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中正與馮玉祥

　　蔣中正（介石）和馮玉祥（煥章），曾是左右民國政局、極一時風雲際會的人物，分別代表中央軍（黃埔）、國民軍（西北）兩軍係的領袖。1949年後隨國民黨來臺之西北軍故舊，除少數幾人留在政治舞臺外，多數都過著退隱式的生活。有關西北軍的史料，面臨被扭曲或湮滅的危險。“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于1955年成立之初，郭廷以所長別具慧眼，在進行“口述歷史”計劃時，首先搜集以馮玉祥為中心的西北軍史實，對來臺之西北軍將領，如石敬亭（筱山）、熊斌（哲明）、秦德純（紹文）、劉景健、孫連仲（倣魯）等進行訪談，希望在他們的口述中，挖掘出過去未見諸文字的秘聞，搶救一些最珍貴的直接史料。可惜，由于當時政治禁忌太多，被訪談者，語多保留，未能暢所欲言。

　　無獨有偶，劉紹唐先生在1962年6月創辦了《傳記文學》雜志後，也有計劃的在發掘與西北軍有關的史料，對西北軍名將的回憶錄、傳記等不斷的刊布，在專書方面，已出版：《秦德純回憶錄》、《劉汝明回憶錄》、《張上將自忠畫傳》、《宋哲元與七七抗戰》、《宋故上將哲元將軍遺集》、《馮玉祥傳》、《西北從軍記》等；又發表了很多篇有關將領的傳記，如：趙登禹（舜誠）、佟麟閣（捷三）、鹿鐘麟（瑞伯）、韓復敿（向方）、石友三（漢章）、張之江（紫岷）等，保存下許多珍貴紀錄。

　　民國初年，軍閥及政客結拜的風氣甚盛，要皆基于本身一時之利害而訂交，故反目成仇者，屢見不鮮，蔣介石、馮玉祥二人也未能例外。蔣介石拉攏馮玉祥為其消除異己，完成統一大業；馮玉祥則借重蔣介石的勢力來鞏固、並擴大自己的地盤；可以說是各有所圖。他們自1928年2月18日在鄭州換帖，到1948年8月31日（或作9月1日）馮玉祥在黑海敖德薩（Odessa）港附近俄輪“勝利（Pobeda）號”上，以放映電影起火而被焚死，二人“異姓兄弟”的關係，維持了二十年又六個多月。在這二十多年中，他們二人，時而兵戎相見，時而握手言和，反覆較量，可以說恩怨一直不斷，最後終于分道揚鑣，徹底決裂，盟兄成了反蔣的急先鋒。

　　紹唐社長深感蔣介石、馮玉祥二人之分分合合，影響民國政局至大，有意輯錄兩人公私來往函電，酌加注釋，除將已搜存者先在《傳記文學》發表，並吁請讀者、專家就所藏所見者予以增補；俟搜集有相當篇幅後，再編為專書，當為民國史上一項重要史料。筆者認為這是一項很有意義的事，奉邀參與此項工作。茲先就蔣介石、馮玉祥二人交往的大概情形，作一簡要說明，供作參考。

　　蔣馮的崛起

　　孫中山先生為建立革命武力，于1924年6月成立黃埔軍官學校，以蔣介石任校長。同年10月，軍校學生平定廣州商團事變，開始嶄露頭角。1925年2月，蔣介石率軍校教導團及粵軍第一次東徵，連戰皆捷；6月，討平楊希閔、劉震寰之叛，鞏固了革命根據地。國民黨在廣州既能控制局勢，乃于7月1日取消大本營，成立國民政府，下設有軍事委員會，以蔣介石及汪兆銘（精衛）、譚延獧（祖安）、胡漢民（展堂）等八人為委員。為統一軍政，各軍改稱國民革命軍。8月，黨軍改為第一軍，以蔣介石為軍長。自此奠下其在國民革命軍中的地位。

