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不幸，禍亂相尋。張發奎、俞作柏等之叛變，甫告敉平，而西北馮部殘逆，又乘暴俄之侵淩，而張皇倡亂，危害國家，重苦吾民，莫此為甚。中正受命中央，討賊戡亂，責無旁貸，安內攘外，死生以之。唯念今日之政府，為全國國民之政府，而今日之討逆，不僅為吾全國國民求治而討逆，亦且為吾中華民族自衛而討逆。乃知此次討逆之意義，非特安內，實為攘外。蓋內姦一日不除，外侮未有一日能免者也。故今日西北之叛亂，乃為一切危害國家民族之封建余孽，相與暴俄共黨，勾煽結合，以圖最後之一逞。實為我國存亡人民禍福最大之關鍵，亦即革命與反革命最後決勝之一戰耳。事根本之所係，尤在乎全國之人心。必欲全國人民，以真確之目光，觀察國家之現狀；以公平之心理，體念革命之環境；依其必然之認識，共為一致之努力，百折不撓，共禦外侮，勿使敵國以我民族無國家觀念為可侮；沈毅堅決，制裁反動，勿使叛徒以我民族無革命常識為可欺，而後叛變可以永弭，外患可以立消，國事或可不重煩兵革，布其區區，唯我全國同胞共垂察焉。慨自北伐完成以來，中央與國民政府之唯一政策，曰和平統一，此不僅布之簡書，為全國同胞所共見；一年以來，實始終守之，而未嘗或渝。春間桂係抗命，中央為保障統一，不得已而用兵，猶力求平亂之迅速，避免戰事之延長。其後馮玉祥相繼謀叛，中央乃運用政治之力量，不欲再起兵戎，以苦我同胞。

　　于是馮玉祥卒為社會心理與革命環境所裁制，自知其勢窮力蹙，乃不得不離其部隊，流寓太原。于是西北叛軍，始得表示服從中央命令。中央則不惜恕其既往，而悉予收容。此中央篤守和平統一政策之見于軍事者也。其在黨務方面，亦力求集中一切同志，泯絕過去之猜嫌軋轢，共秉總理之遺教，一致努力于訓政實施之工作。前勞可念，則務從其寬，紀律之行，則力求其恕。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雖澈悟于整理之不容緩，然對于有歷史關係者，仍表示一致之尊重。即對于違反主義釀成共禍之負責諸人，亦只取消其黨籍，而不事追求。三次代表大會之公意，不啻為一年以來之和平統一政策，更加一層之保障，固將以寬大造成和平之基礎，以和平厚集建國之力量。一年以來，中央與政府，所為委曲求全者，無非以國基初立，民困未蘇，第一要義應使國家安全，民樂其生，確立社會之秩序，推行一切之建設，使主義不托于空言，人民胥蒙其樂利，而後消耗國力之戰禍，得以永弭；共產黨徒殺人放火之煽動，無自而起耳。何圖政府千方百計以求保和平，而馮係封建軍閥之野心終無感格之可能。黨內雖力求寬大與容忍，而造成殺人放火巨禍之罪魁，亦終無悛悔之一日。迨至今日，背叛黨國之改組派，封建余孽之馮係叛將，以及國內一切不逞之反動份子，遂相與起伏呼應，不惜勾結暴俄，聯合共黨，對于國家肆行其搗亂與破壞。凡中央順應人民心理，力求相安之所為，胥為此日變亂之厲階。此固為中央所慚惶而不安，亦必為吾全國同胞所澈悟而痛心者也。吾同胞其識之。

