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期初期的文學境況，其產生的原因較易理解。任何長久的思想壓抑、緊錮的社會環境哪怕稍許松動，文學都易成為重要的宣泄渠道。中國作家別無選擇地充任了代言人的角色。作品在生活中的廣泛而巨大的影響，反過來也極大地激發了作家。這是一種鼓勵衝刺和探索的良性循環，但與此同時，也植下了深長的虛幻的樂觀。

　　至今還有人相信，就生活與創作的相互作用而論，極少有作家會像新時期初期的中國作家一樣，充實而幸福。其實這僅僅是對一個時期某種微妙互動關係的誤解。這種“幸福”的代價非常巨大，它包括十年浩劫甚至更長時期內大面積的苦難，更包括無數作家、藝術家的犧牲。作為人類歷史上人的命運，它總以稍稍不同的方式得到賡續。

　　這個時期的主題文學是“傷痕文學”。最出色的體裁前半期是短篇小說，後半期則是中篇小說。

　　然而這時的文學不免流于直白和簡單。接著是深化，是思想與技藝兩個方面的磨礪。伴隨著不同思潮的劇烈衝突，起伏動蕩從無休止，上一個十年那種微妙的互動關係結束了。但整個社會的文學標準已經空前提高，相當一部分作家開始拋棄虛幻，邁入下一個十年。這些作家在進一步開闊視野、廣泛吸納的同時，最重要的就是對自己上一個十年極痛苦的反思和清理。他們很快發現一切遠比以前預料的要復雜得多。他們有了新的判斷。

　　與這一認識相適應，新的創作之路幾經拓寬。在更加敞開的世界里，一場前所未有的對于民族文化之根的尋索承續、對于現實生活的歷史性關照開始了。就作品業已達到的思想和藝術的高度而言，這個時期的創作在整個當代文學史上是極為凸顯的。

　　這個時期的主題文學是“尋根文學”。最出色的體裁是中長篇小說。

　　前二十年一晃而過，中國當代文學面臨的是1995年之後的徘徊和疲憊。這不僅應了“盛極而衰”的事物發展規律，而且包含了更為復雜的原因。

　　經過近二十年的政治和經濟體制改革，一個有十三億人口、幅員遼闊、東西部發展極不平衡的第三世界國家，無論在精神領域還是其他各個方面，都呈顯了始料不及的巨大變化。西方經濟模式的引進，道德倫理范疇的演變與廢存，使精神與現實進入雙重或多重的無序狀態。幾乎一切都走入了蕪雜和多元。多聲部合唱的時代似乎已經來臨。對于文學和藝術的行政性幹預的部分失效，使一大批作家的創作進入了一場“無規則遊戲”。這意味著某些“標準”的喪失和重建。

　　這是個對原有文學和文化秩序的瓦解過程。其中起到重要作用的是現代聲像傳播技術的普及。這是20世紀社會風尚演進的催化劑。它不僅改變人的生活理念，而且直接爭奪時間和空間。視聽制品引導並進而耗損人的思想，使人不再專注，走入一種20世紀末的集體性神志恍惚。這對一大部分作家而言是一種致命的打擊，而對于另外一小部分，則又是一個小小的例外。

　　在現代視聽技術的推動下，某一種思潮既可以迅猛掠過，又會在許多人毫無預料的情形下一夜之間變得陳舊。時髦成為一個永恆而頻變的話題。對事物的判斷不再審慎，因為既缺乏時間和空間條件，人們也不再具有那種判斷所必需的心境。眾所周知，作為一個真正的、對于時代而言不可或缺的文學家，不但應是一個意志堅定的執著思想者，而且還須是一個對完美的終生追求者。可惜，形成和支持這一切的外部條件正在逐步失去。

　　對如上危機的無力抵禦是世界性的，發展中國家尤其不會例外。不同的是，後者在這種抵禦的過程中會付出更加慘重的代價。在相對貧困、教育遠未普及的國家和地區，比較而言還發生了更為逼近的危機：對富裕國家生活方式的響應和盲從。而高度發達的現代視聽技術傳遞的信息更多地鼓勵了享樂和放縱，鼓勵了生活的無節制消費。這種最大限度地享受現世的理念一旦形成，對于一個既擁擠又貧困的國家會是一場真正的災難。接踵而來的嚴重困擾會有環境污染、社會治安諸如此類的一係列問題。

　　對西方生活方式的模倣，已經成為一部分朝野知識分子最熱衷的事業。即便是最應該富于創造性和個性堅守能力的作家，在這場時代的熱病中也未能幸免。這是一種社會危機，不言而喻，也是一場文學危機。遊戲的、無根的、一味歌頌放縱的、掘毀一個民族文化根性的文學，正在成為時尚。

　　但是對于一個具有世界上最龐大的文學創作和閱讀隊伍的國度，時代的質疑和理辨終會發生。于是，1995年之後，中國學界發生了一場影響深遠的辯論，這就是至今未見終了的“新人文精神討論”。

　　這場討論遍及思想和文化界，主要在文學界展開。其內容，當然圍繞現代境遇中知識分子的精神走向。

　　所以，新時期文學的第三階段，已經展示的主題文學是“新人文精神”，最出色的體裁則是思想的裸露的載體：散文和文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