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第1章 大革命爆發時，輿論褒貶不一

　　沒有任何歷史事件能比法國大革命更讓人捉摸不透了。它不斷提醒哲學家和政治家們，告誡他們要謙虛謹慎，不要對任何事情做出武斷的判斷。因為從來沒有比它更偉大、更影響深遠、更醞釀成熟但更無法預料的了。

　　就連天才的腓特烈大帝 也不知道法國到底怎麼了。可以這麼說，他的手碰到了革命，但眼睛卻沒有看到。不僅如此，他倣佛一直都在按照自己的衝動行事，但實際上卻成了革命的先行者和代言人。他沒有看到革命正在迫近。當革命就在眼前，它和歷史上的一般革命完全不同的那些特點，全都沒引起人們的注意。

　　大革命引起了整個歐洲的矚目，它在國外催生了一種模糊的信號：一個嶄新的時代即將來臨。歐洲各國都懷著對變革和改變的希望，但這些希望並不真切，沒人確切地知道大革命究竟應該帶來什麼樣的變革和改變。這種模糊的預感使普通民眾的思想騷動起來，但各國的君主和重臣們竟然對此無動于衷。一開始，各國君主和重臣認為，革命不過是一種周期性的疾病，每個民族都會得病，它只是踩著鄰居的屍骨在政治上向上爬的一種手段，這是唯一的結果。如果他們確實道出了大革命的真諦，那也是無意的；1791年，德意志的主要諸王齊聚皮爾尼茨城堡宣稱，歐洲各國所有君主的權力都受到了法皇曾經受到的威脅，他們說的是實情，但實際上他們心底絕對沒有這麼認為。當時的秘密文件證明，這種說法只是個巧妙的借口，遮掩他們的真正意圖，在大眾面前粉飾自己。他們完全明白——或者自認為完全明白——法國大革命不過是一次暫時的地方性事件，只需漁人得利即可。基于這種堅信，他們精心計劃，巧妙布局，秘密簽訂聯盟協議，他們認為一定會有戰利品，而且倣佛就在眼前，于是很早就開始互相爭奪。他們互相分裂又相互聯合，一切就緒。總之，他們為所有的可能性做好了準備，唯獨沒有準備好接受事實。

　　英國人對自己的歷史 仍然記憶猶新，已經長期享受政治自由的樂趣，所以能看清事實。透過濃霧，他們的確看到一場偉大的革命正在穩步逼近；但是他們看不清它的形式，也看不清法國大革命到底會對世界的命運帶來什麼影響，對英國的利益又會帶來什麼影響。大革命爆發前，亞瑟?楊格 正在法國遊歷，他感到有場大革命迫在眉睫，但對于它的真正意義卻判斷得絕對錯誤，他害怕大革命會使特權階級的權力進一步增加。他說：“這場革命會提高貴族和教會的地位，恐怕會弊大于利。”

　　從大革命爆發第一天起，伯克 的心里就被恨意點燃，他痛恨革命，不過也曾一時猶豫過。他首先得出推論，就算大革命不能摧毀法國，也必將使其虛弱不堪。他說：“當下的法國，從政治角度看，必將被歐洲體係摒棄在外。很難判斷她重新成為領袖大國的可能性，但現在我認為政治意義上的法國已經消失，而且更加確信的是，她要重新恢復以前的積極健康狀態得需要很長的時間。這一代法國人將來評價起自己的國家，會像那位古人說的一樣：‘我們聽說高盧人曾經也很驍勇善戰。’”

　　親身參與歷史事件的發生，判斷就會失準。大革命爆發前，沒有哪個法國人知道革命將帶來什麼結果。在當時的大量陳情書中，我只找到兩份帶有對民眾的畏懼情緒。其他所有人害怕的是貴族——當時還叫國王家臣——繼續保持壓倒性的特權。人們評價三級會議太過軟弱，而且為期太短。人們擔心自己會受到暴力威脅。貴族對此則尤為擔心，幾份陳情書要求：“瑞士衛隊 應當宣誓絕不把槍口對準公民，即使發生暴動和暴亂。”只要三級會議能自由召開，一切弊端都會被會糾正。必須施行的改革很多，但做起來並不困難。

　　但是大革命在按自己的步子往前走。魔鬼奇異恐怖的頭部慢慢顯現，革命摧毀了政治結構後又開始摧毀社會結構。它開始變革風俗習慣、法律，然後要改變人們的說話方式；在粉碎了政府機器之後，它又開始動搖社會根基，甚至亟不可待地要和上帝清算一把；大革命很快就跨過了政治界限，開始用一係列前所未聞的手段、一係列全新的戰術和謀殺性的口號（皮特稱之為“輿論武裝”），打倒帝國的一個個地標，打碎一個個皇冠，壓迫所有的臣民，而且最怪的是，民眾可是革命爭取的對象啊！直到發生這一切，人們的心理才開始發生一點變化。各國君主和政治家們開始認清：起初這看起來不過是一件普通得再普通不過的歷史事故，但結果它竟如此新奇，和曾經的所有經驗截然相反；它波及如此廣泛，如此恐怖，完全超出人類的理解能力，以至于在它面前，人會喪失理智，根本不去仔細思考到底發生了什麼。一些人當時認為，一定存在某種未知的力量，它自生自存，沒什麼東西可以給它加分，也沒什麼東西可以使它削弱，沒什麼東西可以阻止它的腳步，它也絕不會自動停止，而且，這股力量會把人類社會推向最後的徹底分解。德?梅斯特爾先生在1797年評論道：“法國大革命有點兒撒旦顯靈的特點。”而另一方面，有些人則在大革命中發現了上帝之手，並得出結論說：這是上帝的恩澤計劃，要革新法蘭西民族，而且要革新整個世界的人類種族。幾個作家被某種宗教恐慌攫住，就像薩爾維見到野蠻人時的信仰恐慌一樣。伯克沿著自己的思想繼續論證，他宣稱：“法蘭西不止沒有了政府，還完全喪失了社會秩序。法蘭西民族從帝國子民一下子變成了一堆清一色面孔的旁觀者。在周邊的鄰邦強國看來，法國不是在經歷災難和恐慌，而變成一個非常值得同情和侮辱的對象。君主制被幹掉了，但從君主制的墳墓里，走出來一個巨大無比、力大無窮而且面目猙獰的怪物，一個超出人類全部想象力、挑戰人類一切心理防線的怪物。這個怪物直奔它想去的地方，不懼危險，從不停下看看自己到底破壞了什麼，它無視一切一般原則，蔑視一切常規手段。這個邪惡的幽靈的存在和生存，靠的不是人的本性，而是靠人的慣性。人們接受它，不是因為從本性的原則可得出結論：它的存在符合個人的幸福原則，而是慣性說服了人們：它符合自己的日常行為模式。誰要是對它的存在不理解，便被它摧毀。”

　　法國革命確實像當時的人們感覺的那麼異乎尋常嗎？確實像他們想的那樣史無前例、摧毀一切嗎？這場奇異而恐怖的革命的真正特點和真實意義是什麼？它到底摧毀了什麼，又創造了什麼？

　　現在，大革命已經非常遙遠，那種令革命參與者目眩情迷的激情早已遠逝；同時大革命離我們也不算太遠，所以我們可以近距離深入剖析大革命的精神。再過些時間，人們就很難兩者兼顧了，因為偉大的革命一旦成功，革命的初衷就會消失，會由于自身的成功變得模糊不清，難以理解。看來，現在研究和討論這些問題的時機已經成熟，我們今天所處的時代正好可以使我們更準確地觀察和判斷那個偉大的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