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那個特殊的時期，可以有許多命名和比喻的方式，如“精神板結期”也未嘗不可，反正都能明白是什麼意思。極“左”，文化專制，都在說以往的精神貧瘠和蒼白，還有荒蕪和恐懼。從20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末，在中國一直是試圖建立新的文化精神和藝術標準的探索時期。50年代初盡管在文學創作、在思想和精神領域過分簡單化和幼稚化，但的確有新的要求，有創新的強大欲望，而且這種現象具有某種普遍性。
中國當時有幾億人口，它試圖打破幾千年來形成的傳統文化，以及從清代開始傳入的一些西方思想，以建立和創造出嶄新的中國文明。在文學上，我們稍一回顧就會想起很多明朗而簡單、卻也清新天真的翻譯和原創作品，這都是整個精神文化努力的一部分，而且這種努力滲透在社會生活的每一個方面。那個時期的繪畫、音樂、小說和戲劇，都呈現出差不多的色彩，傾向與趣味、形式和內容，都差不多。
現在一般認為那個時期的精神現象，比如藝術創作，非常平庸單調——但是冷靜思之，一切也遠沒有那麼簡單，還不能用一句“平庸”就把整個時代給概括了。因為那個時期的創作，除了如上所說的幼稚單薄，尚有自己獨特的道德倫理內容，有探索的生氣；當時在全世界范圍內運行了幾百年的商業化秩序——還有與之相適應的意識形態，受到了一次巨大的衝擊。這當然是從蘇俄文學開始的。所以如果放到歷史和世界的大框架上去考察的話，它的確是一次猛烈而沉重的衝擊和大膽的創新。
所以，當時整個文學界的清新氣息顯而易見。但是繼續下去，在相當漫長的時段里沒有一個自由活潑的個性空間，僅止于開始，就讓人厭煩了。再美好的東西一旦被過分分享、復制和因襲，就會造成一種“平均化”的態勢。大家都這樣表達和思想，就勢必會變得單調無聊，整個精神的土壤板結了、僵化了，絕不可能再有強盛的生長。
那個時期的簡單、荒誕、創新、粗暴，還有純潔和熱情，等等一團矛盾都集中在同一體里，一種嶄新的概念過早地完成並草率地推行到民眾中，特別是知識分子中，其結果就是精神領域里的專橫性和封閉性，這對于一個民族是非常可怕的。
那時作為個人已經沒有了思想，當然也沒有了藝術。所以說思想和藝術的“大鍋飯”、平均主義，比日常物質生活中的平均主義和“大鍋飯”更可怕更有害。就在那個時候，我們在文學創作、藝術和思想方面，基本上失去了個人獨立創造的天地，機會均沾，但不逾規范半步。
出版物更沒有什麼叛經離道，它一方面普遍遵守了被中國傳統改造過的社會主義倫理，另一方面又表現出對于舊的精神秩序的強烈進攻性。它在恪守中有創新，保守中有激進，它的整體傾向的確是富有進攻性的。
從一個時期精神的局部看，從內部看，它也許是習以為常和比較平淡的；但是從體制的外部看，從世界范圍看，從歷史的角度看，它又是生長的，具有挑戰性的。比如說當時的美國和歐洲，中國的革命書籍、戲劇、電影甚至是街頭秧歌，都給他們以新奇感、以衝擊性。新中國的革命藝術與當年的蘇俄藝術一樣，都是在世界文化秩序中引起不安、引起巨大轟動的嶄新的文化精神成果。為什麼？就因為從外部看，那個時期這些民族的藝術和思想是生長的、具有挑戰性的、具有真正個性的。
而我們現在回頭來看那個時期的文學，是過分造作的階級鬥爭內容、“三突出”的創作方式。如果這些出現在某一本書中，它仍不失為新穎奇特的創造，但是如果每一部都差不多，都如法炮制，那就不忍卒讀、虛假以至于可怕了。
現在再看一下五六十年代中國的或蘇俄的某幾部代表性作品，仍然覺得它們有今天所不及的健康精神、生長的精神和創新的精神。可見只要是樸素向上的、真摯的，雖然簡單，但卻並非一定就淺薄。
這就是在精神平均化時期，我們的文學藝術的實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