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任平番縣知縣何汝南，在主持本縣辦災兩年間，浮開賑銀6萬余兩，納入私囊；原任狄道州知州陳常，在三年任內共辦監生執照4000余張，每名多收銀10兩，合計起來貪污的銀兩也4萬有余。　

　　從乾隆三十九年開捐到四十六年案發，歷任甘肅省各州縣長官百余員，幾乎到了無人不貪、無人不腐的地步。這些撈足了的州縣官還要用贓銀去喂自己的上司。比如說上面提到的那個知縣何汝南，前後就送王亶望銀1萬8千余兩，“饋送”蔣全迪6千余兩，總督勒爾謹交他辦買物件，花去銀6千余兩。　

　　還有個叫麥桓的廣東人就更加瘋狂，他被分發到甘肅待補知縣之缺，當時正趕上各州縣報辦夏災，為急于補上官缺好趁著眼下的災情大撈油水，就托了個中間人向蔣全迪疏通，最後達成交易，麥桓送王亶望、蔣全迪各8千兩銀。　

　　無奈麥桓只是一個待補缺的候補官員，手中並沒有多少錢。這種情況下怎麼辦呢？這難不倒他們，先打個白條，將來有錢補上。麥桓答應，如果自己能夠補上實缺，捏災冒銷得銀後，將連本帶息奉送。這樣，蔣全迪保舉他升補靖雲知縣，麥桓則風風火火趕到任所大辦其“捐監賑災”，以籌措銀兩還債。　

　　這些額外的收入，遠遠超過官員們的合法工資。我們就拿蘭州知府蔣全迪來說，他作為四品官的知府每年俸祿為105兩，養廉銀為4000兩左右，二者加在一起其合法收入三年也不過12300多兩。可我們都知道“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為了證明這不是誇大之詞，我們需要從清朝官場的陋規說起。　

　　所謂的陋規，就是官場中那些相沿的不成文的規矩，無非是賄賂需索之事。清朝官員有很多收入都來自這種“灰色途徑”。既然稱之為“灰色”，那就是說它走的既不是陽光路線，也不是伸手不見五指的黑色路線。而且這些規則都有一個由頭，使人覺得受之坦然。清朝官員的薪俸照搬明朝的低薪制，一品官（相當于現代的正部級以上官員）的俸銀每年也不過180兩，每月只有十幾兩銀子（京官有所謂“恩俸”，即照原俸餉另給一份，另外給一點有限的俸米），小一點的七品官知縣之類，每年俸銀只有四五十兩。　

　　按常理來說，這樣微薄的收入在當時的社會中，只能維持小康型或溫飽型的生活水準。但是在當時，很多官僚都過著一擲千金的闊綽生活，他們哪里來的錢撐起自己的富豪生活呢？毋庸置疑，這些人都擁有一個取之不竭的造血係統。　

　　在當時，凡是州、縣地方官員，主要就是靠徵收錢糧時進行盤剝。錢糧就是田賦，最初徵收的是實物，後來改成“折色”，也就是折成銀子。無論徵收實物或是銀子，都有一種“耗羨”陋規。　

　　所謂“耗羨”，即指在徵收銀糧時，以彌補損耗為由在正額之外加徵的部分。一般情況下，徵收的銀兩中，每兩加徵四分至二錢作為火耗；糧一石加徵二升到一鬥幾升，積少成多，總量是一個可觀的數字。實際上這筆耗羨並沒有進入國庫，而是進了那些州、縣官員的個人腰包，成為一筆公開的、朝廷默認的好處費。　

　　有時候“耗羨”等各種各樣的額外陋規所徵收的數額，甚至超過了正常稅收的十幾倍。　

　　康熙就曾經在公開場合說過：“如州縣官止取一分火耗，此外不取，便是好官。”一句話，少貪的官員就是好官、清官。在這里，康熙皇帝比誰都清楚，官員徵收的火耗遠遠不止一分（1％）。號稱康熙年間第一清官的嘉定知縣陸隴其，也要加徵四分火耗（4％）。　

　　由于全國各地的情況不一樣，又加上官員抱著各自不同的心態，所以對于加徵火耗的比例，朝廷並沒有做統一的規定。各地按照沿用已久的官場習慣在操作，“每兩有加至二三錢、四五錢者”，“稅輕耗重，數倍于正額者有之”。　

　　正稅與火耗的關係，就像當今社會稅與費的關係。根據現有的資料綜合來看，清代的火耗大體在正稅的10％∼50％之間。　

　　這樣一筆數目不小的“預算外收入”不受朝廷控制，最後都會裝進官吏的口袋。　

　　享有稅收權力的官員就有耗羨，自然免不了引起其他部門官員不滿，並造成各層次之間的不平衡。為了均衡利益，耗羨就成了一塊大蛋糕，除了見者有份，還要進行二次分配、三次分配。　

　　在清朝衙門大堂之上最常見的匾額是“天理人情國法”，可以說這正是大部分官員的行為準則。首先是個“理”字，自從理學興起，萬事都逃不開個理字；然後就要考慮到人情關係，中國的熟人社會里時時處處都布滿一張張撕扯不斷的“情網”，最後才輪到遵循官家制度的國法。說到底，在古代權力結構中，國法在很大程度上是為天理和人情服務的。由此可見，中國古代官家制度的運行理念，由“天理”確定其價值準則，由“人情”定位其行為規范，由“制度”來充當權力運行的工具。　

　　正是這種“人情”上的考量，將灰色生存網越拉越大。耗羨這項灰色收入，如果只有一部分官員（州縣親民官）擁有，其他官員不能染指，那麼這種灰色生存的把戲根本沒有辦法在古代權力係統中生根發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