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術的強大是因為它的自身屬性，即它與精神的根本不同——技術能夠有效地積累。而精神，道德倫理范疇的東西，卻很難繼承性地呈現線性發展。精神總是在不斷的質疑和否定中，在絕望與頹喪的交錯中，還有——在理解和表述的雙重晦澀里，一次又一次失去。

　　果然，我們多少年來一直特別害怕“清談誤國”。可是我們沒有能力向另一個方向伸展思維，沒有問一句：丟棄了清談的實幹能否掘掉自己的未來？奇怪之極，回避“清談”的同時卻常常也在回避民眾。因為我們意識中的民眾往往與“實”而不是“虛”連在一起。我們差不多完全忘記了，正是那些大“清談家”當中出實證主義者，出民粹主義者，出清新而深刻的思路，更出高屋建瓴的風范。只有真正偉大的民族才會有自己的大清談家。

　　這個時刻我們不由得想到了戰國時代的稷下學派。那是一大幫清談家，時代寬容了他們，他們也恩惠了時代。沒人會忽略了歷史上的這個繁榮的“百花齊放”時期。

　　物質主義者對于其他，特別是對于思想，從來談不上什麼崇敬之情。物質主義者誤認為自己才是世界的創造者。其實物質主義者的能力充其量不過是一種自然的力量，具有一種自然屬性。它本身並不能創造，它只能被用來創造。而使用它的，也只能是思想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