼海邊的平靜氛圍以及它那長滿一片片金雀花和歐石楠的田野，它一直延伸到菲尼斯代爾海角；海角犬牙交錯，伸入永遠在侵蝕它的洶涌波濤之中。

　　後來，孩子出世了，無法遠遊，只好選固定的一個地方度假。于是，我們盡量地生活簡單，與偏僻村莊的居民幾無二致，別人分辨不出我們來。我記得有一個美國記者有一天在普爾杜村找到我們時，瞠目結舌。當時我正坐在屋前石臺階上，忙著倒空鞋里進的沙子。不過，他愣了不大一會兒，也順勢坐在我的旁邊，掏出記事本，記錄我對他提問的回答。

　　皮埃爾的父母與我建立起了最真摯的感情。我們經常前往蘇城去探望二老，皮埃爾婚前所住的房間永遠空著等待我們去住。我同他哥哥雅克居里及他的小家庭（他已經結婚，是兩個孩子的父親）也相處甚好，我把他看做我自己的哥哥一樣，而且始終如此。

　　我們的大女兒艾萊娜于一八九七年九月出生，但沒幾天之後，皮埃爾竟痛失他的母親，于是他父親便搬來同我們一起生活。我們當時住在巴黎克勒爾曼大街108號，蒙蘇里公園附近的一所帶花園的房子里，直到皮埃爾不幸去世。

　　孩子出生之後，我們的研究工作困難大增，因為我得騰出更多的時間操持家務。幸好，我可以把女兒交給非常願意照看她的爺爺照料。家里添丁進口，又得請保姆，所以我們不得不動腦筋開源節流。然而，連續兩年，經濟狀況都未見改善，因為我們一直在忙著研究放射性的問題。直到一九○○年，情況才見好轉，但那是用犧牲時間換來的，我們原本可以用這些時間去搞科學研究的。

　　我們把一切社交應酬都排除在我們的生活之外。皮埃爾對這類應酬有著一種壓制不住的厭惡。無論是年輕時還是後來，他都不願意登門造訪或拉關係。他生性嚴肅，不多言多語，寧願一個人思考問題，而不願與別人閒聊瞎侃。但是，他跟兒時的朋友們卻關係密切，與對科學有著共同興趣的朋友更是保持經常接觸。

　　朋友中，關係最為密切的是里昂理學院的古伊教授。他同皮埃爾的交往始于兩人同在巴黎大學做教輔人員的時候。後來，他們經常通信，討論科學問題，每逢古伊到巴黎進行短暫停留時，他倆便經常在一起，討論個沒完。現任位于塞弗爾的國際度量衡標準局局長的紀堯姆也是皮埃爾的老朋友。他倆經常在物理學會相見，星期天，有時兩人還去塞弗爾或蘇城相聚。後來，在皮埃爾身邊還聚集了一些更年輕的朋友，都同他一樣是搞物理和化學研究的，屬于這兩門科學中最前沿的領域的研究者：他在放射性研究上的合作者和親密朋友德比埃納；他在X射線研究上的合作者喬治薩涅克；他以前的學生、後為法蘭西學院教授的保爾朗之萬；現為巴黎大學物理化學係教授的讓佩蘭；物理和化學學校的學生、現為巴黎大學化學教授的喬治烏爾班。他們中或這個或那個常到克勒爾曼大街我們的幽靜住所來拜訪，大家一起聊起最近的或將來的實驗，討論新的思路和新的理論，對于當代物理學的飛速發展感到振奮。

　　我們不怎麼在家里聚上好多人，皮埃爾不喜歡這樣。他認為少數幾個人聚一聚更愜意，而除了一些學會會議以外，其他會議他很少參加。偶爾參加一次多人的交談，如果談話內容他不感興趣的話，他就躲在一個安靜的角落，獨自一人繼續他的思考。

　　我們與家里的親戚來往也不多，我們雙方的親戚本來就很少，而且又相距太遠。但是，凡是我的親戚前來巴黎或者是在假期里來看我，皮埃爾對他們都非常親切和藹。

　　一八九九年，皮埃爾和我一起前往奧地利管轄下的波蘭，我們來到喀爾巴阡山，我的一個姐姐住在那兒，她嫁給了德魯斯基大夫，她本人也是學醫的，他倆在那兒管理著一家大型療養院。皮埃爾盡管不太喜歡學外語，但因為很想了解我所喜愛的東西，便想到要學波蘭語了，我並未鼓勵他學波蘭語，因為我覺得這種語言對他並沒有什麼用處。不過，他對我的祖國有著深切的同情，認為將來一個自由的波蘭一定會誕生。

