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對傳統的脫離，首先是從對儒學長久的、持續不斷的疏遠和批判開始的。儒學給予中華民族的束縛，它所塑造的畸形，已經說得太多。這里必須挖掘它的精髓，發現它與整個現代潮流而不僅僅是西方思想的對應關係。我們可以領悟，儒學說到底是收斂的、克制的，它的中庸之道是講文化辯證法的。

　　儒學本身不具有虛偽性，操作儒學的過程中可以產生虛偽。

　　如果我們把一個民族的孱弱衰敗完全歸咎于她的文化之核，那麼同時也應該把她全盛和輝煌的歷史部分加到一起檢點。這樣一來問題就沒有那麼簡單。長期形成的對儒學的批判，其原因極為復雜。其中有針對一種學術的檢討，也有民眾對正統的遷怒，甚至還有流派的偏見；但這當中最為主要的，是混淆了儒學和儒學操作的結果。儒學的廟堂化過程，也是走向符號化和簡單化的過程。任何批判都應該包含了梳理，但不幸的是這種持續了一百年的批判越來越走向了批判其操作結果，而不是批判儒學本身。滑稽的是，幾十年來耳熟能詳的一些儒學批判“話語”，已經與真正的儒學沒有了任何關係。

　　需要指出的是，任何理論與學術都需要面對歷史的挑剔，都不能享有豁免的特權。但是對于儒學的不恭以至于深惡，並不完全是一種批判活動的大面積蔓延造成的。這里面當有更為深層的人性動因。這就回到了享樂與節制、放縱與收斂的一個敏感性話題。

　　儒學從根本上反對抓住現世盡情享受，當然是極不讓人愉快的。但它能夠讓我們的世界持續發展。

　　過度消耗，不計後果的競爭，對技術的膜拜，對商業規則的絕對服從，恰恰與儒學的要義相抵觸。

　　今天，由于我們的作家們極其害怕沾帶保守因子，急于加入世界性的對話，也就只能附在長長的物質主義拉拉隊的末尾。

　　禁欲或縱欲，禁錮或開放，從一個極端到另一個極端，思維總在兩極里碰撞。結果是，我們舍棄中庸學說，貶低不偏不倚和無過不及，完全不能進入它的辯證法的核心。子思解釋中庸時強調：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這倒也的確是對付匆忙旋轉的現代世界的良策。可怕的封建宗法勢力對儒學的遮蔽和改造、嫁接與閹割，將與之對抗的知識體係納入其中的全部過程，真像是一個可惡而高妙的故事。可悲的是至少在長達幾百年的時間里，有那麼多的知識分子欣然接受了這個故事。這才是真正的悲劇。

　　物質和技術主義者對這個世界喪失了詩性的理解。他們使用的數字邏輯生硬而冷酷地割裂了一個生氣勃勃的、完整的世界。這里面沒有了儒學所提倡的“詩書禮樂”，當然也不會尊詩為經。能夠詩意地、真正積極地面向這個世界，正是儒學最深刻的方面。

　　西方文化中置“人”的利益為中心、唯一和首位，分離了人與自然萬物的統一性，這種浮淺和極端化、片面化的認識方法恰恰傷害了人類的根本利益，威脅了人類的明天。而儒學的“天人合一”突出的正是人與自然的共生。時下的物質主義者把一切能夠稍稍進入事物的復雜性、辯證性的思維方法，一概斥之為陳詞濫調。他們正是通過最為通俗和迫近的物欲享受的切口，去拆毀世紀末人類的理性思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