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常說“京官窮”，依據是京官的俸祿的確少得可憐。清朝的京官比外官窮。外官有大筆的養廉銀子，其數目相當于正俸的二三十倍，灰色收入也比較多。但話又說回來，在當時手握權柄的官員誰又會僅靠那點死工資來生活？京官中也有相當一部分手中有權，又不乏生財有道的主。他們撈外快的方式主要是打外吏的主意，借外吏之手來攫取灰色收入。　

　　俗話說，“朝中有人好做官”，于是在京官與地方官場之間就必然會形成一種權錢交換機制。享有稅收權力的官員就有耗羨，自然免不了引起政府各部門與權力各階層之間的不平衡。結果，“耗羨”就要拿出來進行“再分配”。如此一來，以送禮方式形成的陋規，就成為調節官吏收入的主要途徑。而陋規不但能平衡收入、調整心態，更重要的是這種送禮方式符合中國人的基本社會規范，能夠在官員之間建立一種情感上的聯絡關係。　

　　可以說，陋規是傳統官場的一種潤滑劑，離開了它，官僚機器就會變得生硬，甚至磕磕碰碰。　

　　京官擁有地方官員任免的大權，外官為了鞏固自己的地位，就必須與京官結成利益關係。這里所說的京官指的是掌握實權的高官。張集馨在《道鹹宦海見聞錄》里講陜西糧道向上司和有關衙門官員送禮定規為：給西安將軍三節兩壽禮，每次銀800兩，表禮、水禮八色，門包40兩；八旗都統二人，每人每節銀200兩，水禮四色；陜西巡撫，四季致送，每季銀1300兩，節壽送表禮、水禮、門包雜費；陜西總督，三節致送，每節銀1000兩，表禮、水禮八色及門包雜費。高級衙門的師爺節壽禮亦有規定，所謂“撫、藩、臬幕友一年節壽陋規，俱由首縣攤派各州縣書吏冊費，藩司用印札代為催取”。在中央衙門，書吏給司官送“年終規禮”。　

　　與京城高官和地方官員相比，中、下級京官的生活可就沒有那麼滋潤了，所以這幫中下級京官都希望有朝一日能夠外放實缺，那樣就可以有發財的機會了，然而“實缺”、“肥缺”畢竟是有限的，爭之不易，只好眼睜睜看著有實權的大大小小官員憑借權力發家致富，大發橫財。而這樣一任知府的正式收入、灰色收入合計下來，撈取個十萬兩銀子不是什麼難事。　

　　封疆大吏在地方上要興辦什麼事（當然要有利可圖，盡管打著為國為民的旗號），首先要疏通中央的主管衙門，特別是皇上跟前能夠說得進話兒的朝中實權派。所以督撫等大員進京辦事，都要帶上一筆數目可觀的銀款，以及金珠玉玩之類的珍寶，用來饋贈那些身居要職的京官，以取得他們的關照和通融。對于封建官家制度來說，“朝中有人好做官”、“大樹底下好乘涼”並不是隨便說著玩的，而是官員獲取權力值的一條路徑。　

　　明清時期的京官與地方官之間的聯係非常緊密，京官混在皇城里，就像地方官員派去皇帝身邊的臥底。尤其是那些地方大員，他們需要隨時隨地了解京城的一切動態，了解皇帝的喜怒哀樂和對自己的看法，以備不時之需。《歧路燈》里說：“這官場中椒料兒，全憑著聲氣相通，扯撈的官場中都有線索，才是做官的規矩。”　

　　對于地方官員來說，京官不僅扮演著臥底收集中央情報的角色，而且還掌握著任免、參撤官員等權力。而地方官員為獲取這些信息和得到京官的照應，讓官路越走越通達，往往會向京官饋贈銀錢物件等。　

　　這是一種典型的利益交換，地方官員用錢物來換取晉升的通道，而京官也為自己的財富累積開辟出一條輸血的管道，雙方可以說是各取所需。　

　　地方官與京官把雙方這種灰色交易雅化，明明是赤裸裸的利益交換，卻偏要說成人與人之間的私下交情。比如夏天送錢物叫“冰敬”，冬天送的錢財叫“炭敬”，離京時送的叫“別敬”或者“別儀”，年節送的叫“年敬”、“節敬”，甚至在時令季節，送些水果，比如西瓜，也要安個名號叫“瓜敬”，雅潔的禮品則稱為“筆帕敬”等等數不勝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