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以“告狀”為進步手段的董益三，現在“告”的是康澤，“狀子”是《襄樊戰役康澤被擒記》

　　叛徒的名號曾經落在董益三頭上。功德林期間，除了沈醉進廁所衝洗內褲是他告的狀，黃維用《毛澤東選集》撕作手紙也是他告的狀。董益三不以為恥，反以為榮。在一次學習會上，他公開宣稱：“告狀是我爭取進步的手段。龍有龍路，蝦有蝦路。杜聿明可以靠楊振寧加分，鄭庭笈可以靠傅作義吃糖，楊伯濤可以靠說大話賣乖，邱行湘可以靠賣苦力受寵，我靠什麼？無依無靠，只好打點小報告。”

　　因為如此，戰犯們對董益三無不敬而遠之，有時候在監獄的胡同狹路相逢，大都立即轉身，掉頭而去，躲避他如躲避瘟疫。不過，董益三的孤獨，恐怕還與他比較復雜的經歷有關。這位先前的國民黨十五綏靖區司令部少將處長，在更早的1927年，曾于武昌荊門同鄉會參加共產黨，白色恐怖中，上山打遊擊，終因寡不敵眾，1931年被國民黨逮捕。兩年後雖被保釋出獄，但由于李立三路線破壞了武漢組織，他與共產黨失去聯係。後經黃埔六期同班同學劉子奎介紹，到《北方日報》任副經理。這家報紙原本是山西軍閥閻錫山創辦的，由國民黨特務機構復興社接管後，劉子奎出任了總編輯。這樣，董益三的人生完成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先去浙江省警官學校任政治指導，再到軍統杭州無線電訓練班當了主任，抗戰勝利後，還被送去美國留學深造。美國之行，讓他碰見“貴人”——國民黨中央常委、特務頭目康澤。

　　康澤因受蔣經國排擠，找個理由到美國考察，在華盛頓一家公寓相識董益三後，兩人交談甚歡，相見恨晚。董益三回國，在國防部任了一個少將專員的閒職，而康澤升任十五綏靖區中將司令官後，點名要董益三當他的二處處長。報到那天，康澤握著董益三的手說：“我們現在同事，將來也同事。”康澤確有先見之明，他與董益三同在襄樊戰役被俘，又同在功德林接受改造。

　　稍有不同的是，康澤的改造仍在繼續，董益三卻捷足先登，比康澤提前離開監獄。獲赦之後，董益三直接被分配到全國政協，擔任文史專員。文史專員辦公室就在政協禮堂側旁，坐落在北京西城白塔寺下面。這座古老的院落，清王朝時叫作順承王府，北洋軍閥混戰年間叫作張作霖公館，直到新中國成立十年之後，它才有了現在的稱呼。董益三家住東城，每日準時上班，準時下班，來回的交通工具是一輛永久牌自行車。

　　董益三的性格大概也是永久的。他平日不茍言笑，對他不認識的人，幾乎永遠不予理睬。唯一的例外便是對他的軍統係統的人，不管監獄內監獄外，他可以做到有問必答。那日沈醉從辦公桌前扭過頭來：“益三兄，我有一個不解之謎，想請教你。”董益三摘下眼鏡：“但說無妨，只要我曉得的。”“你肯定曉得，因為你和康澤是朋友，我和他只是工作關係。”“你問康澤啥子事？”“我一直很奇怪，康澤究竟有多大的能耐，能一舉升到國民黨中央常委的高位？論資歷，他不過黃埔第三期；論門第，既非達官貴人，也非名門望族；至于本事，不瞞你說，我從來沒有把他放在眼里！”董益三搖搖頭：“你說康澤出身卑微，這是事實，他自己公開承認‘在四川山溝里吃紅苕長大的’。可是，要說本事，你真的不如他。你是搞軍事行動的，打打殺殺而已；他是搞政治策略的，專門給蔣介石出點子。這樣吧，我給你講一件事，這件事是康澤親口告訴我的。”

　　康澤告訴董益三，他在蘇聯留學期間，有一次同學聚餐，請到了當時國民黨駐蘇聯大使邵力子的夫人傅學文。當幾瓶伏特加把全桌搞得人仰馬翻的時候，有同學問傅學文：你長得如此年輕漂亮，怎麼會嫁給邵力子這個糟老頭兒？傅學文也喝醉了，她回答說，我的目的是借邵力子的關係，回國以後刺殺蔣介石。康澤坐在角落，佯裝大醉，悄悄啟開了衣袋里的竊聽器。半月以後，從莫斯科飛抵南京的當日，他手上的竊聽器就交到了蔣介石手里。

　　講到這里，董益三見沈醉半信半疑，索性又講了一件事：“你曉得的，在江西五次‘圍剿’共產黨之前，蔣介石專門興辦了廬山星子訓練班，以培養對付共產黨的武裝特務。訓練班籌建之初，蔣介石分別找了黃埔一期的蔣復生和黃埔三期的康澤，要他們各自草擬一份籌建計劃。蔣復生面面俱到，洋洋萬言，被蔣介石斥為‘大而不當’；康澤則一條一款，有血有肉，被蔣介石譽為‘切實可行’。于是，蔣介石視康澤為心腹，很快委任他三青團組織處長之職。這，難道不是康澤起家的本錢麼？”

　　沈醉恍然大悟道：“是的，是的，康澤這輩子也不容易，因為他的件件事情都能讓蔣介石滿意。不過，話說回來，不管康澤用心再深，也鬥不過蔣介石的兒子。這一點他本人也是清楚的，所以經張治中略加暗示，康澤就立即讓出了三青團的寶座，最後不得不遠離皇上與太子，帶著你到襄樊的營帳里解悶氣去了。”

　　董益三有些吃驚：“你當時在保密局雲南站當站長吧，天遠地遠的，我們去襄樊赴戰的過程，你是怎麼知道的？”“保密局湖北站站長告訴我的。”沈醉笑道，“現在可以不保密了，這位站長還告訴我，他奉南京命令，已經著手對康澤展開調查，因為這個綏靖區司令官為了過生日，筵席都擺到陣地上去了。怎麼樣，我沒有說錯吧？”

　　“沒有錯，沒有錯，這件事情我正在寫。”董益三正在寫《襄樊戰役康澤被擒記》，他開篇寫道：

　　1948年7月1日是康澤44歲生日，他的特訓班和別動隊的高級幹部都知道，很久就想為他捧場，來個公開慶壽。為了迎合他的胃口，他們搞了一個別致的祝壽形式，請他出南門到十多里外的某個名勝古跡的一個亭子（亭子是有名字的，我搞忘了）里午宴。不知是誰，想得真周到，把他的行軍床都帶來了，準備在他酒醉飯飽之後，好躺下休息。那天，康澤喝了很多，有點借酒澆愁的意味，直到下午3點鐘，才興盡而歸。到了晚上，部下們又在司令部背後，選了一間特別寬大的房子，大擺筵席，繼續喝酒。樊城的名角都被邀來唱堂戲，正當一位女演員為司令官的生日獻詞祝賀的時候，第二處的一個參謀突然慌慌張張地跑進來向我報告，說是老河口諜報組來電話，解放軍發起對襄樊外圍的進攻，前哨已經接火，大戰一觸即發。我悄悄走到康澤身邊，用耳語報告了這個情況。司令官故作鎮靜地點了點頭，隔了好一陣，他才溜回司令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