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中期以後，官員之間喜歡借饋贈之名，行賄賂之實，以謀取不正當利益。這種灰色交易猶如軀體內的惡性腫瘤，四處蔓延，異常活躍。權力係統成為利益輸送的管道，官家制度在其傳導過程中，其剛性的一面也隨之層層遞減。遞減的制度根本無法約束食權者膨脹的欲望，這種自下而上的病原體傳導方式，將權力結構層層腐蝕。州縣將利益導向道府，道府再導向總督和巡撫，總督和巡撫則導向京城權要們，最後接棒的是皇帝本人。　

　　在官僚機器的運行過程中，這種迎來送往的利益傳接成為權力的潤滑劑。作為這部機器的主人，乾隆皇帝居然也參與到了這場權與利的博弈當中。皇帝居然也接受朝中大臣們的禮品，送給皇帝的禮品就是“貢品”。皇帝什麼稀罕玩意沒見過，所以給皇帝辦貢是一項勞神勞心的活，各方面都要考慮周全，既要是天下奇珍，又要不流于世俗。　

　　王亶望顯然在這方面是高手，所送禮品往往能夠博取乾隆的歡心。比如說，他準備送給皇帝一柄價值4000兩白銀的玉如意，經過一番衡量覺得還不足以表達自己的孝敬之心，于是又在玉如意上鑲嵌大大小小珍珠為飾。四分重的珠子大約值四五千兩白銀，重五分者則需六七千兩，如搞一顆像龍眼果那樣重3錢的珠子，至少要掏白銀2萬兩。像王亶望出手如此闊綽，在各省督撫中也是屈指可數的。就算他們有這份孝心，也沒有這份財力。　

　　王亶望之所以下這麼大本錢辦貢，倒不是他比其他官員大方，而是因為他所任的浙江巡撫是天下肥缺，一年朝廷發給他的養廉銀就有1萬兩，又加上他兼管鹽政，每年又增加9800兩津貼，這些都是制度內的合法收入。如果其他官員也打腫臉充胖子，就是自己一年的俸祿都搭進去也置辦不起禮品，更不要說過節要貢，過年要貢，皇上“萬壽”（生日）要貢，皇太後“聖壽”（生日）也要貢。　

　　雖然進貢標準不一，但別的督撫大吏乃至京中權貴在這件事上也不敢有絲毫的怠慢。他們也得打腫臉充胖子，想盡一切辦法緊跟而上，進貢成了當時各級官員爭寵賣乖的必備手段。其實進貢之風並不是始于王亶望，當時的大學士、雲貴總督李侍堯曾經一次性進貢品九十余種。當時有人將乾隆朝進貢成風的罪責推到李侍堯的身上，認定李侍堯“善納貢獻，物皆精巧，是以天下封疆大吏從風而靡”。　

　　其實將吏治腐敗的責任一股腦推給某個腐敗官員是沒有道理的。上梁不正下梁歪，正因為皇帝好這一口，下面的官員才會投其所好。　

　　連續的貪污案暴露出了官僚集團的貪腐黑幕，乾隆也並非不清楚官員們進貢與吏治敗壞之間的關係。乾隆皇帝在查辦王亶望貪污案的整個過程中，曾經三次降旨對進貢作出某種限制，我們姑且將其認定為乾隆對官員進貢之事的自我檢討。但乾隆這麼做，只是做做應景的表面文章。因為沒有官員會相信這種蔓延開來的腐敗之風會來個急剎車。　

　　當然對于皇帝來說，不納貢並不代表不斂財。在權力係統的利益管道中，又何止這一種選擇。比如說“和珅跌倒，嘉慶吃飽”。如果說和珅撈取的是灰色利益或者黑色利益，那麼嘉慶抄沒其資產，是不是間接撈取灰色或者黑色利益呢？如果全部充入國庫，並將這些資產用于民生，就等于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但實際上並未如此。就拿王亶望貪污案來說，被革職拿問的甘肅原任、現任的大小官員有一百多名，統統被抄家。在籍沒的家產中，金珠玉玩之類最貴重的一份，照例要送進皇帝的私人金庫——內務府廣儲司。如此轉了一圈下來，本來以為貪官被殺的殺，抄家的抄家，可皇帝還是將自己扣在了這條灰色利益鏈的最後一環。　

　　這次全國性的抄家活動持續了兩年之久，甘肅省所有的貪官數年所積珍寶，可以說悉數歸入乾隆皇帝的私囊。皇帝對官員的借事罰銀，也幾近巧取豪奪。上面曾提到的江蘇巡撫閔鶚元的弟弟閔鶴元貪污賑銀1萬9千兩，乾隆皇帝命閔鶴元十倍罰出，即罰銀19萬兩。不久又發現閔鶴元虧空庫銀6萬多兩，也讓閔鶴元賠補。閔鶚元對其弟知情不舉，在皇帝審查之時又吞吞吐吐，乾隆皇帝命其“自行議罪”，自己給自己定個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