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周恩來接見在京獲赦人員及其家屬時說：“中國革命是個復雜的過程，有些時候很難用誰對不起誰來詮釋歷史……”
杜聿明結束的，是另一種痛苦。他患有四種病，不過淮海戰役戰敗之前，他只知道自己患有三種病：胃潰瘍、肺結核、腎結核。第四種病是他進功德林後被管理員發現的。那日他正在洗澡，洗著洗著，雙腿打戰，終于力不可支，跌倒在地。管理員衝進澡堂，問是怎麼回事。杜聿明一言不發，其實他感到腰酸腿痛已經有些時日了。他不願知道是什麼病，更不願治療，他準備來個慢性自殺。管理員急了，命令杜聿明站起來，雙腳靠攏，這才發現他的臀部一邊大一邊小。當日，不管杜聿明願意與否，管理處送他去功德林外面的復興醫院檢查，檢查結果：脊椎結核。于是，除了給藥，管理處還在杜聿明的床上安放了一個石膏架。
獲赦之時，杜聿明的脊椎結核沒有完全康復。他向管理處提出要求，希望能把石膏架帶走，可是管理處拒絕了。管理員笑道：“我們用的是土辦法，外邊的醫療設備會更好。”是的，杜聿明稍有不適，就診的是一流的協和醫院，晚上睡覺，使用的是一張特制的鋼絲床。可是，不知為什麼，他總覺得還是土辦法好。曹秀清取笑道：“既然你這麼喜歡石膏架，那你明天幹脆搬回監獄去！”杜聿明回答說：“老實講，我早就想去功德林看看了。有一句話叫愛屋及烏，因為我喜歡管理所的人，所以我留戀里面的環境。不過明天不能去，明天上午9點半，你和我都要去人民大會堂哩！”
1963年深秋，人民大會堂臺灣廳里，周恩來總理、陳毅副總理以及其他領導人，接見了在京的獲赦人員和他們的家屬。與第一次走進人民大會堂不同，杜聿明今天穿著一套全新的筆挺的西服，那是楊振寧請曹秀清轉交的禮物。曹秀清則穿著一件色彩光鮮的旗袍，這是她從箱底篩選出來的。落座之後，周恩來首先代表毛澤東對曹秀清從美國回來表示歡迎：“你的壯舉令人佩服，你丈夫的表現也令人欣慰，要知道，杜聿明先生對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是有貢獻的，更何況從甲級戰犯到勞動人民，這本身就是新中國才能產生的奇跡！”講到這里，周恩來把目光對準身穿中山裝的溥儀，說：“你把你和李淑賢女士結婚的時間定在五一勞動節，讓我非常感動，也非常受教育。這說明皇帝也是可以改造好的。你的進步，足以證明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溥儀欠了欠身，訕然一笑道：“謝謝總理的表揚。社會主義當然要比封建制度好。從我個人而言，我是住在故宮里的第一號囚犯。身為皇帝，至高無上，可是每天二十四小時，時時刻刻有下人跟著，沒有一丁點兒自由。所以我還要謝謝命運，我用前半生的痛苦，換來了我後半生的幸福！”周恩來突然想起了什麼：“溥儀先生，第四屆全國政協會議期間，毛主席與我談話時，專門提到你。他說他看了你在撫順管理所寫的《我的罪惡的前半生》，很受啟發，學到了很多東西。只是文章里面檢討的東西太多，有點像犯人在接受審判時的供詞。毛主席說這樣大可不必，因為有些事情你要負責，有些事情是別人背著你幹的，你就不必承擔責任了。”溥儀這時站起身，恭恭敬敬地給周恩來鞠躬，待他抬起頭來，眼眶里面竟然充滿淚水。
現在說話的是陳毅，他目光定定地看著杜聿明：“你寫在《文史資料選輯》第二十一輯上的《淮海戰役始末》，我看了好幾遍。過去我們只曉得解放軍方面的情況，對你們的情況曉得不多。看了你寫的東西，才完全了解到你們當時為啥子要那樣部署。老實說，你們也不是吃幹飯的，難怪雙方動員的兵力有一百多萬，這是解放戰事中最大的戰役，也是中國歷史上罕見的戰役，真的值得研究呀。”杜聿明微微笑道：“只是本人水平不高，文章寫得不好，還望副總理多多指教。另外，拙作提到你給我寫信的事，你不會介意吧？”
相關內容在《淮海戰役始末》里是這樣表述的：
有一天晚上，第十三兵團司令李彌打電話說，陳毅派人送來一封信，問我要不要看。我問送信的是什麼人，李彌說是個被俘去的該兵團軍官。我估計信是勸降的事，就叫李彌不要送給我看。李彌說萬一還有別的事呢，我說好吧，看看無妨。陳毅的信起頭說得很客氣，中間有些話，我當時認為是威脅。其中說道：“你為什麼為四大家族服務，而不為人民服務？”什麼是四大家族，我當時似懂非懂，比較清楚的倒是陳毅開出的條件，若能照辦，我想，至少可以保全兩個兵團的十幾萬人馬。我拿著信去試探第二兵團司令邱清泉的態度，他正圍著火盆喝悶酒。我把信遞給他，他接過去看了一半，一句話未說，便將信扔進火盆了……
“我才不會介意呢！”陳毅哈哈大笑起來，“你不是在文章里頭說我威脅你嗎，那好，那好，十多年後的今天，當我們成為朋友的時候，我願意跟你說聲對不起，你看行嗎？”“不行不行！”杜聿明連連擺手，誠惶誠恐道，“應該說聲對不起的是我們。記得四年前，在中南海西花廳，我們首批獲赦人員見到總理的第一句就是這三個字。總理在黃埔軍校當過政治部主任，我們大都是總理的學生，因為我們走錯了路，辜負了軍校的培養，背離了黃埔的精神，所以我們應該而且必須道歉！”
“你們道歉的時候，我是怎麼說的？”周恩來抬了抬他那只受過傷的手臂，問杜聿明。“總理說不能全怪你們，我也有責任。”杜聿明一字不漏地回答說。“這就是了。”周恩來又說，“中國革命是個復雜的過程，有些時候很難用誰對不起誰來詮釋歷史。國共兩黨恩恩怨怨，但是我們畢竟有過兩次成功的合作，合力打擊過共同的敵人。所以如何看待國家，如何看待個人，最好的辦法就是運用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比如說國民黨的特務機構，他們用法西斯的手段對待革命志士，雙手沾滿了人民的鮮血，但是毛主席在最近的一次談話中，恰恰表揚了過去的特務頭子康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