惡政就像魚在吞吃大船，大船雖大，也架不住群魚四下來攻，最後落得千瘡百孔。在古代官場，如果一個官員想要保全官位或者得到升遷，他就必須參與到這個貪腐集體中。否則作為異己就無法存活于這條食物鏈中，因為他的上級和同僚會擔心他有可能會將自己揭發出來。　

　　而在權力的食物鏈中，每一個等級都有自己的獵食方式。這就好比動物世界里，就算處于食肉動物最底層的鬣狗，也有吃腐肉的份。　

　　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發生了一起震古爍今的大案，準確地說這是清朝建國以來的頭號貪污大案：甘肅貪污案。　

　　此案涉案人員之廣、官員級別差距之大都創造了一項新的紀錄。在這場肅貪風暴中，從封疆大吏到州縣官員，貪污白銀2萬兩以上的案犯斬首56人，免死發遣46人，革職、杖流、病故、畏罪自殺者數十人。一場肅貪之風橫掃過後，甘肅官場為之一空。有人總結甘肅貪污案的特點：無官不貪，而且是有組織、成係統、走程序地貪腐。從上到下，形成了一個金字塔式的貪腐生態係統。　

　　這難免讓人聯想起香港黑幫片中常見的橋段：一個黑幫老大，將一把槍或者砍刀塞到一個人手里，讓他去幹掉另一個被打得毫無反抗能力的人，這個人通常是他的手下或者即將成為手下的，而且沒有犯罪經驗，在一定程度上還表現得很正派。　

　　這樣做的目的想必大家都知道，你和我們一起殺了這個人，你就是同謀了，就是自己人了。既然你是自己人，就不用擔心你出賣我們了。　

　　整個甘肅官場，當時就是一個“利益共同體”。誰都不是一個人在戰鬥，作為其中的一分子，誰都別想潔身自好。你不和大家一起玩，怎麼能放心你啊？你不和我們一起幹，就是不上道、不識時務，升遷、提拔的時候只有靠邊站。要黑大家一起黑。在那樣的醬缸環境里，誰都別指望做一只獨善其身的“白烏鴉”。　

　　這種情況，我稱之為官場的“齊黑”效應。　

　　現代社會民謠“四大鐵”里的後兩條說的就是此類現象，“一起同過窗，一起扛過槍，一起嫖過娼，一起分過贓”。“齊黑”講究的就是凡事“一起”，大家都是一根繩上的螞蚱，相同的利害關係讓彼此結成了命運的共同體。　

　　在長達七年時間里，連續向朝廷謊報全省連年大旱是一個高風險的行為，如果不是全體官員集體配合，玩了一出“齊黑”效應，一般情況下是很容易被揭穿的。要做到“齊黑”，那就必須要將這條權力鏈上的每一個官員都拖下水變成共犯，很多時候，還要把好人硬生生地逼成壞人。　

　　這場特大貪污案件的首犯，不是別人，正是乾隆皇帝曾經十分倚重的封疆大吏王亶望。　

　　王亶望是山西臨汾人，是通過舉人捐納知縣走上仕途的，歷任知縣、知府。乾隆三十九年（1774），他從京官調任甘肅布政使，相當于甘肅省省長，受命專門辦理收捐監糧。　

　　在當時，甘肅可以算得上是全國最窮的省份之一。每年戶部都要調撥巨額款項用于該地購買糧食，以撫恤當地的災民，供應當地滿漢駐軍以及救濟新疆之需。　

　　乾隆二十三年（1758），清政府規定：各州縣存儲米谷，大州縣存1萬石，中州縣儲8千石，小州縣存6千石，全國統一標準。以後又根據實際情況，對局部地區的糧食儲備數額進行了調整。在當時，像甘肅這樣的落後地區，當地的老百姓沒有其他收入，就靠兩畝薄田來維持自己的生計。風調雨順之年，老百姓都難以糊口，如果不幸攤上災年，吃飯就成了大問題。朝廷也對這一地區出臺了特別的撫恤政策：該省大州縣存谷2萬石，中州縣1萬6千石，小州縣1萬2千石。由于區域之間差異性較大，根據不同類型，朝廷往往會制定不同的標準。　

　　為節省國庫開支，乾隆二十五年（1760），清廷特準甘肅及外省商民納糧捐納監生，就地解決缺糧之急。監生，也就是國子監的學生。比如說，文學大師曹雪芹的叔祖曹荃，叔伯曹顏、曹顒也都是“捐納監生”出身。監生並不是實際的官職，而是“晉身之階”。通常情況下，讀書人需要通過層層科舉考試，取得進士資格才能做官。但對于那些達官顯貴、豪門巨富來說，他們可以不用參加層層考試，只要用金錢買到監生的身份，就可以直接參加鄉試，為步入官場打開一條捷徑，這就叫“捐納監生”。對于他們來說，錢不是問題，不去捐納監生才是大問題，打通做官的通道爭取早日出仕，用財富兌換權力，然後再用權力為財富護航、反哺財富才是一樁最好的買賣。