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智識階層更多地居住在城里，所以他們能夠敏感地體味所謂的“數字時代”、“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含意。現代傳媒在使世界變得更加容易溝通的同時，也讓人喪失了思考沉浸的空間和獨立想象的可能。
在這種狀態下，知識分子或許要警惕自己變為一個時髦群體、一個浮淺喧鬧的喝彩者。恰恰是今天，我們必須一再地提到文字的作用。因為在兩個世紀交替的時刻，文字理應顯示自己在現代交流中的核心力量和主導性質，進一步提醒和確定自身與聲像技術的區別，擔負起提高一個民族文化自覺的重要責任。
任何一個時期，離開了對思潮、特別是對技術主義的批判和質疑，就會失去一個時代的倫理依據。在今天，大概比以往任何一個時期都更加需要關注和認識基層，特別是廣袤鄉村的邊地山區——因為現實生活既可以做任何知識的化學測紙，同時也是它們的主要來源。所謂時代的倫理和時代的深刻，實際上也正是取決于我們能否深切地關心民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