　　在我倆的共同生活中，我逐漸地了解了我想了解的皮埃爾，對他的思想也日益看清了。他跟我倆剛結婚時我所夢想的一樣好甚至更加好。他非凡的才能令我對他的崇敬感日益增加。他思想水平罕見地高，我有時覺得他簡直就是一個無出其右的人，他毫無虛榮心和鄙俗——那是常人在自己身上和在他人身上常常看到的缺點，但在皮埃爾的身上卻看不到。

　　這想必就是他身上散發出的無窮魅力之所在，與他相處，是不可能感覺不到這種魅力的。他沉思的面容以及那雙炯炯有神的眼睛有著巨大的吸引力。後來，我又發現他和藹可親，性格溫柔，他對我的吸引力就更加地大了。他有時會說他覺得自己一點也不爭強好勝，這話倒是一點也不假。你很難同他發生爭吵，因為他從不發火。他經常笑瞇瞇地說：“我不怎麼擅長發火。”如果說他的朋友不多，那他也沒有一個敵人，因為他從不傷害別人，連不小心地傷害了別人都未發生過。但是，千萬不能叫他背離自己的行為準則，因此，他父親就老說他是個“溫柔的固執者”。

　　當他表達自己的看法時，他總是率直坦誠的，因為他深信外交方式般的溝通通常是幼稚的，而直截了當才是既簡單又上乘的方法。因此，他以天真率直出了名，其實他這麼做是經過深思熟慮的，而不是出于本能。也許正是因為他懂得自我評判、自我反省，才完全能夠清晰地看出他人的行為動機、意圖和思想。如果說他會忽視一些細枝末節的話，那他在根本的地方是很少出錯的。他常常心里存著他的堅信不疑的判斷而不說出來，但是，一旦決定說出來、認為說出來更好時，他便會毫無保留地說出自己的看法。

　　在科學界的朋友中，他從不尖刻，不為自尊心和個人情感所左右。所有成功的實驗他都會感到非常高興，即使是在某一個他未領先的領域里的成功。他常常說：“我雖沒有發表研究成果而別人發表了，那又有什麼關係呢？”他認為在科學上，大家應該關心的是事而非人。但凡想爭拔頭籌的想法都與他的情感格格不入，所以他連中學里的會考或排名次的方法以及授予榮譽證書的做法都堅決反對。對于那些他認為有能力從事科學事業的人他是不吝賜教，大加鼓勵的，其中有一些人至今仍對他懷著深深的感激之情。

　　如果說他的態度是已達到人類文明巔峰的一個精英的水平的話，那他的行為舉止則是一個真正的好人的行為舉止，非常隨和，樂于助人，寬容，諒解，這與他所受的教育是分不開的。他總是時刻準備著盡可能地幫助任何一位身陷困境中的人，並會為此而犧牲一部分他的寶貴時間，這可是他認為的最大的犧牲。他的無私是發自內心的，從不張揚，因為他認為錢財除了保證你有一個簡單的生活以外，就是用來幫助他人和滿足自己所喜愛的工作的需要。

　　他對他的親朋好友的愛，我真不知如何才能描述清楚。他的朋友並不多，但一旦成為他的朋友，那他的友誼是最忠實最可靠的，因為它是建立在共同的思想觀念的基礎上的。他對他哥哥的手足之情以及對我的愛是多麼的難能可貴呀！他溫情脈脈，讓人感到無比幸福甜蜜。在他的溫情關懷下，真是妙不可言，但失去了這份愛之後，現實就變得更加殘酷，讓人難以忍受。我引用他的一段話來表達他對我懷著的深深的愛：

　　我想念你，你融進了我的生命之中，可我還想著你給我一些新的力量。我覺得我在把思想集中在你身上時——如同現在這樣——我心里就能顯現出你的身影，就能看到你的一舉一動，就能讓你感覺到我此時此刻已全部屬于你了，但我卻沒能看見你出現在我的眼前。

　　上面是我倆那幾次短暫的分別中的一次，他給我寫的信里的一段。

　　我們對自己的身體狀況都不太有信心，對在艱難的環境中體力是否支持得住也不太有把握。如同深知共同生活之寶貴的人們常常會出現的情況那樣，我們時不時地會害怕有悲劇發生。每逢這種時候，他總是憑著自己的勇氣說出同樣的話語：“無論發生什麼事情，哪怕是一個人成了一個沒有了靈魂的軀體，那另一個人也還是要努力地工作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