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許多人也許會注意到，從20世紀40年代末到現在，在長達近60年的時間里，中國的現實背景和精神背景都沒有發生過如此巨大的變化。現在，作為集中體現和反映一個時期社會生活的思想和文化來說，好像其中最主要的部分發生了一些遊離，即沒有與整個的精神背景完全融匯到一起。這是非常奇怪的現象。因為它既然從屬于精神，就應當與整個的社會生活渾然一體。然而現在不是，起碼看上去不是。

　　實際上，這個時期最傑出的創作者和思想者，他們的作品，已經或正在從一種普遍的精神狀態中脫離出來。這個時期的精神作為一種總體背景，對于這些人來說似乎正在逐漸地開始後退——一些最重要的思維成果，正在和整個社會的文化現象、精神狀態、現實生活，這種種構成“背景”的東西慢慢剝離開來。這些作家作品與一個時期的精神流向，其二者之間的關係已不是越來越密切，越來越趨向一致，而是越來越分離，越來越呈現出一種疏離的關係。

　　縱觀以往，似乎所有的作家與創作都融進了時代精神的內部，他們的具體存在只是構成了大的文化和精神背景的一個部分。這是在漫長的歷史中得出的認識和結論。但如果從局部看，比如現在，這一切已經悄悄發生了變化：越是好的創作、好的作家，與這個時期最普遍的現實——特別是大的精神背景，越是發生了分離。時代的精神背景相對于一些個體，正在往後退去。于是，某些個體越來越孤單地呈現和裸露在歷史的視野里。

　　這種奇怪的現象在過去是極為罕見的，起碼在五十多年的時間里從未有過。

　　現在，最優秀的文學家和思想家，正在把這個時期思想和創作界的一切喧囂作為腐殖，全面地營養自己，從中孕育和培植獨立的生長。這與過去是極其不同的。因為中國的精神背景和現實背景從來沒有呈現出今天這樣的復雜感和縱深感。比如說文革時期，比如說新時期剛剛開始的一個階段，那時候整個精神和現實非常單一，如果有復雜性，也遠沒有現在這麼繁復和立體，沒有如此深厚的縱深感，只是單薄的一層。作為一個群體，他們表達的動機和欲望以及結果，都是那麼相似。那時的中國是計劃經濟，無論是現實層面還是文化層面，都不可能呈現出一種復雜的、縱橫交織的、立體的狀態。

　　精神的背景任何時期的精神背景都大致由現實生活所決定，它是有厚度的。有什麼樣的背景，就有什麼樣的文學和思想。因此今天這種狀態，正是出現真正優秀的個體的一個基礎。但與以往不同的是，他們將逐一走出這個背景，與渾然的背景分離出來。

　　這種情況是怎麼發生的？它所經歷的過程和由來怎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