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走進了如此悲觀消極的黃昏，就不可避免地期待起黎明的曙色。于是這里發現了一種從昏暗的背景中凸出的文學。整個混濁的部分是背景，垂在那兒像一道沉重的幕布。如果這個時期還有什麼正在與這道幕布分離出來，那麼就是一小部分文學——當然還有思想。

　　從某種意義上講，文學是商品時代的敵人。但商品時代作為一個大背景，又是文學的母體和悲涼的恩師。正是因為它，一種物質和欲望築成的不可穿鑿的壁壘，才使精神和文學有了另一種可能性：一次徹底的決絕。

　　從文學和精神的歷史上看，所有真正意義上的獨行者，都是盡可能地把一個時期蕪雜的精神現象作為背景意義來對待，而不是急欲化進這一背景、融進這一背景。中國世俗文化中有一個“藏”的智慧，是極易被等而下之地運用的。其實最大的“藏”是文化上的“藏”，即是化入這個非常蕪雜的精神和現實的背景里，讓自己構成這個背景的一部分。但今天的問題正好相反，是作為一個知識者，怎樣鼓鼓勇氣從這個背景里走出來，走得遙遠，跟背景拉開一個盡可能長遠的距離。

　　作家和思想者——這里指真正意義上的精神的個體，一定是站在背景前面的個人。

　　身後是空前的喧嘩，跳躍和勁舞，翻滾折騰，嘶嚎，伴以整個時代的樂隊。背景越大，舞臺越開闊，越是預示著一個意味深長的結果。偌大的一個背景下，凸顯出一種清晰的、不容置疑的存在，這就是個性的力量。因為他們一定不是思想和藝術的平均數，也不是一個時期的最大公約數，更不會是夾在蕪雜里的和聲，而僅僅是自由和執著的自己。

　　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講，有多麼闊大的背景就有多麼闊大的精神，有多麼厚實的背景就有多麼厚實的思想。我們在真正悲觀的土壤上生長出真正的樂觀，並為自己擁有如此斑駁豐富的背景而慶幸。

　　極度的浮躁，泥沙俱下，空前的媚俗，這一切都是激活思想和創造的條件。一旦失去了這種條件，蒼白的季節就會到來。真正的創造也許需要互相刺激，包括彼此欣賞和厭惡、拒絕，甚至是極大的痛苦和藐視，還有眾人皆醉我獨醒的孤傲和精神的流放感——這些都不怕，這些都是催生的菌母。

　　然而，一個時期真正的精神危機卻是心靈上的慌亂和庸俗的喜樂，那樣的結果只能是正在發生的悲劇：太多的作家正以自己的努力融進那個“背景”，唯恐被一個狂飆突進的時代所拋棄。

　　怎樣綜合和吸納這個時期的所有經驗和經歷，在營養豐富的腐殖土中茁壯成長，這才是時代的課題。

　　商品大潮中的精神理性是怎樣理解“大眾”。900年前蘇軾說過一句話：“真人之心，如珠在淵；眾人之心，如泡在水。”聰明的玩泡者其實也是最愚蠢的人。如果一本糟糕的書賣掉了一百萬本，我們可以理解為：幸虧十幾億人口當中只有一百萬個讀者；反過來，一本深刻的著作賣掉了一萬本，那可以理解為：畢竟還有一萬個讀者能夠閱讀這樣的書！這是一種思想方法，而不是掩耳盜鈴。相信文明的薪火、文明的力量，正是一種商業時代的樂觀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