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文學的精神重心既已偏移，它的表達也就只能走向末路：追求粗鄙，裸露和發泄，絕望和無聊，千篇一律的油滑，失去善意的嘲諷，不一而足。也只有這樣，才與它的世紀性內容相匹配。

　　它的從未存在的道德根據，就是有人一度言稱的對于極左和禁錮主義的“解構”。但實際上“文革”時代以及與之相聯的某種傳統，骨子里就是一種粗鄙和裸露。至美至深的詩意被醜化，並簡略成低劣的口號，結果只能是粗鄙直登廟堂，胸無點墨者手著雄文，信口雌黃者氣勢炎炎。那種毫無遮掩的勢利與獻媚，也真是足夠裸露。這就是另一個時代的時髦。作為一種傳統，它現在正以稍稍改變了的形態得到了延續，進入了世紀末的文化格局。

　　卑賤者既不一定高貴也不一定聰明。如果勢與焰能夠改變卑賤的本質，那麼高貴也就毫不足惜了。高貴當然不必取決于一般意義上的血脈，但她的確要取決于一種精神上的血脈。

　　封建與極左專制對于思想的粗暴威銳外在，而商品經濟之流的淹沒卻是一次從內到外的浸漬和滌蕩。所以今天的藝術對于物質主義的唱和，對于放縱和發泄的推動，無節制地剔除自己的道德與倫理內容，必會走向一種更為可悲的時代性依附。

　　我們所說的個性，是對應時代和思潮、世界和民族而言；我們所說的想象，是指超越時尚和體制的能力。“全球一體化”最終意味和包含了什麼？如果它越來越籠罩了審美、覆蓋了想象，甚至取代了傳統，肆無忌憚地溢出應有的疆界，摧毀和破壞不同的文明，那麼結局就只能是一場災難。在完美的未來世界(假若她真的存在的話)的綜合之中，缺失了不同的文化基因，也只能塑造出一個畸形。

　　事實上，文學之路與生存之路在今天變得如此地一致，這就是獨立思考，全面激活生命的勇敢。我們已經不能失去這個機會，不能在無頭無腦的競相模倣中快意地死亡。

　　當代西方的經濟和文化的發展之路不可一味效法。發達國家在追求現代化的過程中已經難以挽回地毀壞了環境；而它的文化正在刺激而不是扼制了消費主義。總之人類沒有在西方主流意識的指引下變得更安全和更愉快。所以東方只能尋求和採納西方最鮮活、最有力、充滿了生機的部分。這說到底不是個自尊問題，而是個生存問題。

　　不同文明的融合，即是首先讓現實、進而讓歷史傾聽不同的聲音。面對滾滾的現代化西方化潮流，不妨稍稍回到中庸之道：先是博學，爾後審問，再是慎思，進而明辨，最後篤行——這樣一來我們就會發現，諸多關于共同發展的許諾不對了。窮鄉僻地和八億農民，觸目驚心的命運，無可回避的現實，這一切正無情地碰碎了一個神話。我們被逼進了一種怪圈，在發展與否的問題上陷入了兩難的窘境。我們還完全沒有過這樣困難的選擇，于是這種選擇更加需要中庸的精神：介乎莽撞與膽怯之間的正是勇敢。原來世紀之交考驗的是一個民族的勇氣。

　　每一種文明都有自己的基礎。我們現在強化一種聲音，以備未來的綜合。我們的文學和發展都離不開自己文明的基礎，正像生命離不開自己的土地。如果在拙劣的復制和東施效顰之流中，有人能回到質樸的自己，這也的確需要一種至大的勇氣。

　　作為對應一個時代的當代文學，她至少不能降至現代傳媒的境地，那樣將是一次自我取消。的確，古老而永恆的文學在這個世界上，無權像現代傳媒那樣，做一場毀滅性燃燒的助燃劑。因為文學與現代傳媒的出身不同，她應該更有出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