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英惠
【摘要:蔣馮二人之分合,影響民國政局至巨,其中有關兩人公私來往函電,頗具史料價值,但如果不加以詳細的注解,實在難以說明他們二人之間交往的真相。輯注者陶英惠教授,任職于‘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為這批函電作注目的在理出一條清晰可辨的脈絡,幫助讀者在閱讀時,對蔣馮二人有更進一步的認識;並對治中國現代史者,提供一份難得的資料。”】
我對蔣介石、馮玉祥兩人,並未作過深入的研究,十多年前,忽奉《傳記文學》雜志社劉紹唐(宗向)社長之邀,著手輯注蔣介石、馮玉祥兩人公私來往函電,可以說是非常偶然的。
紹唐社長素來熱心于近代史料之搜集、刊布;由于他曾在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工作過,所以對于蔣介石的資料更是特予留意。有關蔣介石的生平言行,經其親自核定刊行最早的有兩種,一為1931年冬刊行的《自反錄》,一為1937年春出版的《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就史料價值言,前者遠較後者為珍貴。如《自反錄》第二集,收錄了1926年夏至1931年冬大量的重要文件,在這五年中,正值北伐、編遣會議不歡而散、西徵武漢桂係、討伐唐生智、馮玉祥稱兵反抗中央、閻錫山汪精衛馮玉祥李宗仁等大聯合、中原大戰、擴大會議、以及廣東成立國民政府等重大事件,接連不斷的發生,蔣介石如何應付、處理這些事件的原始函電,都完整的收錄在這一集中,其史料價值之高,自不待言。可是上述兩部書,自初次印行後,坊間曾再次排印過《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至于《自反錄》則沒有人注意,既未再版行世,也乏人徵引用作研究資料,何以致此?令人有些費解!
1992年初,紹唐社長告訴我,他托美國的友人代為復印了一套《自反錄》,想要影印出版,廣為流傳,以彌補其不被重視的遺憾,並嘉惠史學界的學人;但是復印件的書邊處,偶有因為厚度的關係未印清楚,甚至漏印一行,托我代為檢查補訂一下。這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我曾數度到孫逸仙博士圖書館為之查對,也曾就近代史研究所庋藏的微卷加以核對。該書內容有文電、函札、計劃、建議、演講等,細讀之下,發現其中頗多性情之作。蔣介石在手書自序中說是“以為朝夕自反之資”,並未公開發行,所以流傳不廣。
1998年1月中旬,紹唐社長又寄來一冊影印的《蔣馮書簡》,囑代為增補整理。我因為看過《自反錄》,覺得與《蔣馮書簡》兩相對照,可以理出一條清晰的脈絡,很有意義,因與紹唐社長商定:將兩人來往函電,依照時間先後順序排列,將已搜存者先在《傳記文學》發表,並繼續公開徵求兩人來往的函電,盡量求全。因為僅靠《自反錄》與《蔣馮書簡》,定有太多的遺漏。我于是再就《馮玉祥日記》、《馮玉祥選集》以及當時有關的報章雜志等,擴大搜尋范圍,並到國史館抄錄大溪檔案中之相關函電。這時適逢小兒俊安及兒媳林淑慧,趁耶誕假期自美返臺省親,也陪著我去國史館,我選好後,交他倆抄錄,頗有所獲。經過多方增補後,雖然仍不夠完整,但已經有了相當可觀的成績。1998年12月,紹唐社長便在《傳記文學》第七十三卷第六期開始連載,並吁請讀者、專家就所藏所見者隨時予以增補;俟搜集有相當數量後,再編為專書,當作民國史上一項重要史料。不料這時紹唐社長的健康出了問題,《蔣馮書簡新編》只刊出了四期,他即于2000年2月10日,以肝腫瘤病逝三軍總醫院。俗語說“人亡政息”,在所難免,連載的事,因之中斷。而《自反錄》之出版,更是胎死腹中。
不久,《傳記文學》改由世新大學成嘉玲、成露茜女士接辦。2000年11月29日,我到東吳大學參加其百年校慶所舉辦的學術研討會,《傳記文學》雜志社編輯部邱慶麟先生到會場拉稿,我告以《蔣馮書簡新編》尚有存稿在社中未曾發表。邱先生轉告成社長後,自七十八卷第三期起恢復陸續刊載,直到2005年4月第八十六卷第四期,全部刊載完畢,前後共刊出三十六期。
成社長在恢復續刊的編者按語中,點出了該書的重要性,特照錄如下,除可供讀者參考外,並藉向成社長表達感謝之忱。其按語雲:
“在中國近現代史軍閥混戰中,蔣介石與馮玉祥可謂獨步鷹揚于當時,兩人手握重兵,各據一方,互為犄角。同時兩人為了本身的利益,始而訂交,進而結盟。在長達二十多年的交往當中,兩人別具懷抱,時而兵戎相見,時而握手言和;可以說是恩怨不斷。
蔣馮二人之分合,影響民國政局至巨,其中有關兩人公私來往函電,頗具史料價值,但如果不加以詳細的注解,實在難以說明他們二人之間交往的真相。輯注者陶英惠教授,任職于‘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為這批函電作注目的在理出一條清晰可辨的脈絡,幫助讀者在閱讀時,對蔣馮二人有更進一步的認識;並對治中國現代史者,提供一份難得的資料。”
在全文刊載完畢後,又有幸獲得蔡登山先生的重視,並無私的代為安排出版事宜,使劉紹唐社長最初輯錄蔣介石、馮玉祥兩人公私來往函電的願望,得以完全實現,更是一項偶然。特向蔡先生敬致由衷的謝意!美中不足的是劉紹唐社長最早就想影印出版《自反錄》的心願,恐怕再也無由實現。就對也曾參預其事的我來說,內心不免有些若有所失!
陶英惠 謹識
2009年2月16日于南港“中研院”近史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