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家在今天應該感到恐懼，在恐懼中才會規避一般的閱讀。他在最後一刻也許會找到自己的角落：它小得要命，但只有這個小小空間才能存放自己的靈魂。

　　在這個時代，如果不是將“作家”作為一種職業去理解，從事起來就會極其艱難。比較以往任何一個時期，現在的作家在接受文化制成品方面都要開闊得多、容易得多，所以職業性的操作也就簡單了。新科技使傳播效率大幅度提高，聲像和文字信息每天都在成噸地進行拋撒轟炸。這對于一個人保持精神上的獨立，其傷害是致命的。

　　現在到處都能看到簡單的模倣，從人的衣著到說話的口氣、舉止，甚至是戀愛的方式、會議開場白……模倣代替了真實的生活，模倣就是生活。在這種模倣中，積極的、有意義的因素被不斷抵消；一個生命對主客觀世界的感悟、判斷、分析和發現，都降到了非常次要的位置。

　　相互模倣的結果就是一起走進了盲從。

　　一個作家的盲從實際上等于自我取消。一個小說家現在極容易找到借鑒或移植的標本，他從中借取的可以是氣韻、結構，也可以是思想本身：而當代讀者不斷受到時代風氣的訓導，又極有可能在拙劣的模倣品中找到一絲親切感，這也是一種盲從。

　　我們對于不同民族不同時代的作家的相互影響、交流和滲透帶來的收益往往估計過高——杜絕模倣既然不可能，于是就盡可能從中發掘出有意義的東西，這恰是人類的某種怯懦在起作用。

　　藝術與自然科學的不同之處在于，它在縱的積累和橫的比較中都缺少突破性的、明顯的效果。心靈的精神記載很難是一種“不斷進步”。比如說我們不能斷定今天的藝術超過了古代的藝術，而自然科學的承接躍進卻是不容置疑的。

　　對于一個小說家而言，閱讀帶來的優長是顯豁的，而造成損害卻是潛隱的。閱讀能夠開發小說家的心智，但藝術創作主要不是進行心智的較量和比試，而是釋放靈魂和生命本身。

　　在一個人的全部創作過程中，最有意義的常常是一種悟想。悟想是排除幹擾和影響、盡可能封閉的結果。給人的悟想以幫助的，主要就是他寄生和依賴的那片泥土。

　　現代小說藝術逐漸失去了一種永恆的力量，主要原因就是舍棄了悟想，不自覺地走入了繁瑣的閱讀和倣制，這是一個時代的命運，難以逃脫。

　　在一個塑料化纖和集成電路的時代，人就不可避免地要告別和脫離悟想。表現在當代小說創作上，就是其作品越來越沒有了個人思悟的色彩和質地，而總是急不可耐地加入貼近了一個時代的主題和氣質，比如共同的牢騷和傷感，共同的嘲諷和頹廢。

　　精神的背景對于這些危險，警覺和發現將是困難的——表述上和感知上的雙重困難。即我們一時難以分清某種思想和聯想在多大程度上必須借助外力推動，對客觀世界的順從與反抗而帶來的某些自覺又有多少意義，等等。我們面對一種無可奈何，常常發出“只能如此”、“必須如此”的嘆息，實際上當然不必這樣。

　　一個作家如果要奮力擺脫一些文化制成品的影響，整個過程有時竟會表現得十分壯美。事實上也是如此。這就足以表明當代作家已經無路可逃，而不得不進行風格、觀念，以及與之有關的一切方面的拼死突圍。

　　世界上沒有兩片相同的大陸，可是我們卻很容易發現大致相同的兩個作家。于是我們從中分辨那剩下的極少一部分異質，已經具有了重要意義。作家不可能成為群體。我們總是在一個群體中只發現一個人：唯有這一個人才具有意義。其他的只會是一些充填劑，是被涂過相同顏色的一種粉末和顆粒。

　　交流的意義是什麼？我們從一個小說家的角度去考察，不由得陷入了迷惘。沒有人敢于公然否定它的意義。但是實際上我們已經不自覺地將欣賞的快感當成了全部，遮蓋甚至混淆了我們所要討論的那種意義。我們閱讀來自另一個大陸的作品，其實是在注視某一個生命的奇跡；我們很少時刻告誡自己：這個生命與我是不同的，極其不同，他只是他自己。相反，我們總是更多地尋求共同點。對于一個小說家而言，關于不同點的提醒，關于奇跡的發現，才是最為重要的。

　　真正的小說家極有可能不屬于他的時代：他從閱讀和倣制之中走了出來。

　　經驗告訴我們，這種可能性是存在的。我們有時會從一個時代文學潮流的總體演進中發現一個陌生人。他不屬于那個時代，但一個世紀過去之後，我們又會驚訝地發現，他生活過的整整一個時代都屬于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