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公惠鑒：
昨晚承招飲，相談甚歡，所陳三事，頗蒙嘉納。回寓之後，籌思終夜，覺政事之重要，無逾于此。惟黨政殷繁，集于一身，所敘之語，慮或偶忘，而兄之于弟，公為同志，私屬莫逆，區區相助為理之心，既殷且切，特將談話，逐項錄出，送陳左右，以備採擇。
一曰得民心：民為邦本，本固邦寧，是知立國于大地之上，非民無以圖存。古聖王以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我總理創造三民主義，而尤汲汲于民生，其重視人民而不肯稍失其心者，先聖後聖，其揆如一。惟如何而後可以得民心？亦在所志所圖，事事為民而已。處今日之時局，農村破產，民窮財盡，縱不能衣之食之，實惠普沾，而薄賦輕徭，相安無擾，所欲予之，所惡勿施，治國者所易為。民之所求者，亦不過僅只如此。如于就職之初，首先注意及此，以愷悌慈祥之意，剴切詳明之詞，嚴令內外官吏，重民生而體民意，凡不利于民及民之所惡者，除之，蠲之，使能衣食粗足，安居樂業，其愛戴之心，自油然而生。雖外來之威脅利誘，斷不至于盲從。古人謂得民者興，失民者亡，可不慎與！
二曰重監察：時至今日，人民之困苦，官吏之泄沓，盡人而知，無可諱言。救斯弊而挽頹風，厥惟提高監察權。在昔承平之世，人各盡其職，然摭失言過，史不絕書。即滿清末葉之際，處專制淫威之下，而彈劾瀆職，義正詞嚴者，猶不乏其人。況今名為民國，以民為主，設官分職，無非為民，乃人民處極困之境，而官吏少負責之員，貽誤因循，積弊殊甚。應請提高監察之權，實負監察之責，其有人不稱職，事不利民，以及貪婪之徒，邪妄之類，亟須破除情面，認真糾彈，查有實據，依法懲辦。如是始足副我總理提倡五權，而尤重監察之意。此尤極盼注意者也。
三曰抗日圖存：日本之對我，昔在蠶食，嗣又易蠶食而並吞。故初步即侵據東四省之大，繼復經營蒙古，今則漸及華北。我愈讓，彼愈迫，我愈退，彼愈進，退讓無已時，進迫無止境。長此不已，伊于胡底，故居今日而欲收復失地，救亡圖存，舍抗日實別無道路。夫抗日之舉，全在自身。然徒以一己之毅力奮鬥，而不運用外交，仍非萬全之策。故鄙意以救國須抗日，欲抗日須聯蘇，而英美為忌日特甚之國，亦宜加以結合，以張我之勢，而怯敵之心。惟我國遺習，自視頗大，在昔對外，視為夷狄，後雖覺悟，仍自視平等，殊不思國勢陵替，主權日削，人之視我，幾若無物。若不效申包胥之泣援秦庭，痛述利害，婉言合作，而猶龐然自大，恐不足動其心，而得其力。此非故為卑下，實以救亡心切，抗日心切，不得不于臥薪嘗膽努力自奮外，希望聯合蘇俄、英、美各國，有所協助，易于生效。吾國果能自強不息，蒸蒸日上，雖今日謙遜為懷，彼歐美寧能不刮目相待，視為強國，此似無足慮者也。
以上所陳，即昨日面談之語，草草布上，尚乞垂�ǜC順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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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馮書簡》，2-3頁。）
【注】從馮玉祥之日記中，可知他南來後，與蔣介石溝通良好，互動頻繁。十一月二十六日：“見蔣先生介石，談十三條，記之如下：一、新生活之應推行，不可陽奉陰違。二、國家機關太不靈活。三、孫中山先生的大元帥自要。四、劉、項之不同之點，有意思。五、抗日須奮鬥：甲、政治之清明。乙、經濟之辦法。丙、人才之搜集。丁、軍備之擴張。六、華北事件：收軍心，安地方。七、重工業之煤、鐵辦法。八、督政團之組織。九、大赦令之不可再緩。十、如何聯俄。十一-十三、國家大計。介石所答之話為最謙下，為最和平，更為最誠懇，實為我最滿意也，此次可謂之不白來了。”十一月二十九日：“見介石談數事，列于後：一、救亡大計。二、抗日必清政治。三、明賞罰之重要。四、如何抗日法。五、軍事要集中力量去準備。六、水利的事，則在打壩二字。”十一月三十日，馮玉祥對戈定遠說：“一、中央決定抗日。二、蔣先生一定抗日。三、國民黨為日本大敵。四、蔣先生是日人眼中之釘。五、我對于外人說中國人不好，我不願聽，況蔣為我之朋友、兄弟乎。”十二月八日：“見張溥泉（繼）先生，知報載北方將有新名目之發現，于是我寫信一封給介石，言萬萬不可。昨在黨部，孫（科）、鄒（魯）、居（正）、于（右任）、我五人曾有一信給介石，言須定一抗日之步驟，否則成何會也。”十二月十日：“午後，在蔣先生家用飯。同孫哲生先生、于右任先生、蔣先生共商救國大計：一、外交對俄之聯的辦法，和對英、美之辦法。二、張溥泉見蔣非挂號不可的話，右任面告蔣，很有意思。三、我說三事，另一長稿一篇。”其十一日致蔣函，即日記中所說之三事及長稿。（《馮玉祥日記》，第四冊，644-653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