　　西北叛亂既起以後，欲求恢復如本年五六月間第三次中央全國時代之狀態，已非短期間所能為功。彼時桂係已告肅清，西北變亂亦就解決，國內欣欣，樂生望治，鹹認為自今以後庶無戰禍。二次中央全會之決議，悉為實施訓政建設之具體方案與步驟。中央為厲行國軍編遣，復召集編遣實施會議，分區執行，力求貫徹。其對內則致力于訓政基本工作，一面頒行各種自治法規，開始訓練人民之自治。一面復頒布清鄉剿匪條例，期于肅清土匪共禍，謀初步生活之安定。至言對外，且注全力于不平等條約之廢除，從事于主權之收回。凡此種種，雖未能旦夕以計功，亦庶可循程而責效。豈意反動將領，竟不顧國家人民之利益而突起叛變，更不意改組派不顧國家地位、革命前途，而有此擾亂大局之行動。坐令社會秩序重起紛亂，國家地位再見動搖。使二中全會時代之狀態不能再現，使實施建設之程序無從進行，挫阻橫生，戰雲再起。嗟乎！吾同胞思之！此為政府無力建設或無意建設乎？抑反動派不使國家有安定建設之機會乎？政府之討伐反動派，為不惜和平之破裂乎？抑為保障國家人民利益計，有不容不忍痛一割者乎？由此次所得之教訓，中正敢言，非根本消滅專與國家人民利益為敵之反動軍隊，則國家決不能寧定，人民亦不能安樂，和平秩序決不能有確實之保障，而一切解救民生之建設，亦決無法以進行。中正更敢言，非全國人民擁護中央之政策，與認識革命之意義，以人民之意思，為有力之裁制，則反動派之根株，亦不能鏟除盡凈。自今以往，惟望吾國民徹底覺悟者，即為求國家有真正之安寧，人民享永久之安樂，必須中央有強固之政府，尤必使此強固之政府有全體人民為後盾。凡我愛國之同胞應一心一德，協助政府，掃除馮係軍閥共產余孽，方得懾服暴俄侵略之野心。對于政府，應根據黨國決議之方案與法令，督促其實施，箴規其缺失，勿以求治太切之心，發為不負責任之責難。勿信顛倒淆亂之謠諑，反助好亂者以張目，而為之自擾。古人有言，期月已可，三年有成。政治之事，雖在聖智，尚未易倉卒以圖功。自上年馮玉祥離陜以至今日，為時未逾半年，政府雖自疚進行之弛緩，然建設方案，已得粗定，犖犖諸端，逐次施行。乃反動派必欲掀起釁端，破壞政治之安定，增加建設之障礙，搖動國家之地位，先自造成一跬步難行之局面，而再責人以遲鈍，彼別有用心者則然耳。曾是國家休戚相關之國民，而謂應如此乎？

　　總之，中央所夙夜以求者，惟在鞏固和平統一之基礎，而反動派必欲破壞和平統一之基礎。中央惟求人民以休養生息之機會，故盡力以謀國家之安定，而反派則不利于國家之安定。二月以來，凡中央所苦心造成初步安定之局面，已為反動份子、封建軍閥破壞而無余。政府欲求如四五月前得以致力外交，專心于和平建設之局面，已不可得。感格之道既窮，治標之計更急。政府今日，惟有不避困難，不辭犧牲，引下列二者為當前最大之責任：一曰遏滅背黨亂國共產遺孽之惡化勢力，勿致時局演成十五六年時代在武漢、廣州殺人放火之局面，冀能減除人民一分之苦痛，即為政府盡其一分之責任。二曰鏟除愚拙卑劣虛偽殘酷之封建勢力，不容馮係叛軍重施卵翼徐（世昌）、段（祺瑞）、曹（錕）吳（佩孚）之故智，使中國退歸于往昔腐敗封建之政治，全國演成今日西北朘脂削膏搜糧食人之慘禍。依過去事實之經驗，已使吾人感姑息之不可以為治，茍安之不可以為政。惟有徹底重造革命之基礎，完成真正統一之局面，而後一切救國建國之方案，始有循序推行之可能。然此尤必賴全國同胞認識國家所處之艱危，竭全力以協助政府。同胞乎！今日之事，非僅叛將作亂之局部問題，實為內外勾結謀亡國家惟一之危機。茍人民不知傾全力以護助政府，甚至袖手旁觀，置若罔聞，必欲使封建軍閥與反動勢力浸淫坐大，其結果非陷國家于十五六年武漢、廣州暴亂政治，即重演往昔徐、段、吳、曹時代之封建政治，與今日西北兵災人禍之慘劇。時果至此，則人民痛苦固永難解除，即過去革命之犧牲，亦將全失其意義，吾民族吾國家且必淪于永劫不復。其尚有生存安樂之望乎？值此內亂外侮之來，千鈞一發之秋，吾人持顛扶危，夫復何言。惟願全國同胞正其視聽，一其意志，勿茍且、勿偷安、毋中立、毋徘徊。民賊既無兩立之勢，順逆豈有並存之理？惟願全國同胞團結精神，共禦外侮，同仇敵愾，消滅叛逆，以增高我民族之人格與國家之地位。信任政府，擁護中央，滅撲此反動之狂焰，以掃除國民革命之障礙，而奠定我三民主義之基礎，則國家幸甚，民族幸甚。

　　（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八日，《申報》，第八版。）

　　【注】一九二九年六月二十七日，蔣介石向記者宣布，中央對馮玉祥決不究既往。七月五日，國府取消馮玉祥之通緝令。惟馮玉祥仍與閻錫山秘密進行反蔣。九月十七日，閻錫山夜宴馮玉祥于晉祠，決舉兵反抗中央。十月十日，馮玉祥之部將宋哲元等電閻錫山、馮玉祥，歷數蔣介石六罪狀，即日出兵四十萬討伐。並推閻錫山、馮玉祥為國民軍總、副司令。十月十四日，蔣介石發表告全國將士書，謂馮軍乃統一之最後障礙。二十七日，再發表討馮告民眾書，決鏟除封建軍閥。二十八日，自南京赴漢口督師，並發討伐馮軍誓詞及通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