　　馮玉祥出身行伍，以治兵甚嚴而聞名；惟性多疑善變。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戰事爆發，馮玉祥以直係部將，率所部自古北口班師回京，與老同盟會員胡景翼（笠僧）、孫岳（禹行）兩軍會合，號國民一、二、三軍，趁機倒戈，反吳佩孚（子玉），發動“首都革命”。從此，國民軍則成為新興崛起之獨立軍係。1925年1月，馮玉祥專任西北邊防督辦，將國民一軍各部統轄于西北邊防督辦署，改稱為暫編西北陸軍，取消國民軍名稱，以後即稱“西北軍”。

　　“首都革命”後，馮玉祥依照與胡、孫之約定，電請中山先生北上解決國是，並聯合奉係擁段祺瑞再起為臨時執政。未幾，以爭地盤故，又展開新的權力鬥爭：先是直係與國民二、三軍聯合討奉，馮玉祥之國民一軍則暗聯郭松齡叛張作霖，激怒奉係，因演成直奉棄嫌修好，聯合討馮。馮玉祥一舉樹立直奉兩大強敵，又因處置直隸地盤問題，內部也發生了意見，遂于1926年1月1日通電下野，只身經外蒙赴俄乞援，並與南方之國民政府互通款曲。1月25日，蔣介石與汪精衛曾聯名電勸馮玉祥，謂“時事多艱，請消退隱。” 

　　南北呼應　互蒙其利

　　1926年初，由于奉直在華北夾擊國民軍，定要將其打倒；蔣介石認為國民軍被打倒後，下一個目標必然是國民革命軍，乃于2月24日提議早定北伐大計、應援西北國民軍案。3月31日及4月2日，馮玉祥之代表、前同盟會員馬伯援到廣州，分謁代理國府主席譚延獧及軍事委員會主席蔣介石，謂國民軍必與國民黨合作、解決國事。翌日，蔣介石即上書國民黨中央，請整軍肅黨，準備北伐。他認為：國民軍退出京津、尚未被完全消滅前，英、日兩國必協定以奉軍對西北之國民軍，以吳佩孚對南方之廣東革命軍；故應聯絡國民軍，使其退守西北，保留固有之勢力；並于三個月內出兵北伐，在吳之勢力尚未充足之際，一舉而佔領武漢。4月10日，國民政府委員會致函馮玉祥，謂決積極籌備北伐，期會師中原，共定國難。4月15日，國民軍由北京退往南口。4月30日，蔣介石又與中央執監委會商北伐計劃，主聯合馮、閻（錫山）以牽制奉軍。6月3日，蔣介石電邀馮玉祥來粵共籌大計。6月11日，馮玉祥復電謂：“我救國軍隊非會師武漢，不能達救國之目的。”即派李鳴鐘（曉東）、劉驥（菊村）全權赴粵會商。 此前，馮玉祥已與國民黨人多有往來，但與蔣介石之互通函電，可能自此始。6月5日，國民政府特任蔣介石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于7月9日就職，即誓師北伐。從此逐漸掌握了軍政大權。

　　北方的軍閥混戰之際，國民黨在廣東趁機發展。蔣介石誓師北伐時，國民軍正與奉直聯軍酣戰，尤以南口之役，至為酷烈，吳佩孚的大部分精銳，被吸引、牽制在北方，削弱了兩湖的防禦力量，使其首尾不能相顧，北伐軍因得勢如破竹向北推進。蔣介石心存感激，後在國民軍聯軍南口陣亡將士追悼大會中致詞時說：

　　當革命軍自粵出發，未幾下桂趨湘。彼時正西北革命同志與反革命者激戰南口。賴諸烈士之犧牲，直軍不能南下守鄂，北伐軍遂長驅北上，衝破長（沙）岳（陽）。後日西北同志，雖退綏（遠）甘（肅），而北伐大軍，已以破竹之勢，消滅反動勢力，建立政府于武漢。是北伐成功，多賴南口死難烈士；革命同志，幸勿忘之也。 

　　從另一角度來看，由于蔣介石如約于7月出師北伐，克湘、鄂，圍武昌，迫吳于8月移兵南援，與北伐軍相持于武勝關，因此得解國民軍之難。馮玉祥也曾表達過感激之意：

　　回想客歲蔣總司令介石同志，不避勞苦，決心北伐，故能得今日革命偉業，不但救軍閥虐待下之民眾，亦且救我西北軍。 

　　雙方在戰略上的密切配合，收到了互蒙